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簡介
喬光鑒生於1908年10月24日，其父喬遠亨，早年留學日本，同盟會員，參加過辛亥革命和北伐戰爭，是貴州有名的進步學者。喬光鑒生長在這樣一個進步的知識分子家庭里，他父親的民主革命思想，對他參加革命起著重大的影響。
主要事跡
喬光鑒的少年時代是在鎮遠國小和高等國小堂度過的。1920年，他隨父到遵義，就讀遵義中學，而後考入貴陽中學高中部。
1926年夏末，他以優異的成績考入國立北京大學預科。北京大學的優良學風和革命傳統，為他獻身於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奠定了良好的思想基礎。
喬光鑒來到北大，親眼看到了北洋軍閥反動政府對愛國學生運動的殘暴鎮壓，特別是1927年4月，李大釗、范鴻劫、張挹蘭等20位共產黨人和革命者慘遭奉系軍閥張作霖的殺害，使喬光鑒進一步認清了國民黨反動派的猙獰面目，實踐鬥爭也使他的政治思想覺悟有了很大提高，他深感只有中國共產黨才能救中國。1931年前後，喬光鑒光榮地加人了中國共產黨。
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蔣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激怒了全國各族人民，同時也激發了人民民眾的抗日熱情。為了要求國民黨當局立即出兵抗日，在中共北平市委的領導下，喬光鑒與北大黨員和愛國師生—起，發動組織了“北京大學全體同學南下示威團”，發表了《告民眾書》和《南下示威宣言》。喬光鑒隨團到南京國民黨政府示威，遭到敵人逮捕，他和同學關押在孝陵衛警衛團。
在獄中，喬光鑒和同學們歌聲不斷，堅持鬥爭。為了拒絕反動政府要他們把“示威團”改為“請願團”的無理要求，抗議反動政府的血腥暴行，喬光鑒和同學們決定開展集體絕食鬥爭。在北大南下示威團的影響和中共北平市委的領導下，12月7日，北平20多所大中學校學生又組織了數千人南下示威，把抗日愛國運動推向了新高潮。
1932年1月，喬光鑒畢業後在北京大學附設平民夜校任校務主任，兼任北平私立大同、文治、精業等校教員，他還擔任《北平華報》副刊編輯，隨後打人國民黨陸軍八十五師任特黨部幹事。1934年春，中共北平市委中出了叛徒，喬光鑒和許多同志遭到逮捕，被押往南京，然後轉押到武昌模範監獄。
喬光鑒被捕後，黨組織和他的親屬四處活動，設法營救。1935年春，喬光鑒獲釋出獄，回到北平。華北事變後，北平學生在中共地下黨的組織領導下，發動了“一二·九”運動，喬光鑒積極投人了這一運動。根據黨的決定，為了把青年學生的愛國運動和工農民眾鬥爭結合起來，1936年2月，在北師大成立了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簡稱“民先”)，喬光鑒參加“民先”總部工作。不久，喬光鑒隨“民先”總部搬遷武漢。喬光鑒在武漢培文女子中學任教，他以教書為掩護，認真貫徹執行黨的《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即《八一宣言》)和《關於青年工作的決定》。他深入工廠，走向社會，宣傳募捐，日夜奔忙，為抗日救亡宣傳工作竭盡全力。他的這些活動被岳父知道後，老人鄭重其事地問他：“光鑒，你是共產黨吧?”他笑著回答：“你看我像不像?”老人有些不快，沉著臉說：“教書就教書，不要去搞那些事，搞不好要被殺頭的。”他堅定地回答說：“我所做的，不是大家也都在做嗎?再說，國家興亡、匹夫有責。難道愛國還有罪?只要有血性的中國人，就不能容忍鬼子們來瓜分中國。”他說服了老人，繼續進行革命活動。
