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 述
南平市位於福建省北部、閩江上游，俗稱閩北。界閩、浙、贛三省結合，介於北緯26°15´-28°20´，東經117°00´119°17´，東北與浙江省江山、龍泉、慶元等縣（市）為鄰，西北與江西省資溪、鉛山、廣豐等縣（市）相接，東南與福州市閩清縣及寧德市古田、屏南、周寧、壽寧等縣交界，西南與三明市泰寧、將樂、沙縣、尤溪等縣毗連。地域遼闊，面積2.63萬平方公里，占全省陸地總面積的21.66％，在全省9個設區市中，幅員最大。市政府駐地延平區，轄延平1 個區，邵武、武夷山、建甌、建陽4個市和順昌、浦城、光澤、松溪、政和5個縣，共76個鎮、45個鄉、19個街道辦事處。全市人口305.07萬人，29個民族，其中漢族人口占98.82％。南平，歷史悠久，源遠流長；自然環境，和諧融合；物產滋阜，資源豐富；山川勝景，豐彩神韻；文化走廊，名人薈萃；一方紅土，光照千秋。南平是福建北上的咽喉要塞，是福建重點糧區、林區、革命老區，是全國著名風景名勝區、自然保護區，是全國紙都。
悠 久 歷 史
閩北是福建省開發最早的地區，有著源遠流長的歷史。經考古專家調查論證，武夷山市黃泥山遺址採集到的石製品屬礫石石器，年代約在三至五萬年前。居住在這裡的先民留下的舊石器時代、新石器時代的文化遺址中，就已呈現原始技術的萌芽。四千多年前的新石器時代晚期，福建土著在武夷山脈、杉嶺山脈一帶緣溪聚居，拓土開疆，以群體的睿智，開創文明歷史。夏商時期，天下分九州，閩北屬揚州。周時，閩北為七閩地部分。周顯王三十五年（前334年），建立閩越國，閩北地屬之。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閩北地屬閩中郡。漢建元六年（前135年），餘善封為東越王，在閩北割踞，閩越改稱東越。餘善分別在今浦城縣、武夷山市、建陽市、邵武市建成6座城堡拒漢。漢元封元年（前110年），東越被漢王朝所滅，其民徙處江淮之間。後有遁逃山谷者頗出，立冶縣，閩北地屬之。南平成為行政區域，始於漢建安初年（約196-200年間）。在福建境內最早設定5縣中，在閩北地就有南平、建安（今建甌）、漢興（今浦城）3縣。漢建安八年（203年）移南部都尉於建安。吳永安三年（260年）撤南部都尉設建安郡，為福建省最早設立的郡，管轄地域及今福建全境。至西晉太康三年（282年），分建安郡部分地置晉安郡。
五代開運二年（945年）九月，設劍州治所於南平。宋太平興國五年（980年），邵武縣改置為邵武軍，至此，南平境內有2個州、1個軍的建置。元代，均改為路，稱為建寧路、延平路（南劍路）、邵武路。明代先後改為府，建寧府、延平府、邵武府三府並立延續至清。
民國2年（1913年），改府為道。民國17年，廢除道制，縣直屬省管轄。民國23年，境內改設為2個行政督察區。
閩北全境解放後，於1949年9月10日，境內改設為2個行政督察專員公署。1950年，稱為南平專區、建陽專區。1956年6月9日，建陽專區併入南平專區，管轄達20個縣，涉及今福州市、三明市及寧德市部分縣（市）。1968年5月，專區改為地區，成立革命委員會。1970年2月，南平地區機關遷駐建陽。1971年6月18日，南平地區革命委員會改稱為建陽地區革命委員會。1978年3月，撤銷建陽地區革命委員會，成立建陽地區行政公署。1988年10月24日，建陽地區駐地遷回南平，1989年1月1日，更名為南平地區行政公署。1994年9月，國務院批准撤銷南平地區設立地級南平市，原縣級南平市同時改為延平區，南平地區建制至1995年1月18日終止。
南平撤地設市，標誌著南平進入一個嶄新的歷史階段。2005年，全市實現生產總值349.86億元，比上年增長10.2%，超過年初制定的增長10%的預期目標。其中，第一產業增加值91.81億元，增長5.6%；第二產業增加值120.75億元，增長15.8%；第三產業增加值137.30億元，增長8.1%。“十五時期”全市生產總值年均增長10.5%，比預期目標提高1.5個百分點。三次產業結構從2000年的31.4：28.2：40.4調整為26.2：34.5：39.3。
優 越 環 境
閩北，地廣山多，河谷盆地土沃廣袤。氣候宜人，四季分明，雨量充沛，溪流縱橫。境內屬中低山丘陵地區。由武夷山、杉嶺、仙霞嶺、鷲峰山等4支山脈構成地形走勢。地勢起伏明顯，呈西北、東北高，南、東南低，自西北、東南向南、東南傾斜。西北部以武夷山脈主脈為屏，呈北北東—南南西走向，位於武夷山市境內的黃崗山，海拔2158米，是全省最高峰，亦是中國東南大陸的最高峰。杉嶺系武夷山支脈，從武夷山以北的桐木關向西南展布，至背崗、諸母崗折向南延伸至延平。武夷山與杉嶺組成全市第一大山帶。武夷山余脈在西北部與仙霞嶺際會，呈南北走向，沿閩、浙邊境延伸。最高峰為浦城的營盤尖，海拔1664米。鷲峰山處於東南部，呈北北走向，沿政和、建甌與閩東交界處展布。最高峰為建甌的辰山，海拔1822米。東南部相對低緩，全市最低點為延平的樟湖坂，海拔僅50米。
