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概況
四夫人寨,位於河北省曲周縣西南部、大河道鄉政府所在地大河道村西1公里處。分為“東四夫人寨”和“西四夫人寨”兩村。文化大革命期間一度更名為“東風”、“四新寨”。
二、村名起源
相傳,西晉末年,北方先後發生十六國混戰。祖籍山東金鄉一姓檀人家隨晉朝南遷移居鎮江定居。東晉末年,檀家弟兄四人(檀韶、檀祗、檀隆、檀道濟)先後隨劉裕參加東晉軍隊。道濟身先士卒,勇悍善戰,屢立戰功,升太尉參軍。
義熙十二年(416年),劉裕率軍北伐,以檀道濟為前鋒。道濟術高氣勇,至諸城皆望風而降。進克許昌、洛陽,俘後秦兵四千餘人。有人主張把降卒統統殺掉,道濟說:“撫尉受害的黎民百姓,討伐有罪的官僚是我們做戰的目的,何必殺這些俘虜呢”。說罷,命令士兵把俘虜全部遣放回家。後秦兵中有氐族、鮮拖垮族.....所以,各族士兵都非常感謝檀道濟。
不久,劉裕取代晉稱帝,改國號“宋”。宋文帝繼位時,封道濟為武陵郡公。討謝晦後,拜征南大將軍。元嘉八年(431年),檀道濟督師伐魏,大小三十多次戰鬥,每戰皆捷。一次進攻魏地,戰線較長,西起洛陽,東至濟南、臨淄,前鋒達曲周。為防魏軍進攻,宋兵築寨壘牆,意欲久守。時間一長,糧草供應不足,只好退兵。魏軍從宋降卒中得知,道濟糧草將盡,軍心恐慌,欲乘機追殲。道濟為安全撤退,即以沙為糧乘夜過斗,並大聲吆糧喊數量(唱籌量沙),後以少量的米覆蓋其上。天明,魏軍就近偷看宋營,見糧堆很大,以為宋降卒誆騙,遂不敢盲動。乘機,道濟命士卒披掛甲衣,自己則穿便衣乘車引兵慢慢出來。魏軍疑有伏兵,不敢冒然追擊。於是宋軍未傷一兵一卒,安全返回。檀因此升司空,鎮尋陽。
檀道濟立功前朝,威名甚重,遭到朝廷的疑畏。彭城王劉義康詔道濟入朝,即至被擒。道濟怒目如炬,脫帽投地說:“殺了我就毀了你的萬里長城”。隨即被殺害。魏人聽說檀道濟被殺,高興地說:“道濟,南朝無畏也”。
道濟生前,威震北方。其妻何氏仍居曲周南一小村,在戰亂期間,北方各族士兵往往經過此村。檀四夫人(因檀道濟排行第四,故稱其夫人為四夫人)即將檀道濟將軍遺像掛出。各族士兵見檀宅在此,皆不入村,村人免遭兵害。四夫人死後,村人為紀念她的恩德,取村名“四夫人城”,後改稱“四夫人寨”。
三、歷史名人
劉榮嗣(1570--1638年),字敬仲,號簡齋,別號半舫,曲周縣西四夫人寨村人。萬曆四十四年丙辰科進士,授戶部主事管銀庫,累官吏部驗封司主事,考功司、文選司、稽勛司郎中,山東參政,山東作布政,光祿寺正卿,順天府尹,戶部右侍郎,直至工部尚書、總督河道,右副都御使,提督軍務。一生從政,聲名顯赫,功績卓著,後人尊稱他為“劉總河”。劉榮嗣的先祖是山西洪洞人,始祖劉真於明初遷到曲周四夫人寨。六世孫劉賢,監生;劉賢生劉選,增貢生。劉選有兩個兒子,長子劉榮祖,次子劉榮嗣。劉選夫婦去世的早,劉榮祖兄代父責,擔起了撫養弟弟劉榮嗣的重擔,史書上說他“司空(劉榮嗣)幼失怙恃,且多病。榮祖提攜,特抱飲食教誨,曲盡友愛,司空亦事之如父,家庭中藹如也。”
