特立獨行
嬉皮士嬉皮士應當是追求與眾不同的，但為什麼所有嬉皮士卻都千人一面？數學家和遺傳學家找到了化解這一矛盾課題的方法。
西班牙《萬象》月刊5月號刊文稱，毋庸置疑，嬉皮士喜歡特立獨行，希望與一切決裂。然而，大街上卻擠滿了蓄著大鬍子、騎著復古腳踏車、穿著破洞牛仔褲、頂著一頭蓬亂的頭髮、穿著匡威運動鞋的嬉皮士。雖然原始社會早就結束了，但他們依然任鬍子瘋長。而且自相矛盾的是，這些自感與眾不同的非主流嬉皮士卻越來越多——在這個原本已經很擁擠的世界中，幾乎一半的空間都被這些所謂的時髦人士占據了。3位專家從不同領域對這個有趣的課題展開了研究，揭示了為什麼這些叛逆的嬉皮士越來越多，以及他們為何如此離經叛道的原因。
追求時髦的行為是出於人類的創新性和獨一無二性。有些人就是喜歡獨樹一幟，或者說某種“獨樹一幟”的風格，於是便開始模仿具有這種風格的一個人或者少數幾個人。一個小圈子裡的朋友們更容易互相模仿、互相感染。在這群人當中，會有一個或少數幾個人為了保持在小團體裡“時尚教主”的地位，而花樣頻出並不斷嘗試新的風格和造型。如果只有一個人特立獨行，其實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但這種情況不會發生，就像一群羊永遠都會共同前進一樣，這個“特立獨行”的人總會引起一群人的共鳴。因為人類畢竟是群居動物，很多人天生缺乏主見。
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的數學家保羅·斯馬爾迪諾制定了一個公式，用以解釋一種社會潮流是如何起源並逐漸演化的，比如“嬉皮士現象”是如何從某些人的特立獨行演化為一場群居動物的模仿秀。
斯馬爾迪諾認為，一個人最初可能非常與眾不同，但隨著時間的推移，此人的個性稜角可能會被磨平，並逐漸融入一個群體。結果就是，某個群體變成了一個辨識度很高且整齊劃一的群體，並且還會不斷有人加入。例如，所有嬉皮士都留著鬍鬚，穿著格子襯衫。
斯馬爾迪諾表示：“假如只有少數幾個特立獨行的人，這個過程將不會存在，因為所有人都和別人不同。然而，由於有這么多‘特立獨行’的人，屬於某一種次文化的個體逐漸發現原來還有很多人和自己有著相同的想法和感受，於是便自然而然地形成一個群體。”他認為，只有那些極端傳統和那些極端叛逆的人才不適用於這個公式。
社會學家皮埃爾·布爾迪厄早在數年前就萌生了和斯馬爾迪諾類似的想法。他認為，當一種流行發展到極致，就是其面臨消亡的時候。也就是說，當滿大街都是大鬍子，就是到了掛起剃鬚風潮的時候了。只有“腦殘粉”才會固執地認為某種行將沒落的流行潮流依然“特立獨行”。很多社會學家都認為，這種情況往往出現在某些特別是具有藝術天分的群體中。
遺傳學家讓·魏森巴赫嘗試從基因角度出發，來解釋“嬉皮士現象”等社會潮流的演化。他對上百名嬉皮士的基因序列進行了研究，結果發現這些人身上都帶有容易讓別人認為他們具有“天才”特質的基因。魏森巴赫指出，嬉皮士的CAG-CAG基因序列的重複方式和大多數人不同。而這種基因與人類大腦的布羅卡區存在關聯。因此嬉皮士比起一般人口才更好，更喜歡閱讀、詩歌和藝術。
魏森巴赫表示，基因上的不同讓這些人離經叛道的人感到被邊緣化。他們看待世界、表情達意和傾聽他人的方式都和普通人不同，因此顯得很獨特。這種基因特殊性通常會體現在具有創造力、攝影天分、音樂才能和色彩敏銳度上面。因此，很多嬉皮士尤其在藝術方面都有一技之長也就不難理解了。（編譯/劉麗菲）
