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簡介
《管子》是一部記錄中國春秋時期(公元前770～前476)齊國政治家﹑思想家管仲及管仲學派的言行事跡的書籍。大約成書於戰國(前475～前221)時代至秦漢時期。劉向編定《管子》時共86篇﹐今本實存76篇﹐其餘10篇僅存目錄。
管仲（公元前723年-約公元前645年） 漢族，名夷吾，字仲，又稱敬仲，春秋時期齊國著名的政治家、軍事家，潁上(今安徽潁上)人。管仲少時喪父，老母在堂，生活貧苦，不得不過早地挑起家庭重擔，為維持生計，與鮑叔牙合夥經商後從軍，到齊國，幾經曲折，經鮑叔牙力薦，為齊國上卿（即丞相），被稱為“春秋第一相”，輔佐齊桓公成為春秋時期的第一霸主,所以又說“管夷吾舉於士”。管仲的言論見於《國語 齊語》，另有《管子》一書傳世。
作品賞析
四傷之一
百匿傷上威，奸吏傷官法，奸民傷俗教，賊盜傷國眾。威傷，則重在下；法傷，則貨上流；教傷，則從令者不輯；眾傷，則百姓不安其居。重在下，則令不行；貨上流，則官徒廢；從令者不輯，則百事無功；百姓不安其居，則輕民處而重民散；輕民處、重民散，則地不辟；地不辟，則六畜不育，則國貧而用不足；國貧而用不足，則兵弱而士不厲；兵弱而士不厲，則戰不勝而守不固；戰不勝而守不固，則國不安矣。故曰：常令不審，則百匿勝；官爵不審，則奸吏勝；符籍不審，則奸民勝；刑法不審，則盜賊勝。國之四經敗，人君泄見危。人君泄，則言實之士不進；言實之士不進，則國之情偽不竭於上。
【譯文】
宮庭的各種壞人傷害君主的權威，奸邪的官吏傷害國家的法制，奸民傷害風俗和教化，賊盜傷害國內的民眾。權威被傷害，君權就會往下移；法制被傷害，財貨就會通過賄賂往上流；教化被傷害，臣民就不會和睦；民眾被傷害，百姓就不得安居。君權下移，政令便無法推行；財貨上流，官德就必然敗壞；臣民不和，百事都無功效；百姓不得安居，就會造成為盜者留而務農者離散的局面。為盜者留、務農者散的結就是土地不得開闢，土地不開闢則六畜不能繁育，六畜不育則國貧而財不足，國貧而財用不足則兵弱而士氣不振，兵弱而士氣不振，則戰不能勝、守不能固，戰不勝而守不固，國家就不會安定了。所以說，國家大法不嚴明，國君左右的壞人就得逞；官爵制度不嚴明，奸邪的官吏就得逞；符籍制度不嚴明，奸民就得逞；刑法制度不嚴明，盜賊就得逞。一國的四經：大法、官爵、符籍、刑法敗壞了，君主又不重視，危亡就會出現。這是因為人君不重視，說真話的人就不肯進言；說真話的人不進言，國家的真實情況君主就不能掌握了。
四傷之二
世主所貴者，寶也；所親者，戚也；所愛者，民也；所重者，爵祿也。亡君則不然，致所貴非寶也，致所親非戚也，致所愛非民也，致所重非爵祿也。故不為重寶虧其命，故曰：令貴於寶；不為愛親危其社稷，故曰：社稷戚於親；不為愛人枉其法，故曰：法愛於人；不為重爵祿分其威，故曰：威重於爵祿。不通此四者，則反於無有。故曰：治人如治水潦，養人如養六畜，用人如用草木。居身論道行理，則群臣服教，百吏嚴斷，莫敢開私焉。論功計勞，未嘗失法律也。便辟、左右、大族、尊貴、大臣，不得增其功焉；疏遠、卑踐、隱不知之人，不忘其勞。故有罪者不怨上，愛賞者無貪心，則列陳之士皆輕其死而安難，以要上事，本兵之極也。
【譯文】
當代一般的君主，所重視的是珍寶，所親—近的是親戚，所珍愛的是屬民，所重惜的是爵祿。英明的君主則不是這樣。他最重視的不是珍寶，最親近的不是親戚，最珍惜的不是屬民，最看重的不是爵祿。所以，他不會為重寶損害政令，就是說“令貴於寶”；不會為親戚危害國家，就是說“社稷重於親戚”；不會為愛其屬民而違反法律，就是說“愛法高於愛人”；不會為重惜爵祿而削弱威信，就是說“威信重於爵祿”。君主如不懂得這四條，就會一無所得。所以說：治人如治水，養人如養六畜，用人如用草木。君主自身能按理辦事，群臣就服從政令，百官就斷事嚴明，誰也不敢徹私了。在評計功勞的時候，不能離開法令規定。寵臣、侍從、大族、權貴和大臣們，不得憑特權加功。關係遠的、地位低的、不知名的，有功也不得埋沒。這樣，犯罪受刑的人不會抱怨君上，有功受賞的人也不會滋長貪心。於是，臨陣的將士們都將不怕犧牲而赴難，以求為國立功了。這是治軍的最重要原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