1937年，七七事變和“八一三”抗戰揭開了全面抗戰的序幕。不久，第二次國共合作正式形成，式漢成為全國抗日救亡的中心。喬光鑒奉命返回貴州開展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工作。
1937年9月，喬光鑒來到貴陽開展抗日救亡活動。他通過北大校友、貴州省教育廳長張志韓的關係，出任湄潭中學校長。中共貴州省工委成立後，他找到省工委交通員高言志同志，及時與省工委負責人秦天真同志接上黨的組織關係。從此，由省工委直接領導他的工作。
喬光鑒到湄中，第一步就是選聘合格的教師，通過省工委做工作，介紹一批中共黨員和進步教師到湄中任教。第二步就是解除不稱職的教職員，為下一步的學運掃清障礙。他聘請王啟鳳、王啟澍、顧光中、顧詩靈、嚴林心等一批進步知識分子擔任教師。喬光鑒依靠他們去組織學生閱讀進步書刊，開展抗日宣傳活動。1937年寒假，他們發動學生，組織寒假宣傳團，以學生住地劃分小組，每逢場期，就到圩場上去進行宣傳。學校按期寄發宣傳資料，使抗日宣傳推向全縣。
在抗日宣傳活動中，師生中湧現了一批骨幹。1938年春，喬光鑒認為湄中成立“民先”的時機已經成熟。於是，他召集教師顧詩靈、嚴林心、張人均和學生周成極、廖清廉、黃培紀、馮開顯、劉其華、王素娟等lO餘人開會，正式成立了湄中“民先隊”，很快發展到40餘人。他任命周成極為大隊長。此間，還成立了“中國新文學研究會湄潭分會”，並以“民先”隊員為骨幹。在學校建立了許多黨領導下的外圍組織，廣泛開展活動。如“讀書會”負責指導學生閱讀《新華日報》、《救亡日報》、《民眾》、《解放》等革命進步書刊。組織學生學習《大眾哲學》、《社會發展史》和魯迅著作；舉辦時事、學術報告會、座談會；出壁報、畫報、黑板報；每逢場期上街向民眾宣傳抗日救國，演唱《義勇軍進行曲》、《松花江上》，演出《放下你的鞭子》、《一個游擊隊員》等文藝節目；進行軍事訓練，學習軍事技術，為將來開展游擊戰作好準備；組織民眾為前方抗日將士募捐寒衣、藥物、寫慰問信；在喬光鑒的指導下，湄中成立了“抗日學生救國團”，以周成極、王素娟為正副團長。學生救國團積極深人農村、城鎮去散發傳單，張貼標語，把湄潭縣的抗日活動搞得熱火朝天。
1938年暑假，喬光鑒與顧詩靈組織40多名“民先”骨幹參加的“抗日救亡宣傳隊”，後定名為“飛鷹步行團”。他們從湄潭出發，每天以60華里的速度，徒步經遵義到貴陽，沿途進行抗日宣傳。團員們不顧旅途疲勞，堅持為民眾演出。
在貴陽期間，喬光鑒帶領“飛鷹步行團”與貴陽“民先”、沙駝業餘話劇社、築光音樂會等民眾團體聯歡，開座談會，交流開展救亡宣傳活動的經驗，互相鼓勵。“飛鷹步行團”還到大十字、小十字、銅像台、省府路等鬧市區進行抗日救亡宣傳。
湄中的這些抗日宣傳活動，大大活躍了貴州的抗日氣氛，得到了各階層人士的支持與同情。然而，引起了國民黨反動派的不安。一些頑固派聯名上告喬光鑒“誘惑青年”，不該向青年學生介紹閱讀禁書《列寧主義》和禁刊《十月》等書刊；喬光鑒組織的“步行團”等抗日宣傳活動犯有“不可饒恕”的“越軌”行為。國民黨貴州省政府立即罷免了喬光鑒的湄中校長職務。
國民黨反動當局的迫害，並沒有使喬光鑒膽怯，反而更激起了他對國民黨反動統治的仇恨，更激起了他的抗日救國的熱情。他想去革命聖地延安，但因國民黨對陝甘寧邊區的嚴密封鎖，未能成行，只好前往廣西桂林。在這裡，他遇見了北京大學校友千家駒，經千家駒介紹，喬光鑒到廣西政治幹部學校任教導員。1938年11月，喬光鑒攜眷回到家鄉鎮遠，在大菜園喬家祠堂閒居。不久，銅仁國立三中校長周邦道得知喬光鑒辦學有方，便請他出任教員。此間他認識了公民課教員邵達，他們志同道合。便一起積極指導學生閱讀進步書刊，組織了“讀書會”，繼續開展抗日救亡宣傳活動。不料，又被國民黨貴州省黨部下令解聘。
