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一青[原河北省承德市話劇團團長]](/img/2/85a/nBnauM3XwUjN5EjMwMjM0YTN1UTM1QDN5MjM5ADMwAjMwUzLzIzLzczLt92YucmbvRWdo5Cd0FmLwE2LvoDc0RHa.jpg "姚一青[原河北省承德市話劇團團長]")
人物信息
姚一青（1919—1999），原河北省承德市話劇團團長，1919年出生在江蘇省銅山縣一個農民家庭。1935年隴海鐵路在徐州招工，他以第一名的考試成績榜上有名，被分到開封車輛段作了一名司爐工，成為一名產業工人。16歲的姚一青記不清楚自己的出生日，參加革命後，他將自己的出生日期定格在了黨的誕生日7月1日這一天。
人物經歷
抗日救亡加入中國共產黨
1937年，開封扶倫國小（當時的鐵路子弟學校）的中共開封地下黨組織，發展姚一青參加了共產黨。黨支部書記是當時扶倫國小的校長吳萍（解放後在全國供銷總社工作，其丈夫是一機部副部長兼總工程師沈鴻）。有了自己的組織，姚一青開始努力為黨工作。他們經常在夜晚刷寫宣傳抗日救亡的口號，一個晚上開封的大街小巷就布滿了這樣的標語。姚一青還利用他經常出車的有利條件，把宣傳抗日救亡的傳單巧妙地散發到沿線鐵路。有一次老大哥張鵬程旁敲側擊地問姚一青，你是不是參加了共產黨，不然幹嗎忙成這個樣？姚一青信守入黨誓言，沒有透露自己的身份。1938年初他隨機車去西安，回來後卻見不到一個自己的同志。他不知道出了什麼事，只能自己暗中尋找，幾個月過去了仍然沒有同志們的訊息。姚一青做了最壞的估計：這幾個同志被捕了？時間一天天過去，什麼動靜也沒有，也始終沒有找到他的同志，與組織失去了聯繫。
1938年8月5日，西安鐵路地下黨成立了“隴海鐵路員工抗敵後援會鐵工話劇團”，這個話劇團是西安鐵路地下黨組織抗日救亡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姚一青發揮了他潛在的音樂天賦，在第一時間參加了鐵工話劇團，並擔任了劇團歌詠隊的負責人。在劇團成立3個月後的改選中，他被大家推選為鐵工話劇團副團長（當時團長是由黨組織指派的，副團長是民眾選舉的）。
鐵工話劇團在鐵道線上活動頻繁，演出的劇目都是以抗日救亡為主線。在紀念“九一八事變”七周年時，他們演出了《血祭九一八》、《掃射》、《放下你的鞭子》等等劇目。
姚一青他們演出大多在露天廣場，有時觀眾能達到數千人；他們還常去慰問傷員和難民，並為難民進行募捐義演；有時敵機轟炸後硝煙還沒散盡，他們就又開始演出了。他們利用鐵路的優勢，從西安出發，到鹹陽、武功、寶雞、臨潼、華陰等地的車站演出，為抗日團體籌集資金。姚一青是不脫產的話劇團團員，他把有些人抽菸、喝酒的時間，都用在努力學習音樂知識上了，不抽菸、不喝酒、不沾染壞習氣，這樣的好習慣不僅伴隨了他的一生還影響了他周圍的人。就在那個時期，姚一青學會了五線譜，並開始創作歌曲，還掌握了幾件樂器的演奏技巧。他做夢都想有一把小提琴，一有時間就往樂器行跑，可那裡的小提琴他根本買不起，跑得多了，樂器行的夥計都被他熱愛音樂的精神感動，允許他拉拉琴。小提琴那獨有的音質、音色使他激動不已，決定自己動手製作小提琴。他畫好琴的尺寸、式樣，花去幾個月的時間找來製作琴身的木料，先做好磨具，一點兒一點兒地刮，一刀一刀地刻，不到兩個月他終於有了自己的小提琴，話劇團的歌詠隊有了他的小提琴伴奏，演出更為精彩。
