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徵
文化特性
1、循本特性 即遵循根本、本質的特性。音樂的本質，就是人們在促進音樂全部運動過程中（創作、表演、傳播、接受）所遵循的規律。“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感於物而動，故形於聲。”“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動於中，故形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樂記 樂本篇》）；2、自由特性 大眾音樂是高度自由化、不受任何約束的音樂。這種不受約束的自由化集中體現在內容的自由化、創作生產自由化和創作的大眾參與性三方面；3、寬容特性 寬泛的容納一切組成成分和元素，並成為一項異中求同的實體。
立體特徵
一、大眾音樂的疊加型立體。大眾音樂最早的原始形態是人的歌唱活動，由此而產生了諸如民歌、山歌、農村民間歌曲、城市民間歌曲、小曲、曲子等音樂形態。隨著社會進步和歷史發展，社會經濟生活的豐富、深化和複雜的人際互動關係，一些新的複雜的和龐大的音樂藝術形式在不斷發展。如曲牌的聯套遊戲、音樂風格套用手段、音樂旋律的非聲樂化模擬等等。這樣一來，在原有歌唱形態的基礎上，疊加上了說唱音樂、戲曲音樂、歌舞音樂和各種樂器音樂。二、對大眾音樂立體文化體系的第二層理解是，大眾音樂的表現內容是一個多面型的立體形態。大眾音樂對政治的參與，則表現出人的嚴肅、深沉和憂國憂民的正氣凜然、大無畏的拼搏奮鬥精神。這也順應著歷史潮流、並代表著廣大民眾的根本利益的歷史變革時期 明顯的表現出來。
唐代具有故事情節的民間歌舞《參軍戲》、《踏搖娘》，則擴展了大眾音樂的表現內容，超越了過去大眾音樂的世俗化、生活化和原始的本能描寫，成為中國大眾音樂涉足和會主題、政治主題的先驅。這些具有故事情節的民間歌舞，是中國後世大眾音樂——戲曲音樂的早期雛形。
明代中葉至清初，一大批戲曲作家、文學家、音樂家如李開先、湯顯祖、馮夢龍等人的藝術美學思想和藝術 參與行動，客觀上已為此間大眾音樂另一側面內容的發展起到了推波助瀾的關鍵性作用。在藝術創作中，他們主張自由寫情、放手寫情，“如杜娘者，乃可謂之有情人耳！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與死，死而不可復生者，皆非情之至也。……嗟夫！人世之事非人世可所盡，自非通人，恆以理相格耳”。
整體反映
時代變化的反映
大眾音樂是一種文藝形式，而任何文藝形式都是一定社會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生活的折射，並為一定社會的政治、經濟和生活服務，音樂藝術也不例外。社會的政治、經濟和生活變化了，音樂藝術也隨之產生變化，這是被人類歷史所證明了的普遍現象。上個世紀初，法蘭克福學派的邊緣學者本雅明曾用一種複雜的心態歡迎大眾文化時代的到來，基於一種神學傾向的歷史哲學立場，他認為機械複製時代的藝術品雖然喪失了傳統藝術獨具的“靈光”但是卻擁有了大眾參與政治實踐，解放自身的進步性，如他認為大眾攝影“—更親近大眾——拉近事物———現今已成為大快人心的趨勢，正如同原僅獨一存在的事物被複製進而被掌握，令人不亦樂乎”。[3]而大眾文化的生產“讓實物脫殼而出，破除‘靈光’，標誌了一種感知方式，能充分發揮平等的意義”。[4]大眾音樂自身集結、糾纏了豐富、複雜的政治、文化、時代信息，主要是一個多種權力、力量角逐的場域，而非官方意識形態絕對控制的結構性體系的一個組件。
社會文化心理變化的反映
要理解一定歷史時代的藝術發展狀況，不僅要了解這個時代社會的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還應了解該時代的社會文化心理，只有這樣才能從整體上把握該時代的藝術發展規律。藝術屬於人類觀念體系的一部分，我們只有通過一定的中介才能對其發展作合理的描述。普列漢諾夫強調:“要了解某一國家的科學思想史或藝術史，只知道它的經濟是不夠的，必須知道如何以經濟進而研究社會心理，對於社會心理若沒有精細的研究與了解，思想體系的歷史唯物主義解釋根本就不可能。”
大眾音樂是社會的敏感神經。在不同地區、不同國家的都市發展過程中形成的大眾音樂，都具有各自不同的風格和特點。但是無論哪個國家、哪個地區或者哪種風格的大眾音樂，它們都與現代社會的經濟、政治、文化等有著密切聯繫。隨著社會經濟、政治的發展和人們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大眾音樂生活呈現出多元、開放的繁榮格局。但在這寬鬆的文化氛圍里，既有老少皆宜的“下里巴人”式大眾音樂，也有曲高和寡的“陽春白雪”類高雅音樂，還有格調低下、催人頹廢的“靡靡之音”。大眾音樂藝術呈現的這種魚龍混雜、良莠不齊的現象，成為引領社會意識形態的多元價值導向。不肖說其他種類的社會文化形式，僅與傳統音樂相比較，似乎人們易於接受大眾音樂，有許多人成為大眾音樂的“盲流”族。因此，從大眾音樂所蘊涵的意識形態意蘊去探究大眾音樂的特徵和屬性將有助於我們更好地理解大一一眾音樂的本質，能夠更好地認識和發揮大眾音樂的社會功能和文化價值。