在燕山、喜馬拉雅山及新構造運動的基礎上，經風化、流水等外力綜合因素作用，逐步發育成構造侵蝕中山、低山和河谷盆地及堆積地貌。境內峰巒疊嶂，低山廣布，山間盆地沿河錯綜其間。山地切割強烈，高差懸殊，以斷裂為主的斷塊山、斷層崖、斷裂谷等斷層地貌分布廣。海拔1000米以上的中山地貌，面積476.93萬畝，占全市總面積的12.09%；海拔500-1000米的低山地貌，面積1736.62萬畝，占全市面積44.03％；海拔300-500米的高丘地貌，面積843.29萬畝，占全市面積21.38％；海拔300米以下低丘地貌，面積402.77萬畝，占全市面積10.21％；海拔50-250米的山間盆地地貌，面積484.79萬畝，占全市面積12.29%。1300米以上的山峰達209座。山地蘊藏著豐富的礦產資源，其特點是礦種多、礦點多，非金屬礦產具有特色，稀有金屬成礦地質條件良好。已知礦種50餘種，探明儲量的有31種。礦點700多種，其中金屬礦床點301處。礦產儲量較大、品位較高的有瑩石礦、鉛鋅礦、硫鐵礦、鉭鈮礦、石墨、石灰石、珍珠岩等。
境內屬中亞熱帶季風性濕潤氣候。主要特徵為季風顯著，氣候垂直變化明顯；冬溫夏熱，四季分明；降水豐沛，秋冬多霧，風少而小；光、熱豐富，光熱同步，日溫差較大。年平均氣溫17.5-19.3℃，年平均降雨量1600-1900毫米，年平均日照時數為1668-1972小時，相對濕度平均值78％-82％，無霜期250-300天。
境內河流眾多，均是山區性外流河。河水主要來源於降水，受地形和植被的影響，具有源短流急、暴漲暴落、水量充足、季節性變化大、河道坡防陡、含沙量少、水能豐富等特點。流域面積在50平方公里以上的溪河有176條，100平方公里以上的河流有70條。主要河流有“一江八溪”，即閩江、建溪、富屯溪、崇陽溪、南浦溪、松溪、麻溪、沙溪和金溪。其中，閩江流域面積6.10萬平方公里，境內長度75公里。建溪流域面積1.64萬平方公里，占閩江流域面積27％，河長294公里。富屯溪流域面積1.37萬平方公里，占閩江流域面積的22.5％，在境內流域面積占閩江流域面積的11%，河長285公里。
境內河流多年平均徑流深1100毫米，徑流分布一般隨流域高度而增大。光澤、武夷山與江西資溪一帶形成一個閉合區，在武夷山脈主峰附近徑流深可達1960毫米，為福建省首位。建溪多年平均徑流深為1080毫米，富屯溪多年平均徑流深為1100毫米。由於河床落差大，加上水量豐富，全市水力資源蘊藏量居全省第一位。水資源總量272億立方米，占福建省水資源總量的23.3％，水能理論蘊藏量331.33萬千瓦時，可開發利用120萬千瓦時。
閩北區域廣闊，土地資源豐富。土壤類型多樣性，主要有紅壤、黃壤、紫色土、水稻土等。河谷盆地亦較廣，耕地面積大。全市土地總面積3942.08萬畝，人均土地面積13.51畝，高於全省人均5.82畝的水平。全市耕地面積320.18萬畝，占全市土地面積的8.12％。人均耕地面積1.10畝，高於全省人均0.58畝的水平。全市山地面積3167.63萬畝，占全省山地面積的23.19％，居第一位。
綠 色 金 庫
綠色，是生命的顏色。閩北，被譽為綠色金庫。境內，山多林茂，為一片綠色淨土。閩北發展林業自然條件優越，非常適宜林木生產。全市森林平均生產率為6.9％，是全國森林平均生產率的1.5倍。全市林業用地3221.9萬畝，有林地2785.3萬畝，森林覆蓋率68.3％。林木蓄積量11785萬立方米，約占全省的三分之一，毛竹蓄積量5.13億根，約占全國的十分之一。
閩北天然草場面積大。據1983年普查，全市有天然草場面積387.45萬畝，其中可利用面積368.15萬畝。植被分類明顯，牧草品種多。
植物資源十分豐富，有植物1700多種，其中種子植物110科、1200多種，針葉林、常綠闊葉林和喬灌木植物有400多種，其中國家一級保護植物有銀杏、南方紅豆杉、水松、鍾萼木等。大宗用材林主要有杉木、馬尾松、闊葉樹三大類。竹類植物有15屬110多種，以毛竹為多。南平是全國地級市中竹林面積、立竹量最多的市，建甌市、順昌縣為第一批被國家林業部命名的“中國竹子之鄉”。油脂植物、纖維植物、澱粉植物以及其他食用植物也很豐富。在境內還有許多古樹。
閩北森林植被多樣性，為動物的棲息繁衍提供了良好條件。全市有各種高等動物獸類100多種，分屬22科46屬，占全國獸類種數的四分之一。鳥類近400種，約占全國鳥類種數的三分之一。兩棲類33種、山溪魚類31種，昆蟲31個目、200多科、4635種。國家一級保護野生動物有華南虎、豹、雲豹、黑麂、黃腹角雉、蟒、白頸長尾雉、中華秋沙鴨、白鸛、黑鸛、黿、金斑喙鳳蝶等12種。
位於武夷山、建陽、光澤、邵武4縣（市）結合部的武夷山自然保護區由於地理位置獨特，物種特別豐富，是中國東南大陸現有面積最大、保存最為完整的中亞熱帶森林生態系統。保護區內的大竹嵐、掛墩以動植物標本採集聞名世界。
鴉片戰爭以後，國內外科學家紛紛到武夷山開展採集生物標本，開展科研、考察活動。武夷山自然保護區素有“天然博物館”、“物種基因庫”、“天然植物園”、“獸類的天堂”、“昆蟲世界”、“鳥的樂園”、“蛇的王國”、“世界生物之窗”等美稱。1979年，國務院批准福建武夷山自然保護區列為國家重點自然保護區。1987年，武夷山自然保護區加入聯合國科教文組織“人與生物圈”的世界自然保護網。1992年，世界全球環境基金組織確認武夷山自然保護區為具有全球保護意義的A級自然保護區。1993年，中國人與生物圈國家委員會批准武夷山自然保護區納入與聯合國科教文組織國家生物圈保護區網路相對應的中國生物圈保護網路。
人工栽培杉木歷史悠久，可追溯到宋朝。著名的建甌市萬木林即為元代人工種植的，經長期封禁保護存留至今。農村百姓有種林習俗，生育兒子要造“添丁林”，陪嫁要造“陪嫁林”，養老要造“養老林”。
