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統生涯
史濟美（1906—1933），溧陽人，1926年畢業於國民黨南京中央軍校第六期，1930年6月進入國民黨黨務調查科，1931年6月起接受中共叛徒顧順章的培訓三個月，第一期是個“精品”小班，學員只有4個人，系統地接受了顧氏的反共技巧。顧順章就搞出了一套“特工叢書”，分為《訓練工作》、《情報工作》、《偵查工作》、《審理工作》、《行動工作》和《組織工作》等6冊。
1932年6月，徐恩曾指派史濟美前往上海籌備特工總部上海區，11月，史濟美升任「中統」特工總部上海區區長，全面主持國民黨CC系在上海地區的特工活動。在他主持特工總部上海區活動時，時間雖不足一年，但成果顯著。
史濟美到任後，設上海區總部於南市沿馬路（今職華路）東側的一座石庫門房子裡。同時，他指定許祖卿為副區長，朱秋白任文書兼辦情報工作，陳蔚如任會計兼管交通工作，陳中柱為行動股長。當時，特工總部上海區下轄滬東、滬西、滬中、滬南和浦東五區。次年初，京滬、滬杭兩路特別黨部特務室把上海、吳淞段劃歸上海區，成為上海區的第六個分區閘北分區。
史濟美到上海後，考慮到特工總部尚系秘密機構，為掩人耳目，先是以馬紹武的化名取得了國民黨中央黨部駐上海特派員的公開身分，用以改善同上海各方面的關係。
首先，史濟美改善了與上海公安局的關係。他又以呂克勤的化名在上海公安局取得了督察員一職，用以掩護秘密身份。如劉槐是上海公安局偵緝總隊副隊長兼特工股股長，本身屬戴笠軍統的那條線。史濟美為了籠絡劉，經請示中統頭目徐恩曾，按月發給劉氏津貼，作為他協助上海區工作的補助。此後，上海區特務逮捕共產黨人便可直接押往小東門東方旅社秘密囚禁。願意自首的，馬上放回作為內線"細胞"，否則送往公安局處理。
其次，史濟美跟租界捕房搞好了關係。史濟美以中央特派員的身分，公開同捕房西探長和翻譯官接觸，並代他們向中央政府申領禮金，以示親善。至於一般巡捕，史濟美則經常同他們吃喝玩樂。因此，史濟美在租界辦理案件時，捕房總是協助行動；特工在馬路上公開抓人，翻譯官也巧言掩飾。有時，捕房捕到人無證據定案，只要上海區特工弄來偽證，捕房遂可定案，引渡給上海區。
二十世紀30年代，中共上海的地下人士為了對付特工盯梢，行動極為謹慎，他們時常回頭，看看有無尾巴跟蹤。而一旦發現有可疑人跟蹤，便想方設法予以擺脫。特別是在去機關或回家的路上，總是多轉些彎、多跑些路，直到肯定安全後，方才進門。為此，史濟美想出了一個三打一的盯梢絕招：即先由一人跟蹤目標，人多的地方靠近一些，以免失去目標；人少的地方就離遠一點，以免被懷疑。一旦目標進入里弄，第一線特工就只到里弄口，注意目標進弄後的動向，然後，讓第二線特工跟上。這樣，一線換二線，二線換三線，很容易使中共人士大意。當然，特工在確定了目標的住址以後，並不就萬事大吉，而是偽裝找人或藉口送東西，上門查證。一旦弄清楚，即招呼守候偵查的特工，一擁而上，一網打盡。
1933年4月，中共江蘇省委某人被特工盯住。當時，跟蹤的特工已跟蹤目標，弄清了中共江蘇省委的地址──北四川路天潼路口。因此地行人稀少，守候特工無法隱藏，遂由兩名特工以踢足球作掩護，故意將足球拋進三樓的一個房間，然後，藉口上樓找足球，從而探明了省委機關的門牌號和內部情況。中共省委機關的人還以為這兩個人不過是玩足球的，尚來不及反應，機關就被破壞了。
不久，特工們又發現了中共機關和聯絡點設定警號的秘密：中共人士一般在視窗掛有帽子、雨傘或在陽台上放置花盆作為警號；一旦遇捕，就藉故把帽子戴上、將雨傘拿走或將花盆移動、打碎，來完成示警的目的。此後，特工們便注意將這些警號恢復原樣，並留下特工繼續守候。
1934年10月，特工們根據原上海中央局書記李竹聲的口供，到繼任的上海中央局書記盛忠亮家裡將其拘捕後，就特別注意保持警號。結果又在他家裡抓住了前來匯報工作的中共上海秘密電台台長程祖怡。程旋即叛變，又供出了其它五名報務員的姓名、住址和全部六部電台的位置，從而使中統特工一舉破獲了上海的全部中共地下電台。
遭遇暗殺
1933年6月14日，中統駐滬負責人史濟美，到南京述職，中統負責人鑒於上海接連出事，擬將他調離上海。史某堅持回原崗位工作，就在返滬的當天下午，一下火車，趕往主持一個宴會。到達地點，步下汽車走上台階時，被中共紅隊隊長鄺惠安率領六個隊員包圍，身中七槍而死。” 徐恩曾回憶說：“我派在上海工作的負責人史濟美，是我一個得力的幹部，於同年6月回京述職，我因上海連續出事，想到他過去的服務成績優異，向忠發和共產國際職工會駐華代表牛蘭夫婦，以及其他重要案件，都是經他設計破獲的，斷定共產黨對他必恨之切骨，意欲調他離開上海，以避風頭，但他不同意這樣措置，堅持仍回到原來的崗位，我只好叮囑他注意安全，讓他回去。不料回滬當天下午，他因欲趕赴一個自己作主人的約會，回到上海一下火車，即徑趨約會地點，就在他下汽車走上台階的時候，被鄺惠安率領六個預伏在該處的暴徒，包圍襲擊，身中7槍而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