1939年春，喬光鑒應貴州省立鎮遠師範學校校長馮吉揚之聘，擔任該校國文教員。他不改初衷，繼續團結進步師生積極開展抗日救亡宣傳活動，他多次與馮吉揚校長親自登台演劇，組織學生演出抗日話劇《放下你的鞭子》和演唱抗日歌曲。不久，邵達調來鎮師任訓育主任，喬光鑒與邵達並肩戰鬥，與鎮遠師範的中共地下黨支部的同志暗中配合。
國民黨鎮遠當局為了破壞中共地下黨組織，派出特務分子四處監視鎮遠進步師生。地下黨的秘密集中點(周公館)和鎮遠師範學生宿舍曾遭特務多次搜查，部分“讀書會”和“民先”隊員也被特務多次傳訊和審問。
中共鎮遠地下黨支部書記田伯萍同志根據形勢的變化，及時向中共貴州省工委秦天真同志作匯報。省工委指示鎮遠的黨員和青年骨幹逐步轉移和隱蔽疏散。同時派聯絡員高言志同志專程赴鎮遠大菜園與喬光鑒會面，指示喬轉移。不久，鎮遠地下組織遭破壞，黨的負責人被逮捕，許多青年遭傳訊被押，一部分黨員和進步骨幹紛紛撤離鎮遠。此時，鎮師校長馮吉揚被省教育廳以“與共黨聯繫”的罪名，撤去校長職務，喬光鑒也被解聘。
1940年初，喬光鑒再次到銅仁國立三中任教，化名盂淵。根據以往的經驗教訓，喬光鑒沒有直接進入學生的宣傳活動，而是積極去團結那些上層人士，特別作好周邦道校長的工作。他認為，只有這樣，才能保護同志和自己，才能給愛國學生運動提供活動的機會。不料，校長周邦道也被撤職。國民黨貴州省黨部又聞喬光鑒在銅仁三中，即派鎮遠專署視察楊西橫赴銅仁調查喬光鑒的活動情況。8月24日，省教育廳密電：“密淮軍事委員會辦公廳四渝(三)字7397號，……電國立銅仁第三中學注意中共分子喬光鑒行動……並飭省立鎮遠師範學校將訓育主任邵達免職……嚴密注意邵達活動行止……”隨後，喬光鑒從上層人士中得知軍統骨幹劉伯龍要率部視察銅仁，揚言發現了銅仁三中的共黨組織名單。12月上旬，劉伯龍抵達銅仁，並派出特務四處監視、跟蹤追捕“共黨嫌疑”，先後逮捕和殺害了一些進步師生。喬光鑒在大逮捕前悄然離開銅仁，到了長沙，隨後又返回鎮遠，應楊西橫之聘，擔任青溪中學教導主任。
當時，青溪中學剛創辦不久，各方麵條件都很差，又沒有校長。他上任後，首先狠抓學生的學習，與學生建立友誼，常常進行家訪，鼓勵學生努力學習，日後成為國家的棟樑。然後，他挑選了一部分成績好、愛好廣泛的學生組成宣傳隊，到青浪、羊坪、竹坪等鄉鎮開展宣傳抗日救國、抗戰募捐活動。不久又被電令解聘。以後在安龍縣府任秘書、興仁縣中學任校長，均被貴州省國民黨黨部電令解聘。
喬光鑒被解聘後，利用他父親喬運亨是貴州省參議員、知名人士的身份和關係，通過各種社會關係，打通上層，國民黨鎮遠行政督察專員徐實圃出面，聘喬光鑒任鎮遠專署科長、視察。隨後。貴州省民政廳長譚克敏保薦他任民政廳秘書、科長。1948年6月，喬光鑒與譚克敏一起營救了地下黨員張清瑤出獄。
1948年8月，喬光鑒出任國民黨關嶺縣縣長。喬光鑒利用縣長職務之便，支持和掩護黨的地下活動。為便於由中原突圍出來後被敵人“管訓”的邱崇傑進一步開展活動，喬有意放鬆對他的“管訓”。起用參加過昆明“一二·一”學生運動的甘泉(又名甘雨霖)，進步青年王由植和參加反蔣活動的進步青年王良佐、黃福英等人分別任教育科長、鄉長、邊防大隊長等職，使他們利用合法身份開展反蔣活動。
我地下工作人員甘泉當了沙營鄉長後，喬光鑒還批給他們兩箱手榴彈和11支步槍。甘泉以鄉長職務為掩護，在沙營組織了一支武裝。這支武裝於1949年3月參加了“郎岱暴動”，成為游擊隊的重要力量之一。
