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漢漢文帝幣制
公元前175年（前元五年），漢文帝改鑄“四銖半兩”，簡稱“四銖錢”，又稱漢半兩。其直徑為2.4-2.6厘米，重2.2-2.8克，錢穿孔比較小，無內外廓，錢文製作比較規範。四銖半兩因順應了當時的國勢民情，一直被沿用了四十年。
漢初對鑄錢採取自由放任政策，允許民間私鑄，這種政策老百姓是沾不到光的，只能有利於貴族、豪強和富商們。權貴富商既占有礦（銅）山，又擁有勞動力，還有雄厚的資本和專門的技術，開放私鑄，使他們成為直接受益者。
後來，西漢的奸商們就在四銖錢上大作手腳，他用銼刀一個一個地從四銖錢背面銼刮銅屑，然後再用銼下的銅屑鑄造新的錢幣，以讓自己手中的貨幣“生兒下蛋”！結果西漢四銖錢被越銼越薄，民間私造的貨幣越來越多，以致於貨幣貶值，物價上漲，最後四銖錢不得不停止流通。並改革幣制，嚴禁民間私造貨幣，違令者一律格殺勿論。
《漢書·食貨志》說：“孝文五年更鑄四銖錢，其文為半兩”，“自壽文更造四銖錢，至是歲四十餘年（即武帝建元五年至元朔三年之間），”“令縣官銷半兩錢，更鑄三銖錢”，此後“有司言三銖錢輕，更請郡國鑄五銖錢”。以上內容與《史記·平準書》同，對四銖半兩、三銖錢鑄行時間作了相當明白的記述。可是，班固在寫《漢書·武帝紀》時，不慎寫入“建元元年春二月行三銖錢”。把“考文五年（前175）後四十年”的建元五年（前136）誤成“建元元年（前 140）”行三銖錢。建元元年距孝文五年就不是四十餘年，而只有三十餘年了。班固還未注意到《史記·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中“建元五年行三分錢（“分” 為“銖”之誤）”的記述，在《武帝紀》中參入建元“五年春罷三銖錢，行半兩錢”，“元狩五年罷半兩錢，行五銖錢”。對此，東漢史學家荀悅認為《漢書》以 “三銖—半兩—五銖”的繼承關係與《史記》“半兩—三銖—五銖”的繼承關係不合，因此，寫《前漢紀》時，在班固認為建園園年“行三銖錢”、五年“行半兩錢”的錯誤之上，再加元狩四年“銷半兩錢，更鑄三銖錢”，五年“行五銖錢”，錯上加錯地形成“三銖錢二度鑄行論”，但荀悅沒有說明第二次鑄行的三銖錢是繼承哪一種半兩錢。據王裕巽《西漢武帝建元年間初行三銖錢考》說：“三銖錢概為背平素，面有外輪之式，與武帝始鑄於建元五年，罷銷於元狩四年的武帝半兩錢鑄式全同。”那么第二次鑄行的三銖錢，即承接“有外輪的半兩錢”了。現有湖北江陵168號漢墓出土物證實，有外郭的關兩錢，在文帝時早已鑄行，正是武帝建元五年“行三分（銖）錢”時被罷總收入之物，怎么成了“始鑄於建元五年”的“有外輪”的半兩錢呢？因此，三銖錢二度鑄行論，就成了無稽之談了。
南朝宋幣制
六朝是中國歷史上的大動盪時期，反映在貨幣制度方面，表現為鑄幣較為混亂，貨幣種類繁多，新品層出不窮——四銖錢就是在這種背景下鑄行的。
四銖錢始鑄於南朝劉宋時期。據史書記載，430年（劉宋文帝劉義隆元嘉七年）十月在建康設立錢署，鑄行“四銖”錢。此次開鑄銅錢，結束了西晉以來約一個半世紀朝廷未曾鑄錢的不正常局面。四銖錢形制仿效“五銖”錢，是對長期以來以“五銖”為名的傳統錢制的突破，顯示了六朝時期在貨幣制度方面的開拓創新精神。
447年，劉義恭建議行大錢，以五銖錢一當四銖錢二，但不到一年就取消了。後來民間剪鑿古錢，取銅私鑄，一再減輕錢的重量，453年曾出現一種重僅1.2克的四銖錢。
到454年（劉宋孝武帝劉駿孝建元年）又改鑄“孝建四銖”錢，面文為“孝建”二字，背文為“四銖”二字，這是最早的集年號銖兩文字於一身的銅錢。後來又省去“四銖”，僅存“孝建”二字。
錢文為薤葉書體。薤葉書體是在懸針篆的基礎上經過藝術加工而成的，字型瘦細婉轉，流暢清逸，體勢運用恰當，給人清新之感。後由於通貨膨脹物價上漲，民間私鑄雲起，宋明帝劉彧只得於467年（泰始三年）廢除了孝建四銖錢。
除南朝劉宋政權鑄行四銖錢外，北朝的北魏、北齊政權也行用四朱錢。從目前發現的北朝四朱錢來看，錢幣文字一般為“四朱”二字加上紀地文字，如“丞相四朱”、“陽丘四朱”、“東阿四朱”等。
有紀地文字與“四朱”二字同在一面的四朱錢，如宜陽、下察、淳于、陽丘等四朱錢；有面為“四朱”二字、背為紀地文字的四朱錢，如騶、濮陽、陳、高柳、丞相、呂、安平、東阿、姑幕、定襄等。北朝的四朱錢史籍不載，因此以前的藏泉家往往將這些形制奇特的四朱錢列入無考品，或者認為這些錢是偽品。
這些四銖或四朱錢存世都不多見，均是較為珍貴的錢幣，值得收藏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