劉榮嗣少年時就非常聰明,十歲能文,十九歲考中了庠生,“下帷發憤,潛心大業”,當時的廣平府知府南居益(後任福建巡撫)和司理(廣平府屬官員,掌獄訟等事)張鳳翔對他很關注,以“國士待之”,一時名聲鵲起,譽滿州郡,各地前來向他請教及向他求寫文章的人每天都絡繹不絕,“乞文者戶外之履常滿。”萬曆四十三年(1615年)乙卯科中舉人,次年丙辰科(1616年)進士及第,初任戶部主事管銀庫。當時,關外滿洲的努爾哈赤已經稱汗,建立了“後金”政權,不斷向明朝進行武裝挑釁,戰火燒到山海關一線,形勢十分緊張,前線的需要軍餉。但由於明朝的政治腐敗,黨爭不斷,當時的戶部尚書居然攛掇皇帝拒絕發餉,劉榮嗣和部中同僚鹿善繼,假傳皇帝的詔書,把庫銀髮到了前線。明神宗知道後十分惱怒,派一個太監來詰問,榮嗣只是淡淡地說了三個字:“已發矣”,由此可見,榮嗣為了國家的利益,早把自己的榮辱禍福置之度外了。內閣首輔趙南星認為榮嗣是一個敢於擔當的人,上疏皇帝,推薦重用,調任吏部驗封司主事。吏部是主管人事的國家機關,驗封司掌封爵、世職、恩蔭、難蔭、請封、捐封等事務,後歷任吏部考公司、文選司、稽勛司郎中。在平常人的眼裡,吏部主管人事,是一個大肥缺,榮嗣清廉自持,一塵不染, “雖門不設棘,而苞苴不通。山公之啟,一時稱得人焉”。
劉榮嗣個性簡靜,與他交往的都是一些傑出的士人,和楊漣、左光斗、鹿繼善等過從甚密,結為知音,常在一起議論時政,吟詩作文。明熹宗天啟元年,榮嗣獲假返鄉,用自己的薪俸為大哥劉榮祖在曲周城內購買了一座新的住宅,自己卻在城內的一隅簡單地構築了茅屋竹牆,草草結構,取山林風致。當時的曲周縣令高出很受感動,親自書寫了“友於堂”的匾額;華亭的文學家兼書畫家陳繼儒把劉榮嗣與劉榮祖弟兄之間的親情事跡寫了文章,叫作《塤篪錄》,以示欽佩。大哥得了病,榮嗣親自禱告神靈,願以身代。大哥榮祖去世後,把侄子如同兒子一樣相待,財產平均分配。
劉榮嗣在會試的時候出自大名成基命(諡號文穆)的門下,尊重老師的教訓,後來成基命觸犯了權宦魏忠賢,榮嗣在朝中受到了排擠,出京任山東參政。天啟後期,山東直隸交界處的曹州濮陽一帶,白蓮教徒眾叛亂,大有燎原之勢。榮嗣到任後,默授方略,派遣守備楊御蕃,擒斬了白蓮教的首領黃步雲等百餘人,地方得以綏靖。當時魏忠賢的勢力幾傾天下,生祠遍布全國,山東省當局也準備卜地修建,榮嗣說:“閹黨惡貫滿盈,氣數已盡,恐怕不能長久了,我們應該暫緩此事。”果然,沒過多久,明熹宗駕崩,崇禎皇帝即位,魏忠賢很快就敗落了,自盡而死,原來追隨閹黨的人都受到了懲罰,人們都佩服榮嗣遠見的政治眼光。
崇禎元年,劉榮嗣任山東左布政使,崇禎三年,任光祿寺正卿,崇禎五年,晉升為京師順天府尹。當時正是崇禎初年,皇帝很想有一番作為,所以也算英明。榮嗣雖然用法平恕,但達官貴人皇親國戚都不敢胡行,“京師肅然”。順天府的文人賢士劉去華、賈浪仙、張桓侯、酈道元、張茂先等人,都為榮嗣寫下了讚美的文章。不久,升任戶部右侍郎,是時“河政大壞”,朝廷加授榮嗣為工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總理全國河道,並提督軍務。到任後,協同總督漕運楊一鵬勘察河道,建立分洪河口,不顧天氣寒冷,以身作則,身先士卒,帶領各司道官員深入實際,把船隻停留在黃河的冰雪中視察險情,並親自督工,加快築堤修閘的進度,歷一個月的時間,便完成了這項大的工程。崇禎七年甲戌秋,黃河長山段決口,流向北方,灌水入�河。崇禎皇帝下旨進行治理,榮嗣會同漕運總督,巡撫及按察官員一起考察調研,預算用銀五十三萬兩。在施工中精打細算,合理用工,整個工程僅用銀二十八萬兩,為國家節約了二十四萬兩銀子。“治河三年,勞苦負薪,為功於河道巨細”,為表彰劉榮嗣的功勞,皇帝賜予金予以褒獎。