1949年3月，貴州地下黨領導的“郎岱暴動”失敗後，國民黨貴州省政府通緝這次暴動的領導人，命令郎岱、關嶺兩縣政府將參與暴動人員緝拿歸案。郎岱縣長錢文蔚積極執行省政府指令，並電函關嶺縣政府大力協助。喬光鑒接省政府指令後，以追捕為名，帶著縣保警隊到沙營鄉政府後，隻身去甘泉等人家中，通知他們趕緊躲避。接著又到永寧鎮，找到被國民黨通緝為“攻打郎岱縣城的土匪頭子”的聶吉甫(聶未參加郎岱暴動，但當時在關嶺組織反蔣武裝)，將省政府的通緝令告知聶，叫他躲避一下。然後，喬光鑒回電省主席谷正倫：“通緝人員在逃，正在追捕中。”使關嶺的反蔣武裝免遭一場大難。
王由植當了教育科長後，與聶吉甫等積極組織反蔣武裝。一次特務找喬光鑒了解王由植的情況，喬花了50塊大洋買通了特務，掩護了王由植。聶吉甫、王由植等組織起來的反蔣武裝後來編為“中國人民解放軍滇桂黔邊區縱隊三支隊盤北游擊隊第六、七、八支隊。”聶吉甫、王由植、楊天擎分別為六、七、八支隊支隊長，岳崇傑是三個支隊的組建人之一。 1949年2月，國民黨為了收買人心，提出了“清田均賦”、“二五減租”，喬光鑑識破了這是國民黨哄騙人民的一貫伎倆，為了打擊地主豪紳、維護人民民眾利益，他採取了假戲真做的辦法。召集全縣的區、鄉長開會，要他們非執行不可，否則將予嚴懲。然後，他親率一批政府屬員下去督促檢查，逐鄉逐保清查田產，核實田賦，對大糧戶課以重稅。有些歷來不納地租田稅的大糧戶，也不得不交納賦稅。通過“二五減租”，在一定程度上減輕了人民民眾的經濟負擔，喬光鑒的作法得到了人民民眾的擁護。
喬光鑒同志在國民黨統治區長期從事黨的地下工作，艱苦一生，為了配合貴州的解放，積極從事準備工作。可是他的活動被軍統特務韓文祥、韓書陳密報。國民黨貴州省主席谷正倫以“來省述職”為由，誘騙喬光鑒赴貴陽。喬光鑒趕到國民黨貴州省黨部後，谷正倫以“身為縣長，組織暴動，回響共黨”的罪名，將其撤職逮捕，關進了貴陽保全司令部監獄，而後押人秘密監獄——文昌閣。
在獄中，喬光鑒與同志們一起，以堅強的革命意志同敵人作頑強的鬥爭，決不向敵人低頭。一天，敵人提審喬光鑒，喬光鑒不畏強暴，拒絕承認革命活動情況，並據理駁斥特務頭子何錦書，何惱羞成怒，急叫李卓然到審訊室與喬光鑒對質。喬光鑒這才知道是被判徒李卓然出賣。回到獄中，喬光鑒立即將李卓然叛變一事告訴了他的學生廣仲倫，廣立即將此事通知了其他難友。
黑暗即將過去，黎明即將到來。1949年10月的一天，難友們獲知新中國誕生了，個個高興得熱淚盈眶。“放風”時，大家又唱又跳，樂不可支。回到牢房，大家又隔著牆壁互相拉歌，表演節目。喬光鑒為慶祝勝利，高興地唱了一曲“喬太守亂點鴛鴦譜”。此後，敵人縮短了“放風”時間，加派了雙崗，看守更嚴厲了。種種跡象表明，最嚴峻的時刻即將到來。喬光鑒對同志們說：“只要全中國獲得解放，犧牲自己是值得的。”並要求同志們做好思想準備。
1949年11月，當中國人民解放軍勝利進軍貴陽之際，敵人一面準備向黔西南逃跑，一面象瘋狗一樣，臨近死亡還要作最後的掙扎，開始向革命者下毒手了。11月11日，被關押在文昌閣的難友被強行押上囚車，隨敵軍撤退。喬光鑒戴著腳鐐手銬，也被押上了囚車。敵人從貴陽逃到晴隆，又逃往西部重鎮盤縣。11月14日，當解放軍即將進駐貴陽時，谷正倫下令解決“政治要犯”。這天清晨，喬光鑒在七八個保警兵的押解下，走出南極觀古廟，他意識到劊子手即將下毒手，他稍整衣冠，正當取下手錶請難友轉交給他妻子的時候，保警兵用槍托將他一陣毒打。接著，年僅41歲的中共優秀黨員喬光鑒犧牲在國民黨谷正倫的屠刀之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