歸隱田園
中國一些人正在對消費社會感到厭倦，越來越多的城市人選擇離開城市，隱居在中國鄉村，過上田園生活。我們形容他們為中國的“嬉皮士”。
在上海的崇明島，有一名前房地產企業高管、一名前商人以及一些前城市居民，他們放棄了高薪工作，來到島上種菜。于飛虎（音）就是他們其中的一員，他在廣東有車有房，還有一份好工作，但他最終決定回到他出生的農村。
18歲的時候，于飛虎懷揣著夢想離開崇明島。兩年前，他帶著妻子和11歲的兒子搬回老家，住在祖屋附近一個小農場的簡陋兩居室里。于飛虎說，他以前在東莞從事房地產行業，因此覺得在廣東逃離污染是不可能的。他說：“河水都是黑的，魚身上都有汽油的味道。污染成那樣，可能需要300年才能恢復過來。”
不過，于飛虎現在所過的農村生活也並不是原始純樸的樣子。崇明島的空氣似乎並不比空氣品質達到“危險”級別的上海市區好多少。甚至崇明島的雨水也被污染了：它離中國工業化程度最高的地區之一長三角只有一步之遙，而且島嶼兩側就是被嚴重污染的長江。
報導指出，由於接近被污染的河流，于飛虎祖上留下來的地已無法耕種，所以他在島中央租了一塊地，並試圖將這塊地與島上的地表水隔離開來，僅僅依靠雨水和地下水灌溉。他坦承，崇明島的雨水是酸性的，地下水也被污染了。但他指出，污染是一個相對概念。
于飛虎說，目前他家雞蛋、魚、蔬菜已實現了自給自足，但需要購買油和一些肉類。儘管1月份寒冷潮濕，他也沒有浪費錢在簡陋的農舍里添置取暖設備。他說：“一點都不懷念以前的生活，錢買不到幸福。”
“雷鋒品牌”
不同時代，人們通過不同方式學習雷鋒。
1940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戰火開始向全球蔓延。那一年，雷鋒、李小龍、列儂來到這個世界。之後三人都成為了世界級的“模範”，在不同的領域影響了一代又一代人。
幾十年來，隨著時代變遷，“雷鋒”——這箇中國人家喻戶曉的名字，事實上已經成為境外媒體關注中國的一個視窗。用美國《時代》周刊的話說:“雷鋒品牌是中國人民也是全人類共同的精神財富。”
“共產主義榜樣”
“向雷鋒同志學習！”1963年，毛主席的這一號召在幾億中國人的心中播下了種子，雷鋒成為全國工廠、人民公社和部隊的榜樣。這是雷鋒犧牲的第二年，學雷鋒活動正在中國大地上紅紅火火地進行著。
當年8月，日本中國友好協會第一次派遣學習代表團來華訪問。他們用一個月時間行走於剛經歷過三年自然災害的中國，隨後在9月21日出版的《日本和中國》（日本中國友好協會機關報）中刊登了一篇題為《學習是中國的關鍵，協會學習代表團參觀記》的文章，描述了一個“想像之外的中國”:在全中國，無論城市或者農村，到處都充滿著一種延安精神。
在日本代表團團員看來，建設階段體現延安精神的“雷鋒”的感染力尤其令人震撼。“雷鋒的事跡和他的日記中的話以及毛主席、朱德委員長等領導人號召學習雷鋒的題詞，幾乎貼滿了工廠和農村的牆壁”。這樣的環境使得“謙虛有禮貌，而且有火一樣勞動熱情的青年人”隨處可見，他們認為這正是中國人民克服困難的精神動力所在。
