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生平
1924年，噶喇藏活佛到青海塔爾寺，拜青海佑寧寺（即郭隆寺）七世土觀呼圖克圖格桑丹曲尼瑪為經師，學習佛經。1926年，赴甘肅拉卜楞寺深造10年，還學習了藏醫基礎理論。1933年，赴北京朝拜九世班禪大師曲吉尼瑪，被賜予“呼圖克圖”稱號。1935年，獲得“堪布”尊號。同年回寺主持寺務，維修擴建佛殿，頻繁進行佛事活動。他還開辦喇嘛學校，著重學醫，繼承和發掘藏醫、蒙醫遺產，培育徒弟。1943年，任土默特左旗喇嘛政務所所長。1944年，被日本人役為勞工，到阜新煤礦當喇嘛勤勞奉仕隊隊長。1946年春夏之交，國民黨反動派大肆向阜新進犯，散布“佛心向南”、“佛心歸統”等謠言，並企圖利用噶喇藏活佛的影響，煽動大眾為他們賣命。噶喇藏活佛具有較深的民族意識，而且對國民黨軍隊到處塗炭百姓的行徑早就反感，對共產黨八路軍尊重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十分讚賞。此後不久，國民黨軍隊洗劫了巴達瑪旺其嘎廟，激起了噶喇藏活佛與眾僧人的強烈不滿，對國民黨反動派破壞寺廟，搶掠廟產，迫害僧人的舉止深惡痛絕。正好當時，中國共產黨在阜新成立了“阜、彰、土、蘇聯合政府”（即阜新縣、彰武縣、土默特左旗、蘇魯克旗聯合政府） ，組建“阜新蒙民大隊” 。“當旗縣領導上知道了在阜新附近蔣管區巴達旺廟，噶喇藏葛根對國民黨的大漢族主義不滿，對共產黨的政策雖然了解的不多，但對黨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使他感覺親近。”[1] 於是派人去做噶喇藏活佛的工作，請他北上解放區參加聯合政府。他對來人說：“‘ 我聽到這些訊息了。我是喇嘛，對八路軍的政策了解的不夠。我正猶豫不定。政府專門派你來同我聯繫，我心上的一塊石頭落地了。’他表示願意站在革命的蒙古青年一邊，同八路軍一道與國民黨較量。”[2] 噶喇藏活佛按商定的日期，於7月下旬來到聯合政府所在地，受到熱烈歡迎。“噶喇藏看到這場面，激動地說：‘ 我是出家人，但我是蒙古人。共產黨領導蒙古人搞民族自治，解放少數民族，我完全擁護。’”[3]他同自治運動聯合會旗支會和蒙民大隊一起活動，結合中心任務宣傳黨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爭取團結更多的民族、宗教界上層人士，擴大統一戰線。
噶喇藏活佛為擴大地方武裝、擴大解放區、鞏固根據地，發動民眾，動員蒙古族青年參軍，爭取團結佛教界上層人士，做了不少工作。1946年夏，庫倫旗格爾林壽因寺八世邁達里活佛，由於對共產黨的政策不了解，聽信國民黨的謠言離開寺廟，逃到阜新敵占區。還有奈曼旗寶日胡紹廟舍冷旺布活佛，因對黨的宗教政策不了解，正在懷疑動搖中，在奈曼旗王爺胞弟的煽動下，逃到阜新觀望。當時國民黨為爭取他倆，已派專人做工作，動員他們率領眾喇嘛歸順國民黨。噶喇藏活佛得知後，先給兩位活佛寫邀請信，穩定他們的情緒，然後分別拜訪，宣傳共產黨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說明共產黨是真正實行民族平等、保護宗教信仰自由。經過一番工作，解除了思想顧慮，他們率領各自的徒弟奔向解放區。