崇禎八年(1635年)正月,高迎祥所率領的義軍從河南向安徽的壽州、潁上一帶進攻,義軍的一支掃地王張一川攻占了明朝的中都鳳陽,大肆擄掠,並且破壞了明朝皇帝的祖陵。總漕楊一鵬,負有綏靖地方的責任,但楊是當時內閣首輔王應熊的門生;鳳陽巡按吳振纓是內閣次輔溫體仁的姻親,兩位閣老因此都想庇護楊一鵬、吳振纓,竟然把楊、吳二人的奏摺藏匿起來,不讓皇帝知道。此時,劉榮嗣正在河直口駐防,有一個姓溫在鳳陽守護皇陵的太監,親身經歷了這場事變,有事北上京師,路過直口,面見劉榮嗣,那個太監痛哭流涕,泣不成聲,講述了鳳陽失守及義軍破壞皇陵的事情,劉榮嗣聽了這後,肝膽具裂,悲憤交加,急忙寫了一篇奏摺,飛馬連夜送往北京,上報崇禎皇帝,並不知道首輔王應熊和次輔溫體仁有意包庇楊一鵬、吳振纓,而扣壓了他們的上報奏摺,結果崇禎皇帝知道此事後,大為震怒,痛心疾首,認為皇陵被掠,是奇恥大辱,愧對先祖,一怒之下,把楊一鵬處以死刑,吳振纓遭到貶斥,並且下詔罪己。首輔王應熊見事情敗露,把怒氣撒在了劉榮嗣的身上,“銜恨入骨”,想對劉榮嗣加以報復,尋機中傷,便建議皇帝以榮嗣代理總漕楊一鵬的職務,駐防泗州,兼護皇陵,想假義軍之手陷害榮嗣。榮嗣到任後,率領總兵官王佐才日夜操練軍馬,嚴防死守,發誓以死守護。義軍聽說是榮嗣在守衛,望風西遁,明朝的留都金陵得以保全。崇禎皇帝十分高興,賞賜給榮嗣內帑銀二十兩。
首輔王應熊無計可施,就授意巡漕御史倪於義彈劾劉榮嗣挽黃治�時“欺罔誤工”,向劉榮嗣發難。接著,南京給事中曹景參曾因請託榮嗣不成,也懷恨在心,和倪於義勾結起來,誣陷榮嗣,上疏皇帝,皇帝下旨問罪。榮嗣辯白說,挽黃治�並未失策;錢糧出入,有賬可循,皇帝英明,自有判斷,不會黑白不分的。皇帝也了解情況,本想以微罪遣歸榮嗣,但朝中政敵不依不饒,競相陷害,皇帝把榮嗣下詔獄,不聞不問,在監獄中被扣押了三年,到了崇禎十一年戊寅(1638年),才被保釋出來,五個月以後,榮嗣病故,享年六十八歲。榮嗣雖然已經去世了,但政敵依然不肯放過他,趁著“適國家匱乏,事搜刮”,戶部四川司員外李希英迎合皇帝的意思,“凡挑藥用過”,追查所謂“貪污”的二十多萬兩銀子,把榮嗣的兒子劉為可關押到監獄裡,一年後,為可也逝於獄中。
崇禎十六年(1643年),兵部尚書張國維以總督河道進京面見崇禎,國維是當初榮嗣治理河道時的同僚,深知榮嗣的為人,他向皇帝反映了對榮嗣的指控都是不實的,挽黃治�已經見到了效益,“方冀一照覆盆,國事遂不忍言”,才給榮嗣平反昭雪,不久明朝就滅亡了。
劉榮嗣為人很有涵養“喜怒不形”,與人交往“有始終,不以存亡異心”,喜談“節孝事,每聞輒旌表”,與兄弟友愛,榮嗣出仕的時候,已經年屆中年,深知社會人生的不易,“忠愛感激,一飯不忘”,挽黃治�之初,就有人規勸他說“勿為福先,勿為禍始”,而他“笑而謝之,斯時已置身命度外矣,”結果卻在這個事上吃了大虧,以致喪命。榮嗣為官清廉,為弟孝悌,為父慈祥,政治文學,皆是一流,可謂“完人”,他是當時北方詩詞之宗,文壇領袖,詩有數種行世,品在錢劉(唐代詩人錢起、劉禹錫)之間。他的書法早年學習鍾繇、王羲之,晚年學習蘇東坡,具有自己獨到的特點,偶爾也作畫,有雲林筆致,人爭寶之。他的詩集合稱《半舫集》,著作合稱《簡齋集》。
劉榮嗣的兒子劉為可,字小善,邑諸生,“性端嚴孤介,不苟同流俗”,他對歷史學有著自己的見解,著有《廿一史鈔》,“半神修遠,博學攻文,事親尤以孝稱,司空督河道,為忌者所中,泣血奔走,冒死相依倚,司空卒,痛父之冤,衷毀逾禮,也斷食亡”,事跡也足夠感人。榮嗣、為可父子死後,無錢從京中解柩回籍,幸得大名成克鞏的資助,才回鄉入土。
劉榮嗣之孫,劉為可之子劉佑,字雲麓,拔貢,“穎悟工詩”,清初歷任蘄水縣令、泰州知州、高唐知州等職,為官清廉,體察民眾的疾苦,他在任高唐知州時“適三逆(三藩之亂)皆叛,高唐居上游,大軍絡繹,悉力支柱,絲毫不忍為民累”,他的詩集稱為《尋遠樓詩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