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介紹
《文選》學史上的一座里程碑——推介《唐鈔文選集注匯存》
許逸民
在我國學術史上，“《文選》學”是一門既古老而又年輕的學問。說它古老，是因為“《選》學”肇自隋唐，綿延至今已有千餘年歷史，其間有興衰起落，卻一直沒有斷絕。說它年輕，則是因為“《選》學”在“五四”時期橫遭貶抑，此後又長期處於學術邊緣地位，研究者甚少。直到上世紀80年代後期，在“重寫文學史”的浪潮推動下，“《選》學”的悠久學術傳統與重要學術價值得到重新確認，並被提升為文學史研究領域的一個中心課題，“新《選》學”研究從此揭櫫而起。經過十數年的開拓進取，現在“新《選》學”的研究局面已蔚然可觀，無論是研究規模，還是研究成果，均可以躋登當今“顯學”之列。尤為可喜的是，“《選》學”在復興創新的進程中，充分表現出底蘊深厚、視野開闊且生機無限的特點，讓人對其日後持續發展的後勁一致看好。
隨著“新《選》學”的興起，古老的“《選》學”洗心革面，再展青春。它在繼承和發揚前人積累的注釋、讎校功夫的同時，更加注重研究指導思想的提高，充分運用當代歷史學、文藝學理論，從編纂、版本、校勘、訓詁、辭章、評論等多種角度，多個層面，對《文選》開展全方位的深入研究。因此，在短短几年中，“《選》學”史上的許多疑難問題，譬如《文選》的編纂者問題，《文選》的選錄標準問題，《文選》的成書年代問題，以及《文選》的文體分類問題，李善注版本源流問題等等，正在逐一得到新的詮釋，有的問題已經獲得了較為圓滿的結論，也有的問題則接近於達成共識。當然，研究是沒有止境的，目前擺在“《選》學”研究者面前的課題依然舉不勝舉。在“《選》學”研究者前行路途上，有不少的問題可以說迄今還屬於難解的謎團。其他姑且不論，我們下面將要向讀者推介的《唐鈔文選集注匯存》一書，它裡面所指的《唐鈔文選集注》就是一個絕好的例證。
2000年7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出版了《唐鈔文選集注匯存》3巨冊。這是古寫本《文選集注》殘卷在我國的第二次輯集出版，也是到目前為止海內外僅有的三個輯本中最新的版本。今天我們可以非常便捷地披讀《文選集注》的殘卷，當然也就能夠肯定《文選集注》是隋唐“《選》學”的一部集大成之作。然而這樣一部卷帙繁多的“《選》學”要籍，查遍我國清末以前的公私書目中，卻不能找到片言隻字的記載，豈不怪哉？那么，究竟《文選集注》為何時何人纂集，成書於何朝何代，流播始末如何，於何時散佚，散佚後殘卷又如何被發現，如何會在我國輯集出版？這一連串的疑問，至今尚未全部揭穿謎底，不能不激發起我們繼續破解的強烈欲望。
說起《文選集注》的發現，倒是一件頗具傳奇色彩的事情。《文選集注》殘卷初次進入我國學者的視野，大約是在一個世紀以前，時當清末光宣之際。發現者名董康(1867—1947)，字綬經，江蘇武進人。清光緒十六年(1890)進士。曾任刑部郎中、大理寺推丞、法律編修。自號誦芬室主人，平生以藏書、刻書著稱。董於光宣之際，使日訪書，據日人森立之《經籍訪古志》所記①，知金澤稱名寺中藏有《文選集注》零本，遂前往訪察，共得32卷。他當時斷言：“《文選集注》者，吾國五代時寫本。”此說一出，不啻如一聲驚雷，日本朝野為之震動。日本學者“白諸政府，列為國寶”。此事之梗概，見董氏所撰《書舶庸譚》卷八日記(1935年5月13日)②。