同年秋，解放戰爭形勢發生急劇變化，阜新北部告急，噶喇藏活佛隨同大隊人馬北撤，到達奈曼旗大沁他拉休整。10月末，中共遼北省委書記陶鑄同志在大沁他拉召開蒙古青年幹部座談會。“噶喇藏也應邀參加，會上噶喇藏激動地說：‘ 我雖然是出家人，要當個真正的蒙古人，給蒙古族實行自治的是共產黨，我是跟到底了。’陶鑄同志聽了噶喇藏的發言，表揚了他是個好活佛，也表揚了阜新的同志團結宗教界的朋友一道革命，體現了黨的政策。在那次座談會上，陶鑄同志向縣委領導和噶喇藏本人表示：‘ 葛根在游擊區活動不方便，還是去大後方好。’”[4] 11月8日，陶鑄同志在大沁他拉親切接見噶喇藏活佛，勉勵他將革命進行到底，打算介紹他到烏蘭浩特參加內蒙古自治運動聯合會。後來陶鑄同志從大沁他拉北上時，帶領噶喇藏一行到了白城子（今吉林省白城市）。然後陶鑄同志親自寫信給內蒙古自治運動聯合會，請妥善安排噶喇藏活佛。
噶喇藏活佛到哲里木盟扎薩克圖旗王爺廟（今興安盟烏蘭浩特市）後，內蒙古自治運動聯合會烏蘭夫、哈豐阿、王再天等領導人親切接見，安排他為內蒙古自治運動聯合會東蒙古總分會顧問。在噶喇藏活佛的動員下，八世邁達里活佛、舍冷旺布活佛、王扎拉活佛等活佛，奈曼旗芒碩廟（即烏力吉硭石廟）、土斯拉其廟（即圖薩拉克齊廟）等幾座寺廟的青年活佛和90多名青年喇嘛來到王爺廟支持革命。後來噶喇藏活佛被委任為內蒙古自治政府一等參事，他倡導和組織成立了喇嘛醫務學校，1947年10月親任校長，學員有200餘人。他還積極聯繫有經驗的蒙醫大夫，幫助他們在烏蘭浩特愛國街辦了蒙醫診所。
1948年元月，呼倫貝爾盟嶺西地區歸屬內蒙古自治區政府統一領導後，烏蘭夫等領導同志將噶喇藏活佛派往呼倫貝爾盟牧區，在喇嘛中開展團結、教育工作。開始，牧區的喇嘛和牧民民眾並不信任和歡迎他。在呼倫貝爾盟的第一年，他在新巴爾虎左旗等地進行念經傳醫活動，後經自治區領導同呼倫貝爾盟領導協商，由盟里下達公文，令噶喇藏活佛進駐新巴爾虎左旗甘珠爾廟（呼倫貝爾盟最大的藏傳佛教寺廟），擔任主持，開展佛事活動，舉行法會。“他主動地與當地政府和有關部門聯繫，取得支持和幫助，積極地與寺廟的中上層喇嘛和民族上層聯繫，建立感情，彼此信任，深入下層喇嘛和牧民民眾中聽取意見，不擺葛根的架子，平易近人，從而很快與各方面建立了關係，熟悉了情況。”[5]噶喇藏活佛根據實際情況和存在的問題，經民主協商，健全了寺廟管理制度和正常的法會，修建了活佛府邸，修繕了佛殿，號召喇嘛們學習藏經和蒙古文，繼承和發展藏醫藥、蒙醫藥傳統，掌握藏醫藥、蒙醫藥技能。“他在甘珠爾廟葛根倉辦起了蒙醫診所，派人購回所需的貴重藥材，自己配製蒙藥，治療了許多腰腿痛和婦女病患者。前來就診的牧民絡繹不絕。牧民民眾稱讚噶喇藏是‘佛醫’，受到了草原廣大牧民的信任和擁護。”[6] 噶喇藏活佛對待徒弟平易近人，嚴格要求，關心他們的前途，幫助他們學習研究醫藥著作和配製蒙藥。為貫徹黨的宗教政策，團結喇嘛，制定呼倫貝爾盟喇嘛愛國公約七條；發展組織新巴爾虎左旗蒙醫協會，興辦個人投資入股的蒙醫藥店，協助政府開展支持抗美授朝募捐活動。噶喇藏活佛被當選為新巴爾虎左旗喇嘛醫學校副主任、旗衛生工作者協會副主任、旗人大代表和旗人民政府委員等。