五社會意識形態和社會心理是具有樸素性、流行性、普通性、自發性、感染性的心理現象，與社會心理相對應的是個體心理和理論體系。社會心理又可稱為“時代精神”或“社會輿論”、“風尚潮流”、“流行情趣”等等。它不是個體心理現象，而是群體的心理現象，因而具有相當大的涵蓋面與代表性，但它也不是非常理性化、體系化、規模化的自覺的理論體系或觀念體系。相對於思想體系來說，社會心理是具有原始性和樸素性的，常常自發形成，並不由理論家經過縝密的思維和邏輯推理出來，因此，它是在一定時間和空間範圍內普遍流行的，也即“一定時間、一定國家的一定社會階段的主要情感和思想狀況”。[6]而大眾音樂是窺視大眾社會心理的最好視窗，這正是研究時代歌曲的學術意義所在。在處於轉型期的中國，轉變不僅表現在社會的經濟、政治層面，也表現在大眾的社會心理層面，而且心理層面的轉型雖然是無形的，也難以做量化分析，但可以更加深刻、劇烈、痛苦。轉型時期是社會心理急劇動盪變化的時期，是人們的生活方式、價值觀念與心理結構迅速解構與重構的時期。
這種心理層面的轉型在流行歌曲中，比之於在其他的文化產品與藝術形式中體現的更為本真，更為直接，更為具體生動，因而解讀和分析大眾音樂對於了解社會轉型時期的大眾的心理變化無疑有著極大的幫助。
大眾音樂迥異於曲高和寡、陽春白雪的高雅音樂，是普通大眾的通俗藝術，來自大眾，又娛樂大眾。正因為和大眾親密無間，它無處不在，無孔不入，盡情抒發大眾的喜怒哀樂，廣泛傳播著大眾的褒貶抑揚，猶如一面鏡子真實地反映社會經濟、政治、文化的發展，以及立足於這種發展之上的社會心態的變遷。
與現代都市文化的關係
作為一種藝術，音樂不僅有娛樂的功能，還有教育的功能，它的獨特的審美價值對人的精神有著潛移默化的巨大影響力。我國戰國時期思想家荀子指出，“夫聲樂之入人也深，化人也速”，“其感人深，其移風易俗易”。(《荀子·樂論》)在今天大眾文化占主導的時代里，大眾音樂一方面憑藉大眾傳媒獲得了廣泛的傳播，另一方面又以其通俗性、商業性、娛樂性的特點占據了青少年日常生活的大部，成了他們娛樂的主要方式之一，反而起到了“入”、“化”、“感”、“移”的作用。後工業社會中，文化被廣泛地納入到商品生產範疇。消費文化的出現，消解了精英文化與大眾文化的界限，精英文化的生產已從高尚的地位、高雅的格調降為普通的商品生產，而商品的供求關係又促使文化生產不斷變換形式以求得與大眾現實觀念的一致。在這種情況下產生的無主體性、無權威性、無歷史性、無深度感的文化成為世紀之交的獨特文化景觀及主導形式。而這種宣揚不確定性、易逝性、碎片性、零散化的後現代主義思潮滲透在大眾音樂傳播中引發了大眾在自身價值與社會價值的認知、傳統價值觀與現實價值觀的碰撞等價值意識建構上的劇烈衝突。
一我們稱之為“大眾音樂”的這類音樂與我們身居的城市有著密切的關係，“大眾音樂”是伴隨都市的形成和發展而成長起來的一種音樂形式，是一種現代都市文化的組成部分。在不同地區、不同國家的都市發展過程中形成的大眾音樂，它們都具有各自不同的風格和特點，但是無論哪個國家、哪個地區或者哪種風格的大眾音樂，它們都與現代都市的社會、經濟、文化有著密切聯繫，都與現代都市的生活息息相關。因此，從大眾音樂與現代都市的關係去探究大眾音樂對社會的影響將有助於我們更好地理解大眾音樂的意識形態意蘊和大眾音樂的社會功能和文化價值。
從整個世界範圍來看，都市發展的每一個進程和階段都產生了與之相應的大眾音樂形式。一座城市的構成對它的社會群體的行為方式、性格特徵以及城市中各種社會關係都會產生直接而深刻的影響，一座城市的文化就是這座城市政治、經濟和社會生活形態的表述。作為文化組成部分的流行音樂同樣也表現了城市的經濟發展進程和都市生活的特徵。無論是從歐洲老牌工業國家如英、法、德等國，以及美國的各大城市，或者是近年來經濟上新崛起的亞洲國家和地區，在都市化迅速發展的同時，大眾音樂也隨之而興盛起來。
20世紀30年代在我國上海興起的“摩登歌曲”或者“時代歌曲”就是當時大上海那種都市化的直接寫照。30年代上海對外商埠的地理位置和繁榮的資本市場吸引了大量的外國資本的流入，經濟呈現出一片繁榮的景象，與此同時電台、影業公司、海員俱樂部、夜總會、各種娛樂場所和媒體設施也隨著經濟和繁榮而發展起來，娛樂生活非常活躍，大眾音樂成了當時上海一個突出的文化現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