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
在法治和吏治方面，新加坡確實是很有一套的；法治嚴明、令行禁止、高薪養廉這些在中國很難推行的東西，在那裡成了遏制腐敗的“法寶”。這些制度在《反腐鏡鑒的新加坡法治主義：一個東方版本的法治國家》中有詳細而精闢的闡述，但是新加坡的經驗與其說是展示了一種成功的模式，不如說是引領我們繼續思考看似簡單的“腐敗”問題。
在我們法學家看來，似乎腐敗就是違法，不違法的就不能說是腐敗，違法至少構成了腐敗的一個要件；但是經濟學家很可能認為違法與否和事情的本質沒有直接關係，因為法律是人規定的，我們可以把某種行為定義為“腐敗”，也完全可以不這么定義。在某種意義上，高薪養廉相當於國家用國庫的錢“賄賂”公務員，換取他們的“廉潔”行為。由此可見，腐敗是可以“制度化”的，而制度化之後當然也就正當合法，不稱其為“腐敗”了。高薪養廉的經濟成本不小，但好處是至少可以造成清廉的表觀。
中國的法律規定看似道德標準很高、腐敗紅線設定很低，但是法不責眾，在公務員動輒“腐敗”的情況下，“腐敗”也就見怪不怪了。反之，新加坡給公務員很高的待遇，相當於國家把一大筆財富塞進公務員的腰包，然後告訴他，在這種情況下再出去撈錢，就會受到嚴懲。
既然紅線已經設定很高，只要有點腦子的公務員當然也就不敢“腐敗”了；有個別超越紅線的，也很容易發現和懲治。因此，我們的制度看上去很清廉，但是清廉的制度卻造就了大量的貪官污吏；新加坡的制度或許遠不如我們清廉，但是這樣一來官員就沒有必要腐敗了，反而顯得“清廉”起來。看上去清廉的制度可以造就大量腐敗行為，看上去“腐敗”的制度卻可以製造清廉的官員，至少可以讓官員看上去清廉。
作者簡介
陳新民，祖籍為廣東省惠來縣。1955年10月出生在台灣省新竹縣。1978年畢業於台灣大學法律系，1979年11月赴德國慕尼黑大學公法與政治研究所，追隨德國公法學大師Peter Badura，研究憲法及行政法學，1983年2月獲得法學博士學位。返回台灣後，開始公法學研究、撰寫及教學生涯。為了進一步了解海洋法系公法學的體系，曾於1987年赴美國哈佛大學法學院擔任博士後研究員一年（傅爾布萊特學者）；及1992年赴英國倫敦大學亞非學院法律系擔任訪問教授一年。
目錄
一、前言
二、李光耀的法治觀
一、前言——破除“絕對權力、絕對腐化”鐵律的新加坡
二、中國法家思想之內涵
三、李光耀的法治觀
四、小結
三、新加坡對社會秩序的規範方式
一、新加坡社會秩序的見證——犯罪率的比較分析
二、新加坡美麗市容的維護者——新加坡別出心裁的《塗鴉法》
三、新加坡社會秩序的維護利器——《公共秩序維護綜合法》
四、新加坡的鞭刑制度
四、新加坡的司法制度
一、新加坡法官的制度
二、新加坡的法院體系
三、新加坡司法權的獨立
四、新加坡法院審判制度的幾點特色
五、小結
五、新加坡的公務員紀律規定
六、新加坡肅貪的法制分析
一、新加坡肅貪的法制
二、新加坡肅貪的運作
三、小結——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
七、新加坡肅貪法制的移植——台灣經驗的分析
一、台灣廉政署的設立爭議
二、其他仍須努力的制度建設
八、結論：一個成功的東方式法治國家
一、法治國家原則與新加坡
二、檢驗新加坡的“法治國屬性”
三、結論——新加坡法治成功的模式給我們的啟示
附錄一 新加坡貪污防製法
附錄二 新加坡貪污所得沒收法
前言
實施廉能的政府，是世界上所有國家人民的願望。但是這個人民的期待，卻很少能夠落實，這說明了現實政治有極其殘酷的一面。實施廉能政治，不能僅靠人民的期待，或是國家嚴密的法網，而是靠當政者的決心與毅力。
新加坡這一個由絕大多數華裔所建立的蕞爾小國，能夠在舉世紛擾的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短短的二十年內，成功地脫離貧窮、落後的殖民地，且是在幾乎毫無自然資源、科技基礎的“貧瘠根基”上，改頭換面，翻身一躍成為世人所欽羨的“亞洲花園”；國民所得以及社會的井然有序，都位居亞洲的首位，不能不歸功李光耀先生的高瞻遠矚以及親身力為的苦幹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