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4月至7月，任中共慶雲縣工作委員會宣傳委員。抗日戰爭爆發後，積極組織抗日救國會，組建抗日救國軍，擔任抗日救國軍第一路政治主任。1938年9月，任中共樂陵縣委宣傳部部長。1939年1月，任中共樂陵縣委書記。同年5月，任中共魯北地委宣傳部部長。1943年，任《黎明》報社社長。1945年1月，到中共山東分局黨校學習。同年8月，任渤海區委宣傳部教育科長。1948年，任渤海區後期師範學校校長，後歷任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哲學組組長、中國哲學史研究組組長等職。
1956年調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1958年任《紅旗》雜誌哲學組組長、編委；編輯專供毛澤東參閱的《思想理論動態》。《中國哲學史的研究方向》（載1958年《光明日報》）提出，研究中國哲學史，應當在毛澤東思想指導下進行。毛澤東對關文大加讚賞，還專門就此寫了一段批語。
1966年初揭發田家英傳達毛澤東杭州談話關於《海瑞罷官》指示刪除“要害”說；5月8日發表《擦亮眼睛，辨別真假》，把矛頭指向北京市委；參與起草《五一通知》；加入中央文革小組，成為“中央首長”。發明使用“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為毛劉分歧是路線鬥爭、催生《炮打司令部》，提供了邏輯根據。“文革”初期的很多《紅旗》雜誌和《人民日報》社論，以及重要的評論員文章、編輯部文章，都是他與另一名“中央文革小組”的筆桿子王力兩人起草的。
1966年，任中央文革成員、《紅旗》雜誌社副總編緝。1967年，兼任中央軍委文革小組副組長。解放軍總政治部副主任。曾指控彭德懷“到三線後進行不正當的活動”， “直到現在還是修正主義的一面黑旗”，“希望中央公布其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罪惡活動”。據認為與彭德懷的被揪回北京批鬥、致死有關。1967年1月擬定的《解放軍報》《宣傳要點》，曾提出“揪軍內一小撮”的口號。七二零事件後演變為“打倒帶槍的劉鄧路線”。
7月底，由關鋒主持起草的《紅旗》雜誌八一社論，仍然強調“要把軍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揭露出來，從政治上和思想上把他們鬥倒、斗臭。”這篇社論發表後，北京各大專院校的紅衛兵立即北上南下，到處“揪軍內一小撮”，全國各地的造反派也趁勢衝擊軍事機關，搶奪槍枝彈藥，致使武鬥升級，剛剛通過解放軍“支左”而稍有穩定跡象的局勢，又亂了起來。毛澤東在上海看到這篇社論後，十分震怒，立即在社論旁邊揮筆寫道：“大毒草！”“還我長城！”8月底，關鋒被隔離審查。10月被北京衛戍區關押於西山，1968年1月轉秦城監獄，並開除黨籍。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中央在對林彪、江青兩個反革命集團案進行公開審判時，對關鋒的問題也進行了審理。考慮到各方面的情況，最後決定對關鋒免於刑事起訴，維持原來開除黨籍的決定不變。1982年1月28日，關鋒被釋放出獄，後經交涉允許其留在北京，與夫人周英（原紅旗出版社編輯）及兒子關桐（中國科學院社會科學出版社編輯），一起住在北京沙灘北街2號院一居民樓內。其生活由《紅旗》（後改名《求是》）雜誌社按局級待遇負責管理。
從1956年進京到1966年“文革”前的10年裡，關鋒的主要精力是從事哲學和中國哲學史研究，先後出版了《王充哲學思想研究》《孫子軍事哲學思想研究》《莊子內篇譯解和批判》等總計200餘萬字的著述。1980年代恢復自由後，對“文革”往事奉行“四不原則”，即“不看、不想、不說、不寫”。對那些要訪問他的人，一概婉言謝絕。經過一段時間恢復後，重操舊業，一頭扎進中國哲學史和思想史的研究著述中。
他享有公民權，可以出版學術著作。關鋒的名字不好用了，便另取了一個“古棣”的筆名。因其原籍慶雲縣，是古代無棣縣的一部分，“古棣”即“古代無棣”之義。他晚年出書，均署名“古棣”，與妻子周英、兒子關桐等人合作編著了《法和法學發生學——法和法學的歷史探原》、《老子通》、《孫子兵法大辭典》等總計768萬字的論著，大大超過了他“文革”前論著字數的總和。其中著作《老子通》獲吉林省首屆優秀圖書一等獎和長白山學術基金會一等獎。
2005年6月7日晚，關鋒病逝於北京，享年86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