稍後，時任京師大學堂農科監督的羅振玉(1866—1940)，於清宣統元年(1909)奉命赴日本考察教育，順道訪錄秘籍。羅氏本擬親往披覽《文選集注》殘卷，以行程匆匆未果，“乃遣知好往彼移寫，得殘卷十有五”(《唐寫本文選集注殘卷》跋語)。十年後的1918年，羅氏將所能收集到的殘卷，去其重出，加上原先自己所藏的兩卷，總計16卷，總題為《唐寫文選集注殘本》，一併影印到《嘉草軒叢書》中。其中惟自藏的第49、第59兩卷為原卷影印，其餘則全用摹寫的本子，還有一卷更是原卷的小字謄抄本，又據羅氏自序，當時海鹽張氏亦藏有二卷、楚中楊氏藏有一卷，以故未能編入③。可見羅輯本既不能反映殘卷的原貌，又搜羅未廣。不過它卻是《文選集注》殘卷復歸中土的首次輯印本，篳路藍縷之功蓋不可沒。
1911年，羅振玉舉家東渡，於日本京都淨土寺町購地建宅，以著述遣日。到了1919年，決定攜家返國，“歸國之際，舉其寓宅所得，捐贈以為東海舊鈔本《文選集注》印行之資，以此托君山、湖南兩先生”④。後來，日本友人果然不負所托，自昭和十年(1935)至十七年，終將《文選集注》殘卷悉數編進《京都帝國大學文學部影印舊鈔本叢書》印行。《京都帝國大學文學部影印舊鈔本叢本》(以下簡稱京都本)凡10集，《文選集注》見於第3至第9集，所涉及的卷數為第8、9、43、47、48、56、59、61、62、63、66、68、71、73、79、85、88、91、93、94、102、113、116，總計23卷。這是《文選集注》的第二個輯集本，開本闊大，印刷精美，質感近於原卷，採錄之富亦遠勝羅振玉首次印本。只可惜山海懸隔，能進入我國者實在太少，研究者難得一見，故此本的影響也就十分有限。
若能在中土出版《文選集注》殘卷的完全輯本，這是我國學者的一個宿願。南京大學周勛初教授是位有心人，他在1994年講學日本期間，全部複製了上述京都大學輯本，歸國後，又多方訪求，拾遺補闕，最終於1998年編成《唐鈔文選集注匯存》，交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出版(以下簡稱上海古籍本)。與京都本相比，上海古籍本保留了京都本的優點，一切據原卷影印，開本同樣很闊大，印刷同樣很精美。非但如此，上海古籍本後出轉精，還有許多地方超拔於京都本之上。簡要說來，上海古籍本在兩個方面有了重大提高，一是輯錄卷帙較前增多，一是編次體例更趨完善。
以周勛初教授的《前言》為據，上海古籍本的收錄總數計有24卷，比京都本多出的一卷是第98卷，乃由台灣漢學研究中心提供，周教授認為此即當年羅振玉未嘗寓目的海鹽張氏遺物。除此之外，天津藝術博物館提供了周叔〖B82A〗捐贈的第48卷的後半，併入京都本第48卷後幾近完帙。又，京都本第73卷原闕2頁，今據國家圖書館所藏補足；京都本第61卷江文通《雜體詩·潘黃門》下闕25行，亦據日本御茶之水圖書館藏書補足。至於上海古籍本如何改善編次體例，周教授解釋說，當初京都本影印時，因為原卷非一時一地徵集而來，只好按照收到各家藏品的時間先後、按照藏品原樣隨機編入，故不免造成重出或序次上的顛倒。此次上海古籍出版社意在重新校理，所以專門請復旦大學的陳尚君教授通讀一過，嚴格依照《文選》的卷次編定前後順序。又在卷首重擬篇名目錄，以便於檢索。
由此可證，上海古籍本決不是簡單直接地翻印京都本，而是一次全新的輯集和整理。它所採錄的殘卷數量比京都本多，編次體例也比京都本更具備學術水平，使得《文選集注》能以最整飭的面目重新示人，這無疑是一件功德無量的大好事。雖然現在還不能說上海古籍本已經把《文選集注》殘卷網羅淨盡，但它在目前現有的3個輯本中雄踞首位，則是一個不爭的事實。執此而作結論，我以為上海古籍本為“新《選》學”發展史樹立了一座里程碑。它標誌著“新《選》學”研究在資料的占有上，達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新高度。對於今後的中國文學史研究，特別是“新《選》學”研究來說，《唐鈔文選集注匯存》必將永遠是彌足珍貴、取之不竭的史料寶藏，其影響之巨大和深遠，想來不會在李善注、五家注、六臣注等各類版本以下。