閩北木材作為商品大量進入市場，始於清朝。民國時期木材輸出量大增。據民國28年（1939年）《福建之木材》載：“閩北流域木材輸出量占全省百分之七十”。新中國成立後，為支援國家建設和開發林區經濟，積極發展木材生產，把原來全靠人力手工操作的木材生產、貨運改為機械化、半機械化操作，建設水運設施、林區公路、森林鐵路和鐵路專線。1950-1994年，全市共提供商品材6472萬立方米，還提供大量的松脂、油桐、板栗、油茶、烏桕、棕片等10多種林副產品。2005年，全市林業產值（第一產業部分）29.15億元，比上年增長10.0%。
旅 游 勝 地
閩北山清水秀，石奇林茂，尤若詩畫。人因景而靈秀，景因人而名重。自然造化與人文景觀絕妙結合，構成了許多奇妙又獨特的風景名勝。其自然景觀承載著豐厚的歷史底蘊。全市有武夷山國家級風景名勝區和茫盪山風景區、建甌歸宗岩風景區兩個省級風景名勝區，有武夷山國家級自然保護區和南平茫盪山、建甌萬木林、邵武將石三個省級自然保護區。縣級景區79處，其中自然景觀23處、人文景觀56處。旅遊景點遍布10個縣（市、區），有延平的延平湖、茫盪山、溪源庵、石佛山、明翠閣、游定夫祠、開平寺、雙塔；建甌的光孝寺、古樓、孔廟、黃華山；建陽的庵山、白塔山、考亭書院、朱熹墓、宋慈墓；政和的洞宮山、板頭花橋、鎮前鯉魚溪、佛子岩；松溪的湛盧山、白馬山、花橋；浦城的浮蓋山、匡山、九十渡、仙樓山、夢筆山、真德秀故居；光澤的烏君山、古關址、清溪水庫；邵武的天成岩、熙春園、寶嚴寺、李忠定公祠、清真寺；順昌的寶山、郭岩山；武夷山的下梅古民居、餘慶橋、上梅暴動遺址、赤石暴動遺址、武夷宮（朱熹紀念館）、城村漢城遺址、五夫鎮朱熹遺址等。
閩北景觀，尤以武夷山風景名勝區為著，它以其獨特的山水景觀、人文景觀而聞名於世，以其獨特的丹霞地貌為特徵，而擁有“奇秀甲東南”之美譽，神秀奇絕。區內百峰嶙峋，一水盈盈，號為“三三”、“六六”之勝。“三三”九曲溪，全長9.5公里，溪水澄碧清流，百折縈迴，山挾水轉，形成“曲曲山迴轉，峰峰水抱流”的奇觀。“六六”三十六峰，玉女、大王、天游、隱屏等峰峰奇秀，或如柱、或如屏、或如獅、或如龜、或如靈芝，氣象萬千，難以名狀，在中國山水名勝寶庫中，武夷山獨樹一幟。
武夷山不僅是令人神往的山水勝地，也是歷史悠久的文化名山。秦漢時期，見諸記載的文人、名人踵至。南北朝陳天嘉年間（560-566年），顧野王奉使來閩，驚嘆武夷山“美哉河山，真人世所稀覯也”，竟流連不忍離去，卜居山中，把中原文化帶進武夷山。唐天寶七年（748年），唐玄宗遣登仕郎顏行之至武夷山，冊封為名山大川。南唐時，稱為道教的第三十六洞天。宋以來，朱熹等大儒在武夷山長期講學居留，在山中所築的室、齋、亭、屋達300多座，不僅被稱為“道南理窟”，而且被譽為“閩邦鄒魯”。武夷山景區還存留有架壑船、虹橋板、遇林亭、武夷宮、武夷精舍、御茶園、天心永樂禪寺等古蹟，還有眾多的摩崖石刻，歷宋至清跨越近千年，尚可辨析的達400多幅，堪稱文化寶庫。武夷山的仙風神韻，使歷代名人往來不絕。李商隱、李綱、辛棄疾、陸游、戚繼光、徐霞客、黃道周等到此遊學尋勝，楊時、游酢、朱熹等長期卜居此地。當代政要名人朱德、李先念、彭真、楊尚昆、萬里、李鵬、朱鎔基、賈慶林、姚依林、郭沫若、榮毅仁、葉飛、趙朴初等蒞臨視察。國外政要、賓客紛紛慕名而至。
南平市旅遊開發可追溯至南北朝，以顧野王卜居於武夷山為始。唐武德元年（618年），有僧人在武夷山茶洞內修建石堂寺，是武夷山景區最早的建築。宋、元、明、清對武夷山及各縣的一些風景名勝區都有進行開發、利用，建有亭台樓閣。民國29年（1940年）9月27日，愛國華僑領袖陳嘉庚到武夷山視察後認定：“比較陽朔有過無不及，外國人好奇，如到此一游，必譽為東方之瑞士。”受其影響，崇安縣政府成立武夷山名勝管理委員會，但實際工作收效甚微。
1964年，成立福建省武夷山管理處，行使武夷山旅遊管理的權利。不久，即因受到“文化大革命”的衝擊而中斷。1979年開始，閩北旅遊資源的開發建設進入以武夷山為中心的全面開發的新階段。1980年，武夷山建設委員會聘請南京工學院院長、著名建築學專家楊廷寶教授主持制定武夷山風景區總體規劃。1986年，國務院對國家城建部上報的《武夷山風景名勝區總體規劃》予以批覆，成為中國風景名勝區中首批獲國家同意的總體規劃之一。1989年，提出《南平地區旅遊事業發展十年規劃和“八五”計畫（草案）》，接著，武夷山、建陽、延平等縣（市、區）也開展旅遊業長遠規劃的編制。以後，各縣（市、區）都加強旅遊的開發建設，拓展旅遊空間，最佳化資源配置，合理安排旅遊線路，並建立相應的接待措施，吃、住、行、游、購、娛各類基礎設施基本配套齊全，吸引大批遊客造訪。2005年，全市接待中外旅遊者751.37萬人次，比上年增長13.6%，其中接待入境旅遊者15.8萬人次，增長10.8%。全市旅遊收入20.7億元，首次突破20億元大關，增長17.0%，其中實現旅遊直接創匯2583萬美元，增長13.5%。旅遊收入占全市GDP的比重為5.91%，比上年提高了0.63個百分點。
八 閩 糧 倉
