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
1949年，國共內戰硝煙已塵埃落定，國民黨政府敗退到台灣。美國在歐洲提出“馬歇爾計畫”，欲重振歐洲民主國家與共產主義對抗，但在亞洲，卻因“重歐輕亞”的政策，遭受到連連失敗。“韓戰”即在此背景下爆發了。
1950年6月25日“韓戰”的爆發，打破了美國總統杜魯門在亞洲的迷夢。戰爭開打後，美國隨即下令第七艦隊協防台灣海峽。美國的協防，使驚魂未定風雨飄搖的國民黨政府得以暫時安穩。其後，美國與國民黨政府關係恢復正常，美國不僅在外交上承認台灣的國府當局，軍援、經援亦源源不斷而來。
而國民黨政府當局，為博得美國的好感與支持，在人事安排上，大量起用有留美背景的人才，進入政府部門工作。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兩人，武的為孫立人將軍，時擔任陸軍總司令；文的為吳國楨，繼陳誠後，擔任“台灣省主席”。然而可悲的是，孫、吳二人與蔣介石合作，卻都沒有善終。孫立人遭“兵變”牽連後軟禁終身，直到垂垂老矣的晚年才獲平反；吳國楨與蔣氏父子交惡後，遠走美國客死異鄉，未能再回台灣。
基本上，孫、吳二人的下場，不是表面上個人權力鬥爭的關係，而是國民黨政府在台站穩腳跟後，於強人威權體制下，不容自由主義，而欲壓抑扼殺的結果。這當中，尤以20世紀50年代初的“吳國楨事件”最具代表性；此事件亦充分說明，在那專制獨裁恐共的年代，一位典型自由主義者從政的悲劇。
青年得志
官運亨通
1931年，吳國楨出任湖北省財政廳廳長，來年擔任蔣委員長侍從室秘書，雖然官位不高但權重，因為擠入最高權力核心，深為蔣氏夫婦所倚重。吳由於留美背景，頗獲宋美齡青睞，被歸為所謂的“夫人派”，屢獲拔擢，1932年底，吳以未滿而立之年，即被派任為漢口市市長，青雲得志，意氣飛揚。
抗戰軍興，漢口陷落，吳率部分市民西遷恩施，1939年底繼賀國光為重慶市長。1941年，重慶遭日機轟炸，發生“校場口大隧道窒息慘案”，傷亡慘重。蔣極為震怒，下令嚴懲相關官員，吳為負起責任，於1942年免去重慶市長職務。翌年，吳轉進外交部服務，擔任政務次長，在部長宋子文出國時，曾主持部務。
抗戰勝利後，吳進入黨務系統服務，於1945年，接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長。1946年，吳繼錢大鈞為上海特別市市長，上任伊始，以控制預算、處理黑市為主要施政重點。1947年，吳在上海逮捕共產黨員，並搜查“民盟”上海支部，對共產黨採取強硬手段，頗得蔣介石信任。
1948年元月，上海同濟大學學生擬全體入京請願，交大、復旦等大學學生前往相送，吳以市長身份出面調解，但仍引起學生和警察衝突，吳遭學生毆打，學生亦多人被捕。吳因對共產黨之強烈措施，後被中國共產黨列為“頭等戰犯”之一，然也因其堅定的反共立場，更得蔣賞識。
1949年，上海已岌岌可危，蔣介石派蔣經國赴滬，力勸吳撐持危局，不要輕言辭職。是年4月，吳卒以病由獲準，辭上海市長職，5月，上海解放。7月，吳隨蔣應菲律賓總統季里諾(ElpidioQuirino)邀，參加“碧瑤會議”，會後與蔣介石抵台。
矛盾衝突
1949年底，陳誠辭台灣省政府主席職，蔣派吳繼任台灣省主席兼保全司令。此刻可說是吳一生政治生涯的最高峰，其受蔣之倚重也是於此為最。
吳國楨就任省主席始，即提出四大施政方針:(1)、徹底反共，密切配合軍事；(2)、努力向民主途徑邁進；(3)、推行民生主義，為人民謀福利；(4)、實施地方自治，發揚法治精神，大量起用台籍人士。由這幾項施政方針看來，吳在台是頗思有所作為，以戮力台灣省政。
基本上，吳之施政方針，是項艱巨的政治工程，既要兼顧反共的軍事需求，又要忠於自己民主法治的信念；要以民生主義的經濟建設，為百姓謀福祉，當然，也不忘地方自治的重要。比較難能可貴的是，吳國楨慧眼獨具，在“2·28事件”後，為撫平台籍同胞不滿的情緒，在政治資源上，主張多重用台籍人士。所以在吳國楨的省府中，諸多台籍菁英，如蔣渭川、徐慶鍾、游彌堅、杜聰明、李連春、楊肇嘉等，均為吳所提拔重用。
平心而論，吳是有心要做好省政工作的，但在當時特殊的時代氛圍下，“軍事第一、反共至上”的環境背景，使吳嚮往於西方民主政治之政風，根本無從落實實現，而與蔣氏父子的衝突，也就在所難免了。導致吳和蔣氏父子摩擦的導火線，在1950年，台灣舉行第2次縣市長及縣市議會選舉中，初現端倪。吳國楨就任伊始，即希望“積極實行縣、市長民選，還政於民”，以奠定民主政治的基礎，如今這個理想終於有實現的機會，故他對於這次的選舉，抱持很高的期待。
為此，吳還在事前啟動一個培訓計畫，即在台北成立一所培訓學校，輪番培訓從各區選出的民眾代表，每次培訓3天，在3天內要教會這些代表，對民主政治的理念與遊戲規則，有一個基本的了解。然而，吳國楨的天真之舉，卻引起蔣氏父子疑慮，以為他要培植自己的勢力。
吳國楨晚年回憶道:“現在想來，我開始明白，也許正是這個培訓計畫，是蔣介石與我，最後決裂的主要原因，他或許認為，我是在謀求自己的組織與權力，而那確實，遠非我的本意。”無論如何，此事引起蔣之不快，應是不爭之事實。
另外，吳國楨對於蔣經國掌控的情治系統，與救國團組織的恣意橫行，是相當不滿的。他曾苦口婆心向蔣進言，國民黨黨費，宜由黨員繳納，不可用國家經費。且鼓勵蔣容許反對黨的成立，才能奠定兩黨互相競爭制衡的民主制度。可以想見，吳的民主政治與蔣的威權體制，根本是扞格不入的。故在台灣局勢稍安後，蔣無須再刻意討好美國，對自由主義分子開始疏離。於此前提下，吳與蔣之關係日益緊張，也就不難想見，吳為此亦不安於位，屢向蔣請辭，然皆未獲準。
因選舉事件，蔣經國的情治系統，膽大妄為，在缺乏證據的情況下，到處亂抓人，完全無視身為“保全總司令”吳國楨的職權，而“副司令”彭孟緝則陽奉陰違，一切以蔣經國唯命是從，也根本不把吳放在眼裡。在“基隆市議員綁架事件”後，吳與蔣經國徹底攤牌，吳對蔣的特務人員之無法無天，連民意代表也敢綁架、威脅恫嚇，已深惡痛絕。他知道，自己乾不下去了，因此，他再一次，向蔣介石遞出辭呈。
結局
蔣退回了吳國楨的辭呈，但準假一個月休養。在日月潭休養期間，一場未遂的車禍，使吳國楨誤以為蔣氏父子欲對其不利，台灣已是兇險之地。通過宋美齡，吳以養病及接受母校普林斯頓大學贈與榮譽博士學位為由，於1953年5月24日離台赴美，從此客寓美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