我們在這裡之所以稱讚上海古籍本為“《選》學”史上的一座里程碑，其實還出於對《文選集注》自身價值的考慮。從版本學與文獻學方面說，《文選集注》既為唐代寫本，則如同敦煌寫卷一樣，乃屬於國之重寶。加以《文選集注》堪稱隋唐“《選》學”的集大成之作，其學術成就代表著千年“《選》學”所曾有過的輝煌，這本來就有著里程碑的意義。說到這裡，我們也有必要對《文選集注》的內容和學術性質略作一點介紹。
《文選集注》的原帙為卷子本，凡120卷。據日本學者的研究，《文選集注》大抵是以李善注60卷本為底本的，只是又將李注本每卷復析為二。書中集錄唐代諸家注釋，編次井然有序。首錄李善注，次錄《鈔》(《文選鈔》)和《音決》(《文選音決》)，再次錄五臣注、陸善經注，最後是“今案”，亦即《文選集注》纂集者的案語。這種融會諸家注釋為一體的纂集形式，在宋元以前的《文選》寫本、刻本中可謂唯此一例。其中所引錄的《鈔》、《音決》和陸善經注，多不見於他書，是名副其實的稀世孤本。即令它所引錄的李善注、五臣注，也以其出現於宋元諸刻本以前，因而具有獨特的文獻價值和版本價值。
《鈔》和《音決》這兩種書，在《文選集注》里皆不署撰人。遍檢我國歷代書目，惟見兩《唐志》著錄“《文選》六十卷，李善注。又六十卷，公孫羅注”及“《文選音》十卷，蕭該注。又十卷，公孫羅注”。又見日本藤原佐世的《日本國見在書目錄》著錄“《文選鈔》六十九，公孫羅撰”、“《文選音決》十，公孫羅撰”。我們知道，兩《唐志》的著錄多采自盛唐開元時期毋〖D037〗編撰的《古今書錄》，而《日本國見在書目錄》的問世亦在寬平年間(889—897)，相當於我國晚唐昭宗在位(889—904)時期，中外兩種著錄正可以互為佐證，應屬可信。那么，《文選集注》所稱《鈔》和《音決》或為同一作者，即公孫羅。此說如能成立，則《日本國見在書目錄》所謂“《文選鈔》六十九”，實乃“六十”之誤⑤。不過也有學者認為《鈔》與《音決》的作者非同一人，《音決》為公孫羅撰“殆無可疑”，而《鈔》則當出於李善弟子之手⑥。還有一種意見認為，“《鈔》也許要早於李善”⑦。不管怎么說，幾乎近於失傳的公孫羅等早期注家的《音決》和《鈔》，能夠藉助《文選集注》這個唯一的載體傳諸今世，豐富了我們對“《選》學”初始期的認識，拓展了我們今天進行“《選》學”研究的根基，這的確是《文選集注》的一大貢獻。
與《鈔》和《音決》相類似，陸善經注也是依賴《文選集注》才得以流傳。關於陸善經其人注《文選》事，史志鮮見記載，惟《玉海》卷五四引《集賢註記》談及“明年(指唐開元二十年，732)五月，令(王)智明、(李)玄成、陸善經專注《文選》，事竟不成”。然而《文選集注》各卷屢引陸說，故當今研究者多以為陸氏有成書⑧。陸善經注與李善注、五臣注有何不同，我們可以藉助《文選集注》去研究，但他的書到底什麼樣子，看來只能窺其一斑了。