1939年，在地下黨員林樹森的介紹下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入黨時組織上沒有向本人了解在開封的情況，而姚本人思想單純，也就沒有向組織說明，因此，一個重大歷史問題就此開始了。
說來也巧，這時和他很久失去聯繫的“老大哥”張鵬程，隨機車從洛陽到西安進行機車大修。老朋友見面免不了在一起喝酒敘舊，姚一青公開、自然的交往情景，被當時西安鐵路地下黨的黨員柳文明看到，他並沒有向姚一青或是他的工友了解情況，主觀認為他是在與忠義會的組織接頭。柳文明將自己的懷疑向西安鐵路地下黨作了匯報，立即對姚一青進行了秘密審查，知道了他在開封第一次入黨前後的情況，認為問題特別重大，決定將他送延安繼續審查。
悲喜交集的延安生活
2003年7月，為了紀念毛主席《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60周年，棗園文工團成立60周年，由國家安全工作研究所編輯出版了《毛主席身邊的棗園文工團》一書。 這部由後來成為黨的領導人、革命家和文藝界名流撰寫的回憶錄里，已經謝世多年的姚一青的名字赫然出現在其中。由李克農拍攝的姚一青懷抱長鬍，和大家的合影照，收在了這部書里，至今也還懸掛在棗園的窯洞裡。對姚一青來說，那是他一生中悲喜交集的時段。
在1942年的延安整風運動中，姚一青被停止了黨籍，編在西北公學第三班。當時校黨委的負責人是吳德同志，校長是李逸民，姚一青的班主任是後來擔任黨中央副主席的汪東興同志。在西北公學主要是審查在開封市時被懷疑有出賣同志的問題。姚一青曾三次被拉去陪綁，逼迫其交待問題。儘管姚一青如實講述了事實真相，但因當時歷史情況所限，很多問題無法查證，更得不到澄清。組織上還是給姚一青做了個“內奸”的結論。開始他無法接受這樣一個結論，遲遲不在“結論”上籤字。就此他背負這個重大政治歷史問題的包袱達44年，黨籍被停止了45年，姚一青堅信自己的清白，他沒有出賣過自己的同志，他把自己姚澄潤的名字改為姚一青，意在自己的做人一清二白。
1942年春天，姚一青在楊家嶺親耳聆聽了毛主席發表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並作了記錄。毛主席從傍晚一直講到第二天凌晨的講話，像一筆巨大的精神財富影響了他的一生。也就是在1942年，西北公學在毛主席講話精神的指引下，同時又出於西北公學的現狀，經汪東興同志提議，李克農部長批准成立了文娛科（對外稱棗園文工團），汪東興同志任科長，姚一青分配在音樂組。當時樂器奇缺，姚一青提出自己動手做，當時有人半信半疑，他和一個叫侯惠雲的團員一起邊畫草圖邊琢磨，不到一個月就製作成功了一個直徑一米，高五十厘米的大鼓。緊接著又製作出了二胡、板胡、笛子，還製作了三把工藝十分複雜的小提琴。姚一青的耳音非常好，這些樂器都是他調出來的，音質還相當不錯。
姚一青所在的西北公學，就住在棗園後溝，與毛主席的住地只隔一道山樑。每到周末，他們都要到後溝毛主席和中央首長的駐地參加首長們的舞會。有一次毛主席跳了幾場後向樂隊走來，和他們一一握手，並拿過小提琴，一邊看一邊問是從何處買來的？音樂組長說：樂隊里所有的樂器都是我們自己製作的。主席聽後非常高興地說：我為有自己動手製造樂器的音樂工作者感到驕傲。姚一青從不把自己能做幾件樂器當回事，直到那一天他才感到興奮和驕傲，因為毛主席都感到驕傲了。
姚一青後來對女兒回憶說，朱老總跳舞就像走正步，有一次老總跳了兩場後來到他的身邊，他趕緊站起身和老總握手。老總說我也試一試，說著就坐了下來，老總的揚琴打得真不錯，那天晚上老總和我們合作了好幾支曲子呢。