閩北，素以農業為重，糧食以種植稻穀為主。早在新石器時代，先民就在谷地和溪河兩岸從事農業生產。漢朝，從今武夷山市漢城遺址出土的鐵犁、五齒耙、斧、錛、鋤等生產工具，表明當時農業生產中鐵器的使用相當普遍。兩晉，隨著中原漢人避亂南遷閩北，帶來先進的生產技術和工具，農業生產得以發展。唐以前，沿建溪、富屯溪及其支流的眾多盆地基本開墾殆盡。入唐後，以盆地為中心向四周丘陵擴展，開發梯田。唐初，施行重農政策，新豐即今武夷山市吳屯、嵐谷一帶“民居約萬計”。這時期，還開始使用翻車（水車）和筒車等灌溉器具，使農業生產條件得以改善。唐建中年間（780-783年），建州刺史陸長源“明法令，均賦役，闢田疇，伴農桑”，這些措施促進了建州經濟發展。五代，福建偏安割據，境內相對穩定，而王潮、王審知實行休養生息、輕徭薄賦，獎勵開荒，興修水利，使閩北經濟得以發展。同時，王潮入閩，所帶的親故以農戶居多，並且多選擇山水居住，鄧氏居光澤烏佩，翁氏居崇安白水，鄭氏居建州龍池，僻壤得到開發。
宋代，耕地繼續得到擴大。閩北多梯田。“田盡而地，地盡而山，雖土淺水塞，山嵐蔽日，而人力所致，雨露所養，無不少獲。”戴式之描繪南平“四望無平地，山田級級高”（《南宋群賢十集·南劍溪上》）。為提高農業產量，閩北人民注意興修水利，據清道光《福建通志》載，宋代，浦城有陂堤520座，位於全省第三位，建安有255座，居全省第四位，邵武有129座。宋慶曆二年（1042年），趙抃任崇安知縣時，疏浚陳灣坡，灌溉面積達萬餘畝，人稱陂為清獻陂。宋方勺《泊宅篇》中載：閩北“水無涓滴不為用，山到崔嵬伏力耕。”反映當時土地開發與興修水利的成就。宋時，閩北水稻品種很多。《太平寰宇記》載，南劍州水稻分為金黍、赤鮮等11個品種。優良品種占城稻傳入福建後，很快在閩北得到推廣。
元統治者進入閩北後，對漢人採取民族歧視和壓迫政策。人口減少，耕地拋荒甚多。元中期，實行安置流亡、擴大屯田墾荒等政策，閩北經濟才有所恢復。
明初，實行恢復農村經濟的措施。閩北人民的辛勤勞動，加上一些地方官的努力，使閩北經濟得到發展。明嘉靖《邵武府志》載:“四境山多田少，至墾丘陵，辟崔嵬，以藝稼穡。”明成化《浦城縣誌》載：“百姓勤於耕織，桑麻披隴，茶筍連山。”明代，閩北開始種植雙季稻，甘薯、玉米的種植也引入。其時，由於農產品產量增加，農產品越來越多成為商品，投入市場，閩北已向福州輸出糧食。
從明朝中期起，福建就有缺糧問題，入清以後，更為嚴重。清鄭光策在《閩政領要》中指出:延平府屬南平、沙縣、順昌、將樂四縣，地土稍厚，米谷出產亦多，尚有客商販運。建寧府屬七縣及邵武府屬四縣，田多膏腴，素稱產谷之鄉，而浦城、建寧兩縣，尤為豐裕。省城民食，所以不致缺乏者，善全賴延平、建寧、邵武三府之接濟也。從此閩北成為“八閩糧倉”。閩北稻穀不僅數量多，而且質量好。清乾隆、嘉慶年間，浦城縣的“個半米”被定為“貢米”，紅米粒大色艷味香，被譽為“浦城美人紅”。民國期間，閩北的稻穀生產在全省仍占重要地位。
新中國成立後，至1952年底，土地改革在全市勝利完成，廢除了封建土地剝削制度。當年，全市糧食產量達45.81萬噸，比1949年增長37.36％。1954年，全市糧食淨調出達11.10萬噸。其後，實現農業生產合作化，通過科學種田，推廣農業優良品種、化肥、農業機械，促進糧食生產的發展。特別通過實行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解放生產力，促進生產發展，1985年，全市淨調出糧食達28.93萬噸，達歷史最高值。全省17個商品糧基地縣（市），閩北有8個，其中6個為全國商品糧基地縣（市），享有“福建糧倉”之譽。至2005年，全市年提供商品糧、淨調出均占全省第一位，提供商品糧約占全省的二分之一。
傳 統 經 濟
閩北的自然環境、自然資源為閩北經濟的發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礎，閩北人民發揮聰明才智，經過歷代的積累和辛勤勞動，形成陶瓷、茶葉加工、造紙、雕板印刷、紡織、冶煉等特色經濟。新石器晚期，閩北先民開始生產泥質陶品。光澤商周文化遺址出土的以紅黃泥質陶和灰硬陶為主的陶器，不少是中國古代陶器的上乘之作，當時陶器生產達到相當的水平。西晉，閩北開始生產胎體堅硬釉色青亮的瓷器。唐代，閩北的陶瓷生產規模較大。建陽將口龍窯遺址，殘存達52米，是國內已知唐代龍窯中最長的一座。宋代，閩北瓷器生產已臻成熟，建窯是全國十大名窯之一，在顏色釉的配料和燒制技術方面都有新的發展，在成型的裝飾方面出現豐富多樣和超越前代的新品，產品分烏金、兔毫、油滴、曜變4種，其中建陽兔毫盞更是上乘珍品，供宮廷使用，底部精書“供御”二字。其時，閩北主要的窯址有建陽水吉池中、後井的建窯、武夷山遇林亭窯、邵武的四都窯、延平的茶洋窯、浦城的大口窯、光澤的茅店窯、松溪的回場窯等。其後，閩北的陶瓷生產一直比較興旺。清代，閩北瓷器產品建白還遠銷海外，法國人稱為中國白。民國時期受戰爭影響，瓷器生產衰落，生產規模下降，工藝失傳。至1949年，閩北日用陶瓷僅生產2.05萬件。新中國成立後，陶瓷生產得到恢復發展，1957年，日用陶瓷生產達26.89萬件，1962年，達218.03萬件。1979年，仿古兔毫建盞研製成功。1994-2005年，全市年均生產日用陶瓷約500萬件。
