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良雄（1911—1987），國民政府軍統特工，早年在湖北省財政講習班結業，加入中華民族復興社，聰慧果敢。
1938年12月18日，國民政府副總裁汪精衛藉口赴成都中央軍校主持典禮，乘坐事先準備好的飛機飛往昆明，接觸雲南省主席龍雲，希望龍雲與他共同發動政變，龍雲未立即表態，汪精衛隨即出走越南河內。12月29日，汪精衛回響日本首相近衛聲明，發表“艷電”，宣稱願與日“交換誠意，以期恢復和平”，公開投日。
蔣介石對此十分震怒，決定處置汪精衛。從2月到3月初，從各地調動的軍統特工分批抵達河內，組成暗殺小組，以陳恭澍為暗殺小組組長，主要行動人員包括方炳西、王魯翹、岑家焯、余樂醒、陳邦國在內共九人，此外還有九名工作人員負責從旁協助、聯絡、運送武器。當時越南仍是法國殖民地，法方為提防越南人民反抗運動，對持有武器者一律處以重刑，因此所有武器全部由擁有法國親友的協助人員冒險夾帶進入河內。同時，暗殺小組也聯絡了四名當地華僑，通過各自的關係協助打探情報。
最初兩個月，暗殺小組的任務主要是探清汪精衛住址，並監視其行蹤，查證其是否有離開河內的意願等。3月19日凌晨，暗殺小組收到正式行動電報。汪精衛在河內的寓所位於高朗街27號，建築堅固，圍牆高大，牆上還安有保護網；門外有越南警察與便衣人員執勤，門內還有護衛人員和警戒。汪精衛本人終日閉門不出，工作組很難下手。此前工作組在準備階段，也曾構想過幾種制裁汪精衛的方式，如長於藥物知識的余樂醒曾提出採取“軟性行動”，即使用毒藥達成目的，並為此準備了一種無色無味的劇毒液體，但如何使汪精衛食入這種毒藥則頗費思慮。暗殺小組打探到汪精衛從一家麵包房定了麵包，每天早晨由固定的人送去，便構想利用這一點，在送去的麵包中下毒。然而，麵包被注射入毒藥後，瓤里很快出現了淡黃的斑點，這一構想只好全部作廢。余樂醒又提出將一瓶可揮發的毒藥放進汪精衛浴室中，藉助洗澡時的蒸氣使汪精衛中毒致死，但這一構想也終於不了了之。這些計策的廢棄，歸根結底是因為暗殺小組沒有在汪家的可靠內應，無法從內部策應，幫助計畫的實施。最終，暗殺小組決定採取硬性行動，襲擊汪精衛的住宅。然而，還未等行動開始，3月20日上午，負責監視汪精衛行蹤的魏春風急匆匆跑到陳恭澍等人的住處報告：“汪家正在打點行裝，有全家出走跡象。”話音剛落，內線的電話也來了：“汪精衛偕同家人準備午前啟程到大叻。”大叻是越南的一個旅遊勝地，汪精衛去那裡的目的尚不明確。但兩條訊息吻合，陳恭澍不得不作出判斷：情況有變，汪精衛要離開河內，必須馬上採取行動。魏春風被派往汪宅附近繼續監視，陳恭澍招呼眾人準備行動。十時剛過，魏春風打電話報告，兩輛黑色轎車離開汪宅，向紅河大橋方向開去。陳恭澍一聲令下，那輛雙開門的福特轎車擠進了7個人，一路追去。過了紅河大橋，遠遠就看到那輛黑色轎車停在路邊空地，車頭對著大路。陳恭澍等人不動聲色地開車駛過，確認汪精衛就在車內。幾個人剛要合計一下如何動手，那兩輛黑色轎車卻忽然發動，原路高速返回。陳恭澍急忙掉頭，卻沒能追上，兩輛黑色轎車一路駛回了汪宅。這趟徒勞無功的追逐，讓陳恭澍等人心頭窩火，也留下一個巨大疑團：汪精衛為什麼會有這次奇怪的出行？
連續錯過兩次機會，工作組成員都十分沮喪，擔心汪精衛已有所警覺，終於決定“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在當天夜裡對汪精衛的寓所進行突擊性強攻。21日凌晨，暗殺小組開車來到高朗街附近，準備行動。正當特工人員從車上下來時，兩名越南便衣警察突然出現，示意他們立刻離開。暗殺小組進退兩難之時，在附近監視汪家的華僑魏春風及時趕到，用錢將兩名警察暫時打發走了。暗殺小組雖然感到已經露了行跡，但事已至此，只有冒險繼續。
而後，暗殺小組分為三路，陳恭澍留在車上等待，另有兩人在汪宅院外遊走接應，王魯翹等五人則翻過高牆進入院內。陳邦國用斧頭砍開通向後院的房門，開槍嚇退了聞聲出現的保衛人員，其餘四人飛步躍上樓去，按照事先偵察的寓所內情沖向汪精衛臥室。臥室房門緊鎖，幾人只得將門劈出一個洞，王魯翹俯身向里查看，只見一白襯衣男子正慌忙鑽向臥室床下躲藏，上半身已經被床板遮住，腰背以下還暴露在外。根據看得見的部分體形，加上先入為主的意識，王魯翹立刻斷定這就是汪精衛，於是連開三槍，將此人打死。因為無法打開房門，再加上一路砍門、開槍已經驚動了警衛，幾人隨即撤退，分散撤離汪宅。然而，由於警車迅速趕到，在外接應的陳恭澍沒能等到全部工作組成員，不得不匆匆駛離現場。
凌晨四點，回到住處的陳恭澍接到華僑的電話，得知被刺死的男子不是汪精衛，而是汪精衛的秘書曾仲鳴。這次暗殺雖然未傷及目標，但依舊給汪精衛造成了極大的震撼，使其不敢再在河內逗留。同時，雲南的龍雲也受此震懾，對汪精衛的態度由猶疑轉為拒絕，汪精衛在國統區的雲南成立偽政府的希望就此斷絕。此後，汪精衛只能前往上海，成為日本“以華制華”政策的傀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