全中國人民學習雷鋒的訊息也傳到了阿爾巴尼亞。1963年11月27日，阿《青年之聲報》登載了雷鋒日記摘錄，並在“行動從思想來，榮譽從集體來”的標題下介紹了雷鋒的生平。《青年之聲報》將“雷鋒的短促而豐富的一生”概括為“以高度的共產主義道德品質教育出來的普通人的一生”。它指出，中國人民忠實的兒子雷鋒以高度的共產主義道德品質鼓舞著青年；雷鋒直到他的心臟停止跳動的最後一刻，仍把集體利益置於個人利益之上，並為祖國的利益和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獻出了全部的精力。而在這場學習運動的影響下，全中國已經湧現出成千上萬個“雷鋒”。
自此，中國便走進外界矚目的“全民學雷鋒”時代。1977年，義大利安莎社曾評論當年中國“開展紀念雷鋒活動”的目的，指出是“要以這個榜樣來取代支持‘四人幫’的偏激的青年的榜樣”。它還引用西方觀察家的觀點闡述紀念雷鋒活動在特殊時期的內涵:人們正利用他作為促進生產的榜樣，特別是在為了促進生產需要廣大民眾都具有團隊精神精神的時候。
文化衫和遊戲
改革開放後，中國人開始下海、經商、賺錢，但“雷鋒”卻並沒有因此變得“遙遠”。外媒觀察後認為，去除特定時代的烙印，重新發現雷鋒的當代意義正日益成為中國人關心的話題。
“本星期，北京街頭出現了橫幅，公共汽車上張貼著標語，上面寫著‘向雷鋒同志學習’。一些共青團員擦洗了街頭的公用電話亭。”1987年3月，美國《基督教科學箴言報》報導稱，“北京的宣傳者請回他們在60年代的英雄:雷鋒”。
“重視雷鋒精神”、“重提雷鋒”、“開展紀念雷鋒活動”等字眼開始頻繁出現在大街小巷以及報紙、電視等媒體上，雷鋒再一次點燃了中國人民的熱情。
1993年，中共中央決定深入開展學雷鋒活動。英國路透社在是年1月發文關注這一“面目一新的雷鋒運動”，並引用《人民日報》的評論認為，“這場運動將揭示出學習雷鋒在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重要意義。”
這一重要意義預示著往昔代表團隊精神的雷鋒精神會出現怎樣的變化？“時代的發展使雷鋒精神的定義更加豐富了，遠遠超出了無私的‘狹隘定義’。對於普通公眾來說，雷鋒精神現在也意味著對人熱情，對解決社會難題的認真態度。雷鋒精神有助於解決國有企業（弊端）和失業的問題。”1998年“雷鋒日”，德國《法蘭克福匯報》引用新華社的報導回答了這一疑問。該文還闡述道:“雷鋒從來沒有被困難壓倒過。他的樂觀主義能給人以勇氣，能緩和社會的緊張關係。”
“雷鋒”變得越來越不可或缺，並與人們的生活緊密相連。2002年日本《朝日新聞》發現北京開始流行“雷鋒衫”——雷鋒畫像印上了T恤衫；2005年，美聯社報導“雷鋒進入網路遊戲”:網路遊戲《中華英雄譜》里有了解放軍戰士雷鋒。“雖然正統的理想已經讓位於市場經濟，但是中國領導人號召建立和諧社會，鼓勵人們學習雷鋒的無私奉獻精神，於是微笑的雷鋒形象再次頻頻出現。”美聯社如是解讀。
人性化形象
不斷倡導重拾雷鋒精神的背後，境外媒體也注意到，中國主流媒體當下正在展現一個更人性化的、真實的雷鋒。
在美麗浪漫的團山湖，“下鄉知青”雷鋒度過了他一生中最浪漫的時光。他學會了騎馬，並騎著它沿湖邊去送信；他成為縣裡第一個拖拉機手；他在縣裡的報紙上第一次發表了散文；他開始寫小說、詩歌，渴望成為一名記錄激情時代的文藝青年；他還和農場的一位女同事發生了一段隱約的朦朧情感……《雷鋒1940—1962》一書中如是描述文藝青年雷鋒的生活，被認為是雷鋒的“革命說明書”。