前面已經說過，《文選集注》大抵是以李善注本為底本的，而據唐人記載，李善注本身卻有初注、復注、三注、四注多種繁簡不同的本子⑨，那么《文選集注》所採用的到底是哪種本子呢？日本學者斯波六郎博士曾做過極細緻的比較研究，以為《文選集注》的底本“自李善注本身至類目、篇題、正文，最存李善本之舊”10。另一日本學者岡村繁先生則持相反的意見，以為《文選集注》“擁有最多的舊李善注”的說法欠妥，應該說“《文選集注》的李善注參差不齊，顯得非常不均衡，可見其與現存版本的系統不相同，它是將原來的李善注特別增補改訂而作成，可說是後出的李善注”11。關於這場爭論，我國學者傅剛認為：“其實，《文選集注》的情況比較複雜，筆者也比較了數卷，發現有的部分是集注本中善注多於刻本，而有的部分是集注本中的善注少於刻本，還有的部分相差不多……唐宋以來，士子竟以《文選》為學習的主要典籍，抄寫甚多，訛誤自然難免。又由於各抄寫者情況不同，嫌李善注煩瑣者，可能有所刪減；而嫌李善注簡略者，可能有所增添，因此，現行刻本的善注並不一定是李善原貌，而抄寫本雖然時代較早，但也仍然可能是改變過了善注。”12學者們各持一說，恰好說明《文選集注》中的李善注除了具有公認的版本校勘價值，它本身的存在形態及其流變歷史也應是一個重要的研究課題。
有關《文選集注》的內容和學術性質，上面已談了很多，但有一個最基本的問題還沒有提到，這就是《文選集注》的編纂者及其成書時代問題。目前能夠見到的所有佐證資料，概不涉及具體撰人，而其寫本出自何時何地，則我國學者和日本學者各有其說。早期的說法，無論中外均較慎重。如日本森立之說：“《集注》出於何人，或疑皇國紀傳儒流所編著者。”日本斯波六郎說：“《文選集注》，《日本國見在書目錄》及兩《唐志》以下皆未著錄，在我國殘存諸卷亦無撰者姓名，是以未知何人所撰。或謂為我國王朝時人編，但予不曾得其確證。”13在我國，董康認為是“吾國五代時寫本”，羅振玉則謂書中“於唐諸帝諱，或缺筆，或否。其寫自海東，抑出唐人手，不能知也”。
我國當代學者對《文選集注》的看法，似乎更加傾向於唐寫本的判斷。以台灣學者邱〖C97D〗〖EE6B〗為例，他的研究結論是：“考《集注》既早佚於五代，而流散於東瀛，今獨此一種，當是我國唐寫之本也。”14他的論據是：“《集注》或於劉〖BB63〗國史館修撰任(936)以前已亡佚於中土，公元948年日本藤原良秀批點《後漢書》古鈔本(日本天曆二年批點本今存)，旁註引《文選集注·甘泉賦》‘伏鉤陳使當兵’注‘當主也《音決》多浪□’一條，與日本九條本古鈔《文選》旁註‘當主也’、‘多浪反’正合，九條本旁註系引《文選集注》，斯波六郎氏已論及。則彼時《文選集注》已傳於日本，據日人道長《御堂關日記》載公元1004年(長保六年)十月三日‘乘方朝臣集注《文選》、《元白集》持來是有聞書也’雲，同年十一月三日奉《集注》入宮。據此，則《集注》早佚於中土而傳於東邦，亦可知也。複次，《集注》為百二十卷本，卷帙浩繁，雖入於日宮，而後乃散佚於僧寺，迨清末於金澤稱名寺所見，僅三十二卷而已。則後來《集注》一度不甚見重，或竟棄若敝屣，故未嘗見有影鈔本(羅振玉東渡始抄得一種)，亦可知也。”(同上，第830—831頁)周勛初教授輯集的《唐鈔文選集注匯存》，書名徑題“唐鈔”，顯然是服膺邱先生的論點。
總之，《文選集注》雖然現在只剩了不多的殘卷，但它卻是當今“《選》學”研究不可多得的一筆巨大寶藏。即使只從學術史這個小的方面說，如果我們想要考察“《選》學”之濫觴，那么《文選集注》正好是通向隋唐“《選》學”堂奧的一個明晰路標，只不過探索路途中布滿了迷宮，需要我們加倍付出努力，才能一步一個腳印地前行。當前，“新《選》學”研究經過十數年的發展，已進入一個亟待拓寬視野、亟待深化的緊要關頭，而上海古籍出版社及時影印出版了《唐鈔文選集注匯存》，此舉無異於雪中送炭，必將大大改善“《選》學”乃至整個唐前文學史的研究條件。因此，每當檢讀《唐鈔文選集注匯存》之際，我們都不會忘記周勛初教授、陳尚君教授和上海古籍出版社為此奉獻的諸多辛勞。
註：
