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的幾個世紀，西歐學術著作多用拉丁語寫成，所以用本土語言寫作的著作(如義大利語或德語)，被稱為用地方話寫作。
地方話與教堂祈禱語言相對(在語言學中，這種高低語言或方言之間的關係也被稱為雙層語言)。例如，直到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羅馬天主教會的拉丁分支仍用拉丁語而不是地方語主持彌撒，科普特教會則用科普特語主持儀式。雖然部分彌撒用阿比西尼亞官話誦讀，衣索比亞的東正教教堂仍用其土語主持儀式。用地方話寫作的《聖經》的出版引發了改革，第二次梵蒂岡會議的改革批准了用地方話主持天主教儀式。
相似的是，在印度文化中，即使印地語長期作為口語被使用，宗教儀式和學術作品都使用梵語。在1100年左右，在印度其他地區出現用坦米爾語，印地語，卡納達語，泰盧固語等方言寫作的宗教作品。如梵語印度教神聖史詩《羅摩衍那》就有許多地方話版本，包括16世紀詩人圖西達斯的印地語版，和詩人坎班的泰盧固語版。
我們中國是多民族、多語言、多方言的人口大國。據著名語言學家周有光先生講，我國的56個民族共有80多種彼此不能通話的語言和地區方言，分別屬於漢藏語系（如漢語、藏語、景頗語、彝語、苗語、壯語等）、阿爾泰語系（如蒙古語、維吾爾語、哈薩克語等）、南島語系（如高山語）、南亞語系（如佤語等）、印歐語系（如俄羅斯語、塔吉克語等）。其中使用漢語的人數最多，除了漢族，還有滿族、回族，大部分畲族、土家族等少數民族也都使用漢語。漢語是世界上使用人口最多的語言。
不同的民族語言之間固然是互相聽不懂了，但是說同一種語言的也不一定都能自由交談，因為大多數語言都有方言的差別，漢語的方言分歧就十分嚴重。漢語方言的種類實在太多了, 各地方言之間的差異也實在太大了。
所謂方言，就是人們常說的“地方話”，是在某個或大或小的地區通行的交際工具。方言是民族語言在長期的歷史發展中分化出來的地域性變體。所謂地域性變體，自然是相對於民族共同語而言。漢語方言自然是相對於國語來說的。國語通行於全國，是國家通用語言；方言通行於某幾個省、或某個省、或者更小的一個地區，是局部地方的通用語言。國語為全體漢族人民乃至整箇中華民族服務，而方言只能為局部地方的人民服務。從組成語言的要素（語音、辭彙、語法）來看，方言之間、方言和國語之間“同中有異，異中有同”，它們之間的親緣關係是兄弟姊妹的關係，都是同一古老語言歷史發展和分化的結果。
現代漢語可分為7大方言：
一、北方方言(廣義的官話)，流通在我國中原、東北、西北和西南的廣大地區。
北方方言還可以再分為4大次方言：
1．華北東北次方言(狹義的北方話)：覆蓋北京、天津、河北、內蒙古東部、遼寧、吉林、黑龍江、山東、河南等省、自治區、直轄市；
2．西北次方言（西北官話）：覆蓋山西、內蒙古西部、陝西、甘肅、青海、寧夏、新疆等省、自治區；
3．西南次方言（西南官話）：覆蓋重慶、四川、貴州、雲南、湖北大部、湖南西北部、廣西西北部等省、自治區、直轄市；
4．江淮次方言（下江官話）：覆蓋安徽省內長江兩岸、江蘇省的江北大部、九江、南京至鎮江的兩岸沿江地區。
二、吳方言，即江浙話，分布在江蘇省的江南地區和浙江省大部。江浙話以上海話為主要代表。
三、贛方言，即江西話，分布在江西省和福建省西北部和湖南省的東部以及湖北省的東南部。江西話以南昌話為主要代表。
四、湘方言，即湖南話，分布在湖南省大部。湖南話以長沙話為主要代表（舊時以雙峰話為代表）。
五、客家方言，又叫客家話、客話。客家話分布比較分散，比較集中的地方是廣東省東北部、福建省西北部、江西省與湖北、廣東、福建接壤的地區，以及四川、廣西和台灣等地。東南亞各國的華人中有很多說客家話的。客家話以梅州話為主要代表。
六、粵方言，又叫粵語、廣東話、廣府話、白話，分布在廣東省大部、廣西自治區的東南部，以及港澳地區和北美華人社區。粵方言以廣州話為主要代表。
七、閩方言，即閩語、閩南話，分布很廣，包括福建省大部、廣東省東部的潮汕地區和西部的雷州半島、海南省、台灣省大部、浙江省南部，閩方言在東南亞華人社區流行很廣。閩方言內部分歧很大，大概來說，閩南片以廈門話為代表，閩東片以福州話為代表，閩北片以建甌話為代表，閩中片以永安話為代表，莆田仙遊片以莆田話為代表。