2006年一個偶然的機會，出版人師永剛看到雷鋒當年的攝影師之一張俊先生的很多圖片，照片裡的雷鋒騎機車、開拖拉機、穿時髦的衣服，留著劉海……完全一個生活化的雷鋒形象。於是他和朋友一起編輯出版了《雷鋒1940—1962》，為人們展示一個不一樣但又真實的雷鋒。
美國《時代》周刊看到此書後寫下文章:“戴皮帽子的嬉皮士”，來講述全新的、時尚且酷的雷鋒以及雷鋒照片背後的故事。而在此之前，《時代》周刊曾這樣問道，為什麼雷鋒是留下照片最多的模範？為什麼他做的一切好事身邊都有人拍照記錄？
一個中國英雄的形象在更新和充實，而這也並不妨礙中國人理解“英雄”的概念多樣化。
香港《南華早報》認為，“毛澤東時期的偶像仍是新時期的英雄”，只不過需要“變身”。2011年，身著綠色軍裝，外披紅色斗篷，頭戴棉帽，騎著一輛中國產的“鳳凰”牌腳踏車的“雷鋒俠”一度紅火於網路。他會變身成超級英雄引導盲人過馬路，還會刮掉貼在路燈燈柱上騙人的小廣告。雖然“雷鋒俠”原型乃是中國一位做好事的普通清潔工，但人們口口相傳的是:“雷鋒”又回來了。
在《南華早報》看來，這種真實而謙遜地塑造人物的方式，使這個英雄得到了許多中國年輕人的喜愛。相比過去，新時期的公眾對一個心腸好又親切的小人物會更加認同。
精神自由
港刊刊登了美國反侵越戰爭運動領袖傑里·魯賓的訪問記，對美國左翼運動做了回顧與前瞻。
問：魯賓先生，請你介紹一下你個人的歷史。
答：我出生於1937年，在美國東部俄亥俄州長大。父親是貨車司機，大概是屬於社會的中下層吧。我們有電視機，有汽車，有一間比較舒適的房屋，但不算有錢，不像我們的一些親戚那樣可以時常到其他地方度假。我是猶太人，但我不信奉猶太教的。我在辛辛那提市上學，直到大學畢業，跟著便進報館做事。開始的時候，我主要是負責採訪體育新聞，那時我對球類最感興趣。後來，轉為採訪時事及社會新聞。
從那個時候起，我開始對美國的價值觀念產生反感。究竟物質享受是否人生的最高目標呢？為金錢而工作似乎是完全沒有意義的。美國社會虛偽的事情很多，也很顯著。於是乎我對整個社會產生了懷疑，在50年代，不特只是我有這些零碎的個人的發現，很多其他人也有同樣的感受，結論是美國是一個殘暴的、充滿種族歧視的、虛偽的國家。在50年代這種看法在很多人思想之中已經孕育著。那個時候，這些情緒大致上都被壓抑著。大家還沒有把它表露出來。
問：你怎樣開始參加反越戰運動？
答：1965年我住在美國西岸柏克萊城，美國國防部把訓練好的士兵準備運送到越南作戰。我們於是組織反越戰集會，遊行示威，還組織民眾攔截運送士兵的火車。當時警察很兇，蠻橫地打人拉人，把我們從火車軌上抬走。這次示威抗議吸引了一大批記者，電視電台做了不少報導。從那時起，我們發覺宣傳工具的威力，也學會了利用宣傳工具為我們服務。自此以後，我們不斷組織大規模的示威遊行來反對政府的越戰政策，並全面檢討美國大學教育制度、經濟結構及決定意識形態的因素，把這些同越戰聯繫起來。那個時期，是美國青年最富想像力、最具反抗精神的一段時期。
問：反戰隊伍當中是不是有很多“嬉皮士”呢？
答：是的。那個時候，美國社會出現了這樣的一些現象：學生不喜歡念書，很多大、中學生半途輟學，他們喜歡追求比較自由自在的生活方式，這群青年不修邊幅，留長頭髮，衣著古怪，愛吸大麻。他們聚群而居，自成一個小天地，十分鄙視金錢和物質文明——這就是所謂“嬉皮士”。