閩北的茶葉加工，在距今1500多年前的南朝就以武夷的“晚甘侯”之名而聞名。武夷茶最早見諸文字的始於唐代。唐代詩人徐寅《謝尚書惠臘麵茶》中有“武夷春暖月初圓，採摘新芽獻地仙”之句。貞元二十年（804年），常袞為建州刺史“始蒸焙而研之，謂之研膏茶”。閩龍啟元年（933年）建州張建暉把鳳凰山方圓三十里的茶山權獻給閩王，列為皇家御茶園，稱為北苑。宋太平興國二年（977年），朝廷特置龍鳳模印，派漕臣到建安督選御茶，其時建安有官焙38家。宋丁渭《建安茶錄》稱建安的官私焙共有1336處。同時，茶品愈選愈精，新品系新品種不斷出現，創造出北苑龍鳳團茶，名冠天下，有“天下之茶建為最，建之北苑又為最”。歷史名人蘇軾、蘇轍、梅堯臣、蔡襄、楊萬里、白玉蟾、朱熹等都有頌詠閩北茶葉之作。北宋初，建州每年產臘麵茶五六萬斤，大觀年間（1107-1110年），歲貢團茶達20多萬斤。宋政和年間（1111-1118年），傳因進貢“白毫銀針”茶而獲賜政和縣名，並且有“御苑玉芽”、“萬壽龍牙”、“長壽玉圭”之稱。元代，朝廷在武夷四曲之畔建御茶園。明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下令罷造龍鳳團茶，改制成芽茶入貢。明末清初，武夷茶獨特的製作技術脫穎而出，出現介於紅茶與綠茶之間的烏龍茶（即武夷岩茶），武夷茶名聲大起，遂大量出口境外茶葉。閩北茶葉從分水關出境，輾轉北行到中俄邊境的恰克圖城進行貿易，再進入英國和北歐各國，史稱“茶葉之路”，與絲綢之路同享盛名。鴉片戰爭後，閩北茶葉轉由福州、廈門兩個口岸出口。清道光年間，建甌全縣制茶作坊上千處，小作坊僱工十數人，大作坊上百人。清鹹豐年間，在政和縣發現優良茶種大白茶，並得以大量繁殖，茶葉生產隨之迅速發展。採用政和大白茶製造的“政和工夫”、“白毫銀針”、“白毛猴”等茶葉，倍受青睞。政和茶葉品種繁多，其最著者，首推工夫及銀針，前者運銷俄國，後者銷往法國。次為白毛猴及蓮心，二者專銷安南（今越南）及汕頭一帶。再次為銷售香港、廣州之白牡丹和美國之小種，實為政和經濟之命脈。同治十二年（1873年），俄商到建甌設磚茶廠，當年即產磚茶4500擔。光緒三年（1877年），俄商從建寧府運往福州出口的磚茶達3.5萬擔。宣統二年（1910年），南洋第一次勸業會上，武夷岩茶和建甌泉圃，同其星莊號茶品獲金質獎。民國初，閩北茶葉生產尚屬平穩，民國3年（1914年），在巴拿馬博覽會上，建甌詹金圃茶莊得一等獎，楊瑞圃、李泉豐茶莊得二等獎。民國6年，倫敦茶市停閉；次年，禁止中國茶葉進口，閩北茶葉生產受挫。民國15年，因海外新市場增大，閩北茶葉生產又得到復興。民國29年，福建省政府與中國茶葉公司在崇安縣設立福建示範茶廠，設政和、星村、武夷3個制茶所和福安、福鼎兩個分廠。閩北茶葉科研成為福建省兩大茶葉研究系統的一個重要基地。抗日戰爭結束，內戰又起，茶葉生產一蹶不振。至1949年，閩北精製茶產量僅100噸。新中國成立後，人民政府扶持茶葉生產，1951年4月，在建甌創辦建甌茶廠，為當時閩北最大的茶葉精製加工廠。1952年，全市精製茶葉產量達380噸，1978年達3586噸，1989年達2.02萬噸， 1994年達1.13萬噸，2005年達3.45萬噸，為歷史最高值。
閩北山地林木竹林叢布，造紙原料甚豐，造紙業頗盛。閩北造紙業始於五代，至宋代，造紙已有相當規模，其產品紙被曾享有聲譽。當時甌寧、建陽、松溪、崇安、邵武、延平等地均出產紙被。當時境內還生產竹紙，《天工開物》寫道：“竹紙的製造出南方，而閩省獨專其盛。”《閩產異錄》載：“建陽扣，土人呼為書紙，宋元麻沙、書坊版書，皆用此紙”。明代，造紙業進一步發展，延平府和邵武府亦出產竹紙。《閩書·風俗志》：建陽，“其竹可以紙。”順昌“煮竹為紙，紙曰界首，曰牌，行天下。”其時順昌紙大量外銷，頗有名氣。清朝，閩北紙質提高，品類增多。清乾隆《順昌縣誌》載：“貓兒竹、赤觀竹、苦竹煮料而成者，有槓連、毛邊二種，行至京都，近有蒼絲、古連，其紙略粗。”清光緒《續修浦城縣誌》載：浦城紙“粉竹舂絲，其料勝於江東白薴，其中最佳者曰伯毛邊，以張伯台得名，又稱為奏本紙”。此外，還有10餘品種。民國期間，各縣都生產紙。民國19年，南平有造紙槽戶734戶，紙工2788人。民國23年，松溪有紙槽340個，紙工1560人。順昌全縣有紙槽162個，紙工1200人，以洋口為牌號的毛邊紙，暢銷國內外。抗日戰爭期間，工業企業內遷，閩北紙業有所發展。民國30年，省建設廳在南平創辦手工業總指揮所，生產改良紙，日產1噸左右。民國31年，在南平馬站附近一座半機械化造紙廠又投產，生產紙板、紙箱等產品。崇安、順昌等縣獨以用礬漂白生產改良紙，閩北報社和駐上饒的中國印刷所都使用崇安紙張印刷報紙和書籍。抗戰勝利後，半機械化造紙廠遷到福州，紙生產由於外國紙輸入及捐稅和物價影響，產量減少。新中國成立後，人民政府採取措施，扶持紙業生產，組織紙業供銷合作社、生產社，生產得以恢復。1958年，機械化生產的南平造紙廠、西芹造紙廠和建陽造紙廠相繼投產，使閩北造紙工業從千百年來零星製作、分散經營的傳統形態向規模經濟轉變，開創現代化造紙工業新紀元。南平造紙廠後經4次擴建和5次改造，形成年產新聞紙10萬噸以上的生產能力，被列為全國三大新聞紙廠之一。2005年，全市紙及紙製品產業產值21.98億元，比上年增長5.3%。