1944年9月8日，姚一青參加了在棗園舉行的紀念張思德的追悼大會。他們負責製作花圈，並擔任現場的演奏。追悼會在國際歌聲中開始，當介紹完張思德烈士生平後，毛主席走到台前，沒有用講稿，含著眼淚作了題為《為人民服務》的報告。姚一青親眼看到，當說到“張思德”三個字時毛主席流下了眼淚，全場發出哭聲。毛主席的報告作了近一個小時，他還作了筆記。這些筆記他一直珍藏著，在1945年穿越敵人封鎖線時給遺失了。每每想起這件事他都感到非常可惜。
從延安到熱河的播火歲月
1945年日寇投降，姚一青作為黨的優秀幹部被派往東北工作。和著名音樂家安波等在同年的11月來到承德，安波任勝利劇社團長，姚一青負責樂隊。當年的春節，行軍途中他們也不忘搞創作，《打倒蔣介石解放全中國》的歌曲，就是安波在行軍途中寫成的。姚一青創作了幾首歌曲，和安波的歌曲一起收錄在一本《革命歌曲大家唱》內。1947年，晉察熱遼十八分區文工團缺少文藝骨幹，安波同志派姚一青同志前往。
姚一青被任命為十八分區文工團副團長。這個團都是剛剛參加革命的年輕人，全團沒有一個會識簡譜的，更不要說五線譜了。姚團長並不急，他常在老鄉的板柜上打出節拍，訓練學員學習音樂，這個“板櫃節拍”，直到現在七、八十歲的老藝術家們仍然記憶猶新。文工團隨部隊參加了著名的遼瀋戰役。解放錦州後，文工團首次在錦州電台直播了慶祝解放的節目。
姚一青他們回到熱河省省會承德，成立了熱河省文工團，他出任副團長。為了儘快培養出人才，他經常說：“學習戲劇、音樂是要從孩童時期就要打基礎的，我們本來就錯過了那個時期，如果再不下苦工夫那就什麼也學不成了。”那時文工團員小的只有十歲，大的也就是二十剛出頭，都是沒有受過專業訓練的毛孩子。他每天天不亮就把小團員們從熱被窩裡喊起，夏天到河邊，冬天對著井口練嗓子。他組織他們學習文化課、業務課，練習基本功、到農村體驗生活，邊演出邊訓練，很快培養出一批優秀演員。姚一青每天早上和樂隊一起練功，冬天站在雪地里，直練到凍僵的手指再發熱。放牛娃出身的白永成很快掌握了二胡、嗩吶等樂器的演奏技法。由於他的嚴格要求，團員們都受益匪淺。年輕人在老團長的影響下，不爭名不爭利，一門心思練功夫，為人生打下了良好的開端，也為劇團的藝術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文工團的楊清泉、李培珍、劉慶坤，在組建河北省歌舞劇院中成為中堅力量，擔任院長的趙義民、山西省歌劇院院長、享受國務院津貼的專家張文秀，都是從這裡培養出來的。
文工團經常帶著自編、自排的配合土改的節目、秧歌劇等，奔波在赤峰、凌源、北票和承德等地的城鄉去演出。白天和老鄉一起下地幹活兒，晚上為老鄉們演出節目。在有舞台的地方演出時，就睡在舞台上，大幕一拉就當作牆。姚一青和妻子就是分界線，男的睡在團長一邊；女的就睡在團長夫人這一邊。那時候有個10歲的小團員，晚上常常尿被窩兒，尿了自己的被窩兒就鑽到姚一青的被窩兒里。老團員們都說這些小演員是由姚團長摟大的，我們在朝陽採訪時，見到了這位“年輕資深”已經離休的、原朝陽話劇團團長馮少青。他回憶起姚團長對自己的關懷，還是眼淚汪汪的；他回憶起大家生活在那個充滿濃烈人情味兒的大家庭里，個個都快樂。
有這樣一個才藝高超、充滿人格魅力的延安老幹部領路，黨的延安文藝路線在熱河這塊土地上得到了貫徹執行，有力地配合了熱遼地區的解放戰爭和土地革命工作，培養了一大批黨的文藝工作者，造就了一支為工農兵服務的專業文藝隊伍，為承德話劇團的建立奠定了紮實的基礎。自強不息的奮鬥精神和實事求是、充分民主的工作作風，使承德話劇團走向了全國。