這七大方言中，以北方話分布最廣，其分布地域大約占全國面積的70%；使用的人口也最多，也占漢語人口的70%左右，其餘六大方言的使用人口總和大約只占漢語人口的30%。
除北方方言以外的六大方言都是南方方言。北方方言內部差異較小，主要差異是語音，語音的主要差異是每個聲調的調值不同。調值是各地方言相貌的決定性因素之一，因此也是區分北方方言各地差異的主要標誌之一。如果你用各地不同的調值分別說“山明水秀、千奇百怪、非常好看、觀察仔細”等詞語，你就能感受到各地方言的特殊味道。
同南方方言比起來，北方方言內部的一致性很強，所以北方的黑龍江人同大西南的雲貴人交談，可以互相聽懂對方的大概意思，保證最基本的交際需要。北方農村自古流行一句諺語：“從南京到北京，人生話生。”就是說北京話是華北東北次方言，南京話屬於江淮次方言，都屬於一個大方言區，互相可以聽得懂。
這七大方言乃是現代漢語方言的粗略劃分，實際上的方言情況還要複雜得多。不但北方人聽不懂廣東人、福建人說話，就連廣東省內部的廣州人、梅州人和汕頭人之間，福建省內部的福州人、莆田人、廈門人也互相聽不懂對方的話。方言最複雜的福建省大田縣就有5種互相難以通話的小方言。類似情況在南方方言區的各個省份都是很常見的現象。前幾年，我在長沙一所高校聽到一個小故事。一個從婁底來的新生在聯歡會上朗誦自己的詩作：mǎguà，mǎguà，fóng mǎguà。聽的人都莫名其妙，難道是“馬褂、馬褂、紅馬褂”嗎？而magua 這個音在湖南有的地方是“青蛙”的意思，但“青蛙、青蛙、紅青蛙”也令人費解。後來見到那位同學的詩稿才明白，原來他寫些的是“玫瑰、玫瑰、紅玫瑰”！有一年我去梅州，一位法院院長對我說：“我們一定要說好國語，只有說好國語，才能騙民。”我聽了實在是奇怪，法院院長，說國語騙民？經追問，才知道是“便民”！客家話把不送氣的“便”說成送氣的“騙”。
“方言島”也是令人詫異的語言現象。所謂方言島就是在一個較大的方言區內有個較小的說完全不同的另一種方言的地面，這個地面可以是縣，也可以是鎮、鄉、村。例如廣東省中山市是粵方言區，但中山市區附近有個小鎮，鎮裡的人都說與周圍粵方言完全不同的客家話。方言島是古代或者近代駐軍和移民現象造成的。在廣東、福建、海南乃至北方很多地方也常見方言島現象。天津話同周圍的河北話有較明顯的差異，據說，明初時以安徽籍人為主的朝廷軍隊大批駐紮在天津並在此繁衍生息，故此也可以說天津是一個在河北方言區內的一個較大的安徽方言島，也可以說天津話是安徽話（宿州一帶的話）與河北話的合成作品。山東省青州市有個滿族村，那裡的滿族居民是清朝雍正八年起奉朝廷旨令駐守青州的滿族旗兵的後代，直到今天那裡的年輕人和老年人一樣仍然保留著從北邊帶來的口音，說著同周圍青州人絕對不同的話。20世紀初修建津浦鐵路，從天津遷到浦口許多鐵路工人，於是直到六七十年代浦口還有個說天津話的鐵路職工聚居區。新中國在五六十年代曾大規模地在祖國的西部地區搞工業建設，從東部沿海地區遷移過去很多工人和技術人員，因此在今天西部的新興工業城市如西安、洛陽、包頭、銀川、石河子等城市裡很容易找到說北京話、天津話、上海話、東北話的小方言島。近20年來，由於市場經濟的發展，很多農民有序或無序地向城市流動，同鄉聚居，形成了更新的方言島，如北京南郊的“浙江村”、海淀的“新疆村”都是。
方言之間的分歧主要體現在語音差異，但是辭彙之間的差異也十分可觀，京津唐3地互為鄰居，但是北京人所說的“白薯”，唐山人叫“紅薯”。我問一個天津小姑娘：“你愛吃白薯嗎？”她奇怪地反問我：“白鼠怎么能吃？”我說：“蒸著吃，煮著吃，熬粥吃，都行啊。”她說：“啊？多噁心哪！”原來她是把“白薯”當成“白鼠”了，因為天津人管“白薯”叫“山芋”。另一個例子是在廣州白雲山公園，我向一位老者打聽“纜車在什麼地方”，老者說：“很方便的啦，向前走，一拐彎。”我向前走，一拐彎，迎面而來的是“男廁”！原來廣東人管“纜車”叫“索道”，說“纜車”，就聽成了“男廁”。可見漢語的方言分歧有多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