閩北造紙業的發展，帶動雕版印刷業的興盛。閩北雕版印刷業發契於五代，繁榮於兩宋。宋代，建陽刻書機構眾多，有餘、劉、蔡、黃、虞等姓的刻書坊30多家，官府刻書、私家刻書、書坊刻書形成系統，刻書數量居全國之首，且遠銷全國各地，流向國外。南宋時期，福建閩北成為全國三大刻書中心（蜀、浙、閩）之一。祝穆《方輿勝覽》稱：“麻沙、崇化兩坊產書，號為圖書之府。”朱熹《嘉禾（建陽）縣學藏書記》寫道：“麻沙所刻書籍，無遠不至。”宋代閩北開始活字印刷，今光澤縣寨里鎮茶家村一村民還保存一套宋代字模。元代建陽的雕刻書業，比宋代有所衰退，但仍是全國三大刻書中心（四川、杭州、建陽）之一。特別是建陽書坊的坊刻，在宋代的基礎上有了發展，在宋代的刻書名肆外，還新出現40多家書堂。元代建本中還出現帶圖的封面，上圖下文，這是將版畫刻印在封面的首創。元末，建陽麻沙書坊遭到兵火，淪為灰燼。明朝，重新勃起，閩北的官刻、家刻、坊刻的數量均超過前代。《八閩通志》載：“建陽縣麻沙、崇化二坊，舊俱產書，號為圖書之府。麻沙書坊元季毀，今書籍行四方者，皆崇化書坊所刻也。”明嘉靖《建陽縣誌》稱：“書市在崇化里，比屋皆鬻書籍。天下客商販者如織，每月以一六日集。”明嘉靖萬曆年間，建甌書商創製銅活字印刷術，其成銅版遠近聞名。明天啟、崇禎間，建陽的刻書業已走向衰弱。到清代，宋以來的全國刻書中心地位已不復存在。但是，閩北有的縣刻書仍為興盛。清嘉慶十六年（1811年），浦城留香室就開雕“浦城遺書”14種，共110卷。
閩北紡織業歷史悠久。新石器時代晚期，開始織網結。商周期間，使用陶紡錘、陶紡墜生產。從武夷山取下的二號架壑船棺中的絲、麻、棉織品等實物來看，確定距今3400多年前閩北紡織業已比較發達。南北朝閩北的紡織品以質量好而聞名。唐開元間（713年-741年），建甌所產的金花練是貢品。宋代，閩北紡織業得到很大發展。僅建寧府各縣繳納的本色絹就達11844匹，且質量上乘。《輿地紀勝志》載：“建陽故邑，址號小西川，出紅錦綠錦，所以其地有濯錦橋。”建錦生產工藝精湛，宋崇寧、大觀之際，宮殿柱要圍裹以升降龍花紋的織錦柱衣，《輿地紀勝志》載：“凡百易工無能成者，因以殿柱尺度付蜀工，亦不能選”，最後由建陽織錦工匠依圖織造，“即成，施之殿柱，文會為龍不差。上大喜，厚賞匠人。”宋元時期，建陽錦行銷勃泥、真臘等國。元代，建甌盛產蠶絲。義大利人馬可·波羅在遊記中寫道：“到了那雄大繁華的建寧府，人民以經商及手工生產為主，產絲甚多”。明代，閩北紡織品種類多，質量好。浦城生產的大絹、大綾可分別與浙江、河朔產品媲美，並作為貢品每年貢102匹2丈9尺。隨著手工織造業的發展，出現民間印染業。清乾隆年間，延平樟湖坂的印染工藝以質取勝，被譽為“閩北染織搖籃”。清光緒十六年（1890年），純商業性的紡織業在延平得到發展，江西客籍23戶聯合創辦手工織機房，工匠達200-300人，生產提莊布和土扣布，深受貧寒人家的喜愛。同時，官府也倡導紡織業。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浦城購置木機，辦紡織傳習所，教織斜紋布、羊肚布。民國初期，閩北一些縣創辦傳習所，既傳藝又生產。同時，私人的織造廠也陸續開辦。抗日戰爭爆發後，福州紡織工廠內遷南平，省賑濟會難民生產處在建甌收容難民數百人，進行紡紗、織布。“工合社”在浦城開辦毛巾社、紡織社、棉織社、針織社。抗日戰爭結束後，內遷工廠遷回，有的停業。新中國成立後，人民政府組織手工業者生產紡織品。1966年，上海勤佘織造廠遷到南平，更名南平針織廠，至此，閩北才開始有較大規模的紡織業。1969年，上海十六絲織廠遷到邵武，定名邵武絲綢廠。1972年南平紡織廠、南平化纖廠投產及各縣（市）創辦的紡織企業，使南平紡織工業體系初具規模。2005年，全市紡織服裝產業產值17.07億元，比上年增長12.1%。
閩北礦冶業歷史悠久。相傳春秋時期，歐冶子在松溪湛盧山鑄煉舉世聞名的湛盧寶劍。西漢，閩北已使用鐵器。唐代，建安開採銅礦，邵武開採鐵銅礦。唐建中初，全國設冶鐵25個場，福建有4個場，其中建州、南劍州、邵武軍各1場。宋代，福建多種金屬產量在全國名列前茅，閩北又居全省前列，同時技術進步，浦城能從銀銅共生的礦石中把兩種金屬分離出來。據《宋史·食貨志》載：全國產鐵軍33個，福建5個，閩北的建州、南劍、邵武均產鐵；鐵場全國25處，福建16處，均在閩北。全國產銅軍10個，福建5個，其中建州、邵武軍、南劍軍均有產銅；銅場全國35處，福建27處，其中邵武8處，南劍州12處。全國產銀軍23個，福建7個，其中建州、邵武軍、南劍州均有產銀；產銀全國50處，福建26處，其中邵武8處，南劍州10處。宋紹興末年，全國產鐵88萬斤，其中建州產4萬斤；鉛，全國產19.1萬斤，其中建州產1.3萬斤。由於礦冶業的發展，宋代在福建設定兩監，均在閩北。宋開寶八年（975年），因建州有銀礦，故置場收銀。該場太平興國二年（977年）升為監，監址設在建州，管轄銀場7所，是全國三個銀監之一。宋天禧間（1017-1021），建州設豐國監鑄錢，該監為全國四大鑄錢基地之一。明代，在崇安、政和、浦城、松溪、建陽等地設有銀場或銀坑。據《八閩通志》載，明弘治三年（1490年）浦城歲銀3000兩、松溪2200兩、政和1200兩、崇安1100兩、建陽890兩。浦城冶鐵規模頗大，每爐爐工500-700人。據明萬曆《建寧府志》載，各縣都產銅鉛。明末清初，因已采坑場資源枯竭，基本停歇，閩北的礦冶業也從興盛走向衰落。民國期間，僅部分鄉民分散開採鐵坑或洗鐵砂，為鐵匠提供原料。新中國成立後，閩北冶金工業從一片空白的基礎上曲折地發展起來。1958年，片面強調“以鋼為綱”，全民動員上山挖礦煉鐵。1960年，將消耗高、質量低、技術落後、成本高的“小土群”關閉。20世紀70年代，基於創辦“小三線地區國防戰備基地”的需要，富文鋼鐵廠、浦城銅礦、邵武銅冶煉廠、南平鋁廠相繼建成投產，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南平市冶金工業健康發展，採掘鐵礦、瑩石礦、鎢礦、銅礦、鉛鋅礦、金銀礦等；冶煉鋼鐵、銅、鉛、工業矽，製品有鋼材、鋁型材等。