創建叫響全國的承德話劇團
1953年，熱河省文工團改建為熱河省話劇團，姚一青出任團長。這時全國劇團實施改革，開始走向劇場化、專業化。姚團長把注意力首先放在業務建設，完善內部機制和導演、演員的培養上，充分展示了姚一青同志遠見卓識的領導才能。先後把陳文庭（導演）、杜春甫（舞美）、馮少青（演員）送到中央戲劇學院，把徐自剛（導演）、高春林（化妝）等一批人送到上海戲劇學院進修學習。團內角色、行當齊全，陣容強大，才使話劇團排演出了內容豐富，領域寬闊的各類題材的話劇。話劇團逐漸走向了健康向上的軌道。
話劇團常到農村演出、體驗生活，每次從鄉下回來都土嗆嗆的，活像一個農民。這樣的演出既鍛鍊了隊伍，藝術又得到了升華。有著優良傳統的劇團，能成功拍攝出《青松嶺》這樣優秀的電影就不奇怪了。也就是在那個時候，姚一青就為劇團制定了發展方向：以演出農村戲為主。他常說，演《雷雨》、《茶館》，我們演不過北京人藝，可演農村戲他們就不是我們的對手了。我們一定不要忘記自己的方向。一直堅持自己建團之路的承德話劇團，培養出了一批優秀的演員和編劇。演員只有多演戲才能成長，這是姚團長在培養演員上的一貫主張，有的放矢地對主要演員多給角色，多演戲拓寬他們的戲路。每年的華北或全國話劇匯演時都是帶著兩台戲參加。演出的劇目有：《把一切獻給黨》、《膽劍篇》、《槐樹莊》、《八一風暴》、《兵臨城下》、《東進序曲》、《以革命的名義》、《祝你健康》、《年輕的一代》、《霓虹燈下的哨兵》、《無人區》等百十部。在天津每天演出三場，場場爆滿，名氣大振。訊息傳回承德，承德行署黎汀專員親自去慰問話劇團全體演員。承德話劇團走一個地方紅一個地方，在全國話劇界占有一席之地。1963年創作的《青松嶺》，先後兩次拍成電影，影響巨大。
執導《青松嶺》的導演徐自剛回憶說，姚團長得到劇本後，組織演職員多次深入生活，對劇本進行了多次修改。並邀請農民觀看彩排，根據農民的意見對“周成”的服裝、髮型做了修改。1964年參加了全國話劇文藝會演大獲成功，被長春電影製片廠看好，要把《青松嶺》搬上銀幕。這也是姚一青的一個夢。但長影只要劇本，不要話劇團的演員，理由是不能讓沒有銀幕經驗的話劇演員演電影。可姚一青相信自己演員的實力，堅持要自己的演員上。長影拗不過他，又提出條件：主要演員由長影擔任，話劇團演員出演配角和民眾。姚一青態度非常堅決，要拍就由劇團的原班人馬上。長影最終讓步，果然一試鏡就取得成功，除書記方紀雲由長影演員出演外，其他主要演員都由話劇團的演員出演。李仁堂等演員因此成名。當年的《青松嶺》家喻戶曉，知道承德的人不多，可一提《青松嶺》大家就會頻頻點頭說知道知道，那就是承德啊。就是現在四十幾歲的人一提起“青松嶺”，還是能說上其中幾句經典台詞。
姚一青是歷屆文代會的代表，話劇界、音樂界、舞蹈界的盛會也都邀請他去參加。他曾被邀請觀看蘇聯芭蕾舞團烏蘭諾娃的《天鵝湖》演出，被邀請到人民大會堂觀看大型舞蹈史詩《東方紅》的彩排。
雪洗沉冤重新入黨
1969年秋季，姚一青作為“黑幫”和團員們一起來到興隆縣半壁山“體驗生活”。8月7日上午，他與水庫工地的工人一起掄著八磅大錘打石頭，幾錘打過自覺腰痛難忍，軍代表認為沒什麼大不了的不讓他休息，讓他乾撿石塊的輕活，可他根本不能彎腰。中午收工回到住地，躺在老鄉的炕上，就再也沒站起來。李瑞祥、張仲文、龐志堅護送奄奄一息的姚一青到首都醫院，被診斷為“硬脊膜外膿腫”、“濃毒性敗血症”，這在首都醫院也是非常罕見的病例。8月18日早上7點，他被推進手術室。5個小時過去，被推出手術室住進病房搶救室的姚一青，嘴唇在微微地頜動，女兒趕緊把耳朵貼在他的嘴邊，仿佛聽到一個遙遠的聲音在說：“毛主席最近教導我們說‘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女兒重複給大家聽，馮教授等在場的人都掉下了眼淚。