1950年，噶喇藏活佛代表宗教界參加全國少數民族參觀團，在北京參加國慶觀禮，受到毛主席的接見。同年7月，應蒙古人民共和國烏蘭巴托甘丹廟的邀請，噶喇藏活佛率領內蒙古20座寺廟的30位喇嘛，去參加保衛世界和平法會，還參加了蒙古的國慶活動。1951年3月7日，在張家口參加內蒙古自治區喇嘛教第一次代表會議。“在這次會上噶喇藏表現積極、發言熱烈，提出了不少好的建議。他還幫助引導與會代表領會黨的方針政策和會議的宗旨，從而統一了代表的認識。”[7] 1952年11月15日，噶喇藏活佛去北京參加中國佛教協會發起人會議。1953年5月30日，去北京參加中國佛教協會成立會議，當選為中國佛教協會副會長。1954年，參加中國佛教界代表團，訪問緬甸。同年，參加內蒙古自治區迎接成吉思汗陵代表團，去青海塔爾寺舉行隆重移陵儀式，拜訪了塔爾寺第八十四任法台、十一世烏蘭活佛嘎拉僧海日布丹畢尼瑪，發放布施，迎接成吉思汗陵遷回到伊克昭盟伊金霍洛旗安放。這一年，參加中央訪問團，訪問西藏。在拉薩朝拜了十四世達賴喇嘛丹增嘉措，在日喀則扎什倫布寺朝拜了十世班禪大師確吉堅贊。從1954年起，他連續當選內蒙古自治區人大代表，出任內蒙古佛教協會名譽主席等職。
1956年9月，應中共中央統戰部邀請出任北京雍和宮堪布。“噶喇藏活佛到任後，建立了民主管理制度，健全了經典、佛像、法物、法器等文物的管理和財務管理制度，加強佛殿及環境衛生，規定了參觀開放制度，並根據實際情況解決了喇嘛住房等生活上的困難。同時，在雍和宮開設招待所，方便了來京看病的牧民民眾。”[8] 噶喇藏活佛被選為北京市喇嘛寺管理委員會主任，加強了北京市的喇嘛教務。同年，參加中國佛教界代表團，隨同十世班禪大師確吉堅贊，在尼泊爾參加世界友誼代表大會；11月，他率領中國佛教代表團出席在印度參加釋迦牟尼佛涅槃2500周年紀念活動和世界宗教大會，印度總理尼赫魯召見並贈送他裝有金塔的玻璃工藝品，噶喇藏活佛將這一珍寶送給新巴爾虎左旗阿爾山廟。1957年4月12日，去呼和浩特參加內蒙古佛教協會第一屆代表會議，噶喇藏活佛被禮請為內蒙古佛教協會名譽會長。1959年，他又率領中國宗教代表團參加在高棉舉行的世界宗教會議，面對台灣當局派來並已被大會接納的台灣宗教代表團，義正辭嚴地堅持一個中國的立場，提出抗議，最終迫使組織者將其驅逐出大會。同年7月，應蒙古人民共和國佛教協會邀請，參加了蒙古的國慶和甘丹廟“和平塔”開光揭幕典禮。
60年代初，他以中國佛協副主席的身份來到呼倫貝爾盟鄂溫克旗錫尼河廟等地，藉助開展宗教學術答辯活動向喇嘛們進行形勢教育，引導他們正確對待當時的暫時經濟困難，使他們堅定克服困難的信心。
主要成就
噶喇藏活佛被選為第一、二、三屆全國人大代表，國家民委委員，列席全國人大常委會會議。他親切接待了來訪的國內外佛教團體和佛教界知名人士。1965年8月1日,噶喇藏活佛於呼和浩特圓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