文 化 走 廊
閩北與浙江、江西相鄰，成為古代中原文化進入福建的前沿，因而造就文化走廊的地位，成為八閩古文化的發源地之一。周顯王三十五年（前334年）後，浙江的越族後裔到閩北等地居住，受中原文化浸潤較深的越族也隨之將較先進的中原文化帶到閩北。浙江人民對禹深為崇敬。越族進入，也把對禹的懷念帶到閩北，在浦城建有禹廟。宋人胡仲源《漁梁嶺禹廟》稱：“古今陳跡幾興亡，閩嶺何由祀夏王？莫是當年平水日，曾驅魚鱉渡漁梁。”在浦城官路、忠信與浙江江山交界處有座山，名平水王東嶺，其山巔有大禹神龕，大禹以平水著稱，山即以此為名，說明當時閩北與浙江有著相同的文化意識。越族進入閩北，帶來中原文化，並與當地土著人逐漸融合，形成閩越族，而且閩北成為閩越族的活動中心，使閩北文化得以突進。
秦末，閩越族首領無諸率軍隊北上，參加反秦戰爭八年之久，也深受漢族的濡染，戰後班師，亦將中原文化帶回閩北。漢末，孫吳經營閩地，又將中原文化帶入福建，首先在閩北落地。
西晉期間，是北方人口進入福建的第一次高潮。據民國《建甌縣誌》載：“晉永嘉末，中原喪亂，士大夫多攜家避難入閩。建為閩上游，大率流寓者居多。”中原人士由閩北而向南轉移，閩中、閩南文化逐漸發達。西晉太康三年（282年），由於戶口增加，社會經濟發展，遂從建安郡中分設晉安郡。
唐總章二年（669年），陳政率兵南下。次年，奉朝廷命，陳敏、陳敷及母魏氏領河南固始8000多名官兵入閩增援，軍至須江（今浙江江山市），陳敏、陳敷染病身亡，魏夫人將陳敏、陳敷葬於浦城，繼續統兵南下與陳政會合，從閩北這一通道，又一次將中原文化帶到閩南，加快了閩南的開發。
安史之亂後，唐朝從此衰落。黃河中上游地區經過浩劫，殘破不堪，士族大夫紛紛逃離南下，閩北地連江浙，為中原入閩首途，而山清水秀，避亂入閩者，則在閩北安家者甚多。此為北方人口進入福建的第三次高潮。《八閩通志》卷三匯載建寧府風俗時，引《建安志》稱：“自五代亂離，江北士大夫，豪商巨賈，多逃難於此。”其時入閩的士大夫或文人，對福建文明起了較大的推動作用。
理學作為一種文化成果，對中國文化產生較為深刻的影響。理學在北方產生，很快在閩北傳播，並迅速崛起，改變了福建“無儒家者流”的狀況。陳襄（1017-1080年）與陳烈、周希孟、鄭穆倡導閩中，號為海濱四先生。陳襄是侯官人，宋慶曆二年（1042年）中進士，調浦城任主簿，攝縣事。陳襄在浦城創辦縣事，親自講學，遠方來浦城向陳襄求學的達官貴人，亦使理學在閩北廣為傳播。程顥、程頤兄弟創立以理為本的思想體系，是理學初創階段最為典型的形態，從學的閩北人有楊時、游酢、游醇、練繪等。楊時、游酢辭歸時，程顥對坐客說：“吾道南矣。”南宋朱熹對理學展開系統的、創造性的總結，成為理學的集大成者。朱熹生在福建尤溪，讀書、學術活動、創立閩學都在閩北，逝後亦葬在閩北。其門徒骨幹閩北居多，故其創的學派稱為閩學。閩學的創立，使閩北成為中國學術中心，中國文化的南遷亦終於完成。閩學被列為“偽學”，閩學學派成員進行存統衛道活動。在宋理宗時，浦城人真德秀說動人君，使閩學確立正宗地位。元朝，閩學北傳，並被朝廷欽定為官方哲學，成為中國封建社會占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影響深遠。
閩北是文化走廊，亦是人傑地靈之區。人才輩出，得助於教育。閩北文函教澤，興學立制始於唐。唐建中初年（780-783年），建州刺吏陸長源設定鄉校。五代後梁開平二年（908年），曾任工部尚書的黃峭，棄官返鄉，在邵武和平創辦書院，是閩北最早的書院。宋代，閩北書院大興，有書院十餘所，在建陽就有寒泉精舍、雲谷晦庵草屋、考亭書院、瑞樟書院、同文書院等5所。書院成為倡導、傳播和研究理學，培養人才的重要場所。宋代，州、縣都設官學，其中，宋天聖二年（1024年），延平郡守曹修古創建的南劍州學，開全國州學之先。宋崇寧五年（1106年），浦城學生隸籍者千餘人，受到朝廷表彰。建州州學在大觀間（1107-1110年），講堂齋舍增至300間，可見當時閩北讀書風之盛。元、明、清三朝，閩北的教育事業得到延續，創辦書院仍為興盛。明朝，延平就興辦有道南、游定夫、養正、四賢等書院。清乾隆間，浦城創辦南浦書院，其後在富嶺、臨江、石陂、西鄉創辦書院，清文學家梁章矩稱：“綜全閩數十州縣，書院之盛必以南浦，次鰲峰。”由於教育較發達，科舉頗盛，唐至清代，閩北登進士2394人，其中，狀元12人（包括特奏名第一、釋褐第一），榜眼6人，探花5人，還有武進士13人。宋代，建甌進士達1040人，居全國縣級進士數之首。