問：你曾經是“葉皮士”的領袖，你可否解釋“葉皮士”的來由？
答：“嬉皮士”基本上對政治是不感興趣的，他們認為最重要的事情是尋求精神上的自由，他們吃迷幻藥，表現個性；他們認為每一個人都是美麗的，而每個人都應該和別人和睦相處，不要製造麻煩，那么世界就會美好起來了。但我們有一批人的背景比較富於政治色彩。我們肯定“嬉皮士”運動是一個反對美國資本主義社會價值觀念的革命運動，但我們認為要使“嬉皮士”運動有領導和方向，所以我們把Hippies這個字的第一個字母“H”刪掉，以“Y”字字母作為代替，兩個字（Hippies和yippies）的聲音很相似，因此，“葉皮士”就是一個參與政治活動的“嬉皮士”。很多“嬉皮士”後來真的成為“葉皮士”了，這是很自然的發展。他們參加反越戰和平運動示威。到了1967年時，“嬉皮士”運動已被“葉皮士”運動代替了。那時我們有一個幻想：只要所有的青年人都離開家庭，拋棄學業，就會使全國癱瘓，美國社會便會改變了。
問：一般人對你們的看法怎么樣？
答：有點驚愕。他們反對吸食大麻，認為這是沒出息的；他們愛國主義思想也比較濃，認為我們逃避兵役、燒毀國旗是不愛國的表現。當時我們也真鬧得較凶，我們儘量設法嘲諷美國的傳統及生活方式。一次，我們走入了紐約的股票市場，散發紙幣，搞得那裡秩序大亂，弄來不少警察。當警察荷槍實彈面對我們，企圖阻止我們上街遊行的時候，我們帶著一簇簇的鮮花獻給這些法律的保衛者，我們還取笑我們的總統……總而言之，花樣百出。這樣子一搞，美國的宣傳機構可樂了，他們派來大批的攝影記者，把我們的活動一一攝入鏡頭，在電視廣播，大大地擴大了我們的影響力。
問：你們這些做法豈不是很成功？
答：可以這么說，不過這些行動基本上富於個人主義色彩，我們毫無紀律；一句話，還是屬於資產階級的。格林先生日前給我們的批評是對的。我們把個人的行為和整體的政治目的分割了。雖然我們起了一些作用，但是沒有持久的能耐，結果還不是沉寂了下來。
問：“嬉皮士”和你們到底起了什麼作用呢？
答：作用是不小的，可以說是關鍵性的，這些行動使美國部分的軍事部署癱瘓了。把“嬉皮士”等的貢獻一筆勾銷是不對的，在美國不少左派人士否定了“嬉皮士”所起的積極作用，這不是客觀的分析。中國政府對我們這些人怎樣評價呢？我不曉得。
問：“嬉皮士”的團體還存在嗎？
答：還有的，但已沒有以前那樣聲勢浩大了。在1969年我在一間大學演講，因為我有名氣，所以還有2000名的聽眾慕名而來。在美國，如果你是個名人，不管你的政治立場如何，左右派的人都來看看你究竟是怎樣的。我向他們講出越戰的真相，很多都接受我的講話，有些人當場插口同意我的講法。他們離開會場後，或許很容易改變主意，但是起碼他們對這件事增進了理解。
但這幾年來，美國青年對政治的興趣淡薄了。他們把我看做60年代的一位失敗的領袖；還有一點，美國人是性急的，他們凡事都要立竿見影，包括革命活動，要立刻取得勝利。在60年代，我們有些人頭腦發熱，以為革命3、4年內就會在國內爆發。我們都是革命理想主義者和革命浪漫主義者，但是我們沒有高度的組織紀律，沒有做艱苦細緻的工作，這是我們的短處。我這次到中國旅行參觀的一個大收穫，就是從中國人的身上懂得了長期艱苦奮鬥的必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