姚一青成為一個高位截癱的病人，在家人的精心護理下，終於戰勝了病魔。1974年以後，他可以扔掉雙拐，拄著兩根拐棍走路了，他用自己的堅強和毅力換回了自由。
歷史還原了真相。姚一青的沉冤終見晴天。
1986年，那個曾經懷疑姚一青“變節”的柳文明，在一次北京老同志的聚會上，聽到吳萍在咒罵姚澄潤（姚一青），柳文明就問吳萍為什麼罵他？她說：“姚澄潤跑到哪裡去了，活不見人，死不見屍的，他說我們被捕過，因為這，每次運動都會被審查，文革中差點被整死。”吳萍進一步說出了事件的緣由：原來當年擔心國共關係破裂，為了保證安全，開封地下黨轉移了，沒有來得及通知外出的姚澄潤後來就失去了聯繫。吳萍出證說：“姚一青確實參加了中共開封地下黨，未發現他有叛黨行為。介紹姚入黨的扶輪國小教師，以及中共開封鐵路地下黨支部黨員，任何人都未曾被捕過，更沒有犧牲的。因此給他所作的‘內奸’的結論是錯誤的。”吳萍還介紹了開封忠義會的背景，它是後來被國民黨特務操縱的外圍組織，但不等於參加的人都有問題。吳萍本人也參加了忠義會，身份都是公開的，所以姚一青參加忠義會也就不是問題了。
柳文明連夜乘火車從北京趕到承德，向姚一青報告了這個天大的好訊息。他得知自己的同志們都還健在，比起自己的冤情他表現得更為開心。姚一青當即向話劇團黨委反映了情況，承德地委委託話劇團進行調查，話劇團派谷永壽同志調查此事。很快谷永壽同志拿到了吳萍等同志的證明，還調查到了一個關鍵性人物——張鵬程，幾經周折查到他解放後就定居在西安。谷永壽在盛夏趕往西安，終於在鐵路邊的一個破窩棚里找到八十多歲的張鵬程，證明姚澄潤（姚一青）從來沒有把自己在開封時參加地下黨的事向他講過。從而，被人望風捉影製造的冤案，得到徹底澄清，姚一青背負了44年的冤案終於可以昭雪了。他們全家人都處在興奮之中，姚老在計算著他要交納被停止的44年的黨費。承德話劇團根據調查取證的材料，向地委寫出報告，要求改變姚一青的歷史結論，並恢復他的黨籍。中共承德地委同意話劇團黨委的意見。承德地委向省委組織部寫出報告，省委組織部批覆：同意撤銷“內奸”結論，改為“重大政治歷史問題”，不同意恢復黨籍，同意按重新入黨解決。原因還是“忠義會”這個問題在擋道。所有的證據都證明姚一青是一直參加共產黨的抗日救亡工作，怎么就留下了一個有“重大政治歷史問題”的尾巴？姚一青再次經受著打擊，他再一次拿起筆歪歪扭扭地寫下了他的申訴。
1989年，西安召開了“西安市工運老幹部座談會”，得知姚一青的近況。為此，原中共西安鐵路黨委書記朱占義，原中共西安機務第十分段黨支書記張紹良，組織委員柳文明，以原單位和經辦人的身份聯名寫信給中共河北省組織部：“承認過去對姚一青停止黨籍，進行審查處理有錯誤，當時也並沒有開除姚的黨籍。現在懷疑的問題已審查清楚，並沒有什麼重大問題，應根據姚一青在受審查期間一貫思想和工作表現，做恢復黨籍的處理，黨齡亦應從1939年算起。”但是，這一問題直至今日還沒得到公正、徹底的解決。
姚一青是個胸襟開闊的老革命，1942年的延安整風他堅信自己是一清二白地挺了過來，但遺留的尾巴卻成為他的一個始終揮之不去的心結。他在兒女們精心伺候下，活到了80歲。作為一個高位截癱的病人，他又將自己的生命延長了30年，這又是姚一青創造的一個生命奇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