閩北才俊輩出，踵事增華。全區有宰輔17人，其中浦城宰輔達8人。歷代稱為佼佼者的有：唐有閩北第一個進士葉京；五代工部尚書黃峭，文學家江文蔚、江為；宋代出將入相的名臣李綱，政治家、理學家真德秀，名臣章得象、章惇、吳充、張靄、陳師錫，黃中、廖剛、黃裳、吳執中，軍事家章粢、劉韐、劉子羽、吳玠、吳璘，理學家游酢、胡安國、羅從彥、李侗、劉勉之、劉子翼、胡寬、劉爚、李郁、廖德明、李方子，蔡元定，“一代文豪”楊億，中國婉約派宗師柳永，文學評論家嚴羽，《文苑英華》主要編撰者楊徽之，世界法醫學奠基人宋慈，創紀事本末體的史學家袁樞，軍事理論家、中國第一個武學博士何去非；元代理學家熊禾，詩歌四大家之一的楊載；明代重臣、“三楊輔政”之一楊榮，中國最早開闢以英雄傳奇為題材的作家兼書坊主人熊大木；中國研究西北邊境歷史地理和中俄關係的著名學者何秋濤，方誌學家高澎然等。南平籍人馮超驤，宣統三年(1911年)參加廣州起義，是著名的“黃花崗七十二烈士”之一。這些歷史人物，不但為閩北和福建的開發作出各自的貢獻，也為創建中華民族的古代文明，建立了不可泯滅的業績。
革 命 老 區
閩北人民富有反壓迫的優良傳統。隋大業十年(614年)，建安郡鄭文雅和林寶護起義，為福建第一次大規模的農民起義。宋代，廖恩起義、葉濃兵和范汝為領導的農民起義，沉重地打擊封建地主階級，加速舊統治勢力的滅亡。宋末元初，政和黃華、邵武高日新、南劍路呂崇海等領導的抗元鬥爭，都表現出閩北人民反抗民族壓迫的鬥爭精神。明正統年間(1436-1449年)，以政和葉宗留為首的銀礦礦工揭竿起義，與鄧茂七率領的起義軍遙相呼應，給“進剿”的官軍以沉重的打擊，為閩北農民戰爭史寫下光輝的一頁；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倭寇攻政和、松溪，松谿縣全城軍民齊心協力，奮勇抵抗，取得抗倭鬥爭的勝利。清鹹豐年間(1851-1861年)，太平軍二度入閩北，閩北建立紅巾軍，活動範圍達建陽、建甌、邵武、南平等地，歷時六年。閩北是福建省著名的革命老區，具有光榮的革命鬥爭史。閩北是與贛東北根據地的重要橋樑、浙西南革命根據地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閩浙贛革命根據地的重要組成部分，亦是中央革命根據地的組成部分。具有建黨時間早、革命活動範圍廣、戰略地位重要、革命鬥爭艱苦卓絕、革命紅旗始終不倒、革命貢獻大等顯著特點，革命先輩用鮮血和生命寫下光輝篇章。
閩北是福建革命的策源地之一。民國8年（1919年）6月，“五四”運動的訊息傳到閩北，閩北進步青年積極回響，高舉“外爭國權，內懲國賊”的旗幟，聯合舉行罷課、集會等聲援北京學生愛國運動，得到工農民眾的有力支持，聯合成立廣泛的反帝反封建陣線，推動了閩北反帝反封建運動的發展。閩北一批在京、津、滬、榕等地求學的有志青年受新文化運動和馬列主義思想的影響，又將馬列主義及新文化、新思想、新科學傳回閩北。這些閩北籍先進知識分子先後加入中國共產黨或共產主義青年團，並受黨組織派遣返回閩北開闢工作。民國15年3月，楊峻德等中共黨員在建甌創建閩北第一個中共組織——中共建甌支部，揭開閩北革命鬥爭序幕。從此，閩北革命鬥爭的面貌煥然一新。民國16年，崇安縣農民協會成立，在大安、五夫、上梅、坑口等地廣泛開展反土豪劣紳鬥爭，並成立中共閩北臨時委員會，直屬中共中央領導。大革命失敗後，中共閩北地方組織領導農民起義，創建紅軍，建立蘇維埃政權，進行土地革命，開闢以崇安為中心的閩北革命根據地，成為土地革命時期創建較早的革命根據地之一。民國17年秋和民國18年初，徐履峻、陳耿領導農民武裝，先後發動以崇安上梅為中心的崇（安）浦（城）兩次暴動，隨後，在上梅正式成立縣蘇維埃政權。民國18年6月，伍弟奴領導以松溪路下橋為中心的建（甌）松（溪）政（和）農民起義。民國19年底，閩北根據地和贛東北根據地合併，形成著名的閩浙贛根據地。民國20年和民國21年，方誌敏兩次率紅十軍入閩，鞏固、擴大閩北革命根據地，發展壯大閩北紅軍獨立師。中央主力紅軍長征時，閩北參加長征的紅軍有1500人。此後，中共閩北地方組織和紅軍奉命留在閩北，堅持艱苦卓絕的三年游擊戰爭。抗日戰爭爆發後，閩北紅軍整編為新四軍三支隊五團，同南方八省游擊健兒一道開赴華中抗日戰場。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環境更為惡劣，鬥爭更為艱巨。閩北地方黨組織領導遍及城鄉的抗日救亡運動，巧妙地把武裝鬥爭和合法鬥爭緊密地結合起來，成功地領導工農和學生運動，進一步擴大黨的活動地區，壯大黨領導下的武裝力量。民國38年初，建立中國人民解放軍閩浙贛游擊縱隊，有力地配合中國人民解放軍解放閩北及福建全省，贏得“紅旗不倒”的光榮稱譽。
在長期艱苦的革命鬥爭中，人民付出巨大犧牲。閩北被毀滅村莊1122個，被國民黨反動派殺害的民眾達3.8萬人，絕滅戶1.72萬戶，被拆被燒房屋6.39萬間，荒蕪田地、茶山、竹山共28.79萬畝，被搶殺耕牛7118頭。為革命犧牲的幹部3000餘人，其中包括閩北地方黨組織早期創建人徐履峻、陳耿、楊峻德、黃道、黃立貴、徐福元、楊則仕、吳先喜等。在這塊紅色的土地上，還留下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彭德懷、肖勁光、方誌敏、粟裕、周建屏、劉英、張雲逸、王助、陳丕顯、葉飛、曾鏡冰、範式人、秦基偉等人的足跡。革命先輩和閩北人民為中國革命的勝利和閩北的解放，英勇奮鬥，流血犧牲，創造許多可歌可泣的英雄業績，留下一份寶貴的精神財富。朱德特為閩北革命烈士紀念碑題詞：“革命烈士永垂不朽”。革命烈士的光輝業績，永遠激勵著閩北人民，為建設繁榮、富庶、文明的新閩北而奮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