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品超 張根源 