①《經籍訪古錄》卷六《總類》著錄《文選集注》零本說：“見存第五十六、第百十五、第百十六，合三卷。每卷首題‘文選卷幾’，下記‘梁昭明太子撰’及‘集注’二字。界長七寸三分，幅九分。每行十一字，注十三四字。筆跡沉著，墨光如漆。紙帶黃色，質極堅厚。披覽之際，古香襲人，實系七百許年舊鈔。注中引及李善及五臣、陸善經、《音決》、《鈔》諸書，注末往往有今案語，與溫故堂藏舊鈔本標記所引合。就今本考之，是書似分為百二十卷者。但集注不知出於何人，或疑皇國紀傳儒流所編著者歟。”
②董康《書舶庸譚》卷八：“小林詢大阪某會社屬介紹收購上海某君所藏《文選集注》之結果。《文選集注》者，吾國五代時寫本，除六臣外，兼及曹憲等注，即六臣注亦較通行本為長。以分卷計之，當有一百廿卷。森立之《經籍訪古志》言金澤稱名寺藏有零本。余於光宣之際，偕島田前往物色之，得卅二卷。曾以語內藤博士，白諸政府，列入國寶。”(民國二十四年五月十三日日記)
③羅振玉《唐寫文選集注殘本序》說，“此書久已星散，予先後得二卷，東友小川簡齋君得二卷，海鹽張氏得二卷，楚中楊氏得一卷”，“楊氏藏本今不知在何許”，“張氏藏卷聞將自印於上海，乃去此二卷，仍得十有六卷”。
④日本新美寬《新獲文選集注斷簡》語，轉引自《唐鈔文選集注匯存》周勛初所撰《前言》注［三］。
⑤如屈守元《文選導讀》的《導言》里說：“日本藤原佐世《見在書目》有《文選音決》十卷，《文選鈔》六十九卷，並公孫羅撰。今日本所傳《文選集注》的殘本，采入《鈔》和《音決》：古抄三十卷本的旁註、標記，也時時引之。向宗魯先生認為，《鈔》即兩《唐志》的六十卷本，《音決》即兩《唐志》的十卷本。《見在書目》稱《文選鈔》六十九卷，所多九卷，或為後人附益，或‘九’字誤衍。”(巴蜀書社1993年版，第64頁)
⑥如台灣學者邱〖C97D〗〖EE6B〗的專題論文《〈文選集注〉所引〈文選鈔〉研究》，在列表研究了《鈔》與《音決》的互異之處後，認為“上表所見《鈔》與《音決》注之有無、存缺，不相一致，亦可證兩者原非一秩，蓋其原本各自為卷帙，且其為注為音，各有其人，殆非同出一人之手也”(轉引自《中外學者文選學論集》，中華書局1998年版，第717頁)，“若吾人可推定《集注》所引《音決》為公孫羅無疑，則愚見以為《集注》《鈔》當不可能同為公孫羅”(同上，第718頁)，“此《鈔》之撰作，自非揚州江都(吳地)之人而受業於當代‘選學’大師之李善弟子輩，不能也”(同上，第721頁)。
⑦詳見傅剛《文選學版本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139頁。
⑧如向宗魯《書陸善經事》說：“《集賢註記》稱‘事竟不成’，而《集注》多引其說，則陸氏固有成書，豈善經初受命與王(智明)、李(玄成)同注，事鏇中輟，善經卒發憤獨成之耶？”(轉引自《中外學者文選學論集》第74頁)傅剛教授也說：“《文選集注》不僅引陸善經說，而且註明陸善經本與諸本的異同，這說明陸善經是有一個完整的注本的。”(同注⑦，第138頁)
⑨［唐］李匡FDA5《資暇集》：“李氏《文選》有初注成者，復注者，三注、四注者，當時鏇被傳寫。其絕筆之本，皆釋音訓義，注釋其多，余家幸而有焉。嘗將數本並校，不惟注之贍略有異，至於科段，互相不同，無似余家之本該備也。”
?10?見《對〈文選〉各種版本的研究》，轉引自《中外學者文選學論集》，第953頁。
?11?岡村繁《〈文選集注〉與宋明版本的李善注》，《文選學論集》，時代文藝出版社1992年版，第47頁。
?12?同注⑦，第140頁。
?13?同注10，第935頁。
?14?《唐寫本〈文選集注〉第九十八卷跋》，轉引自《中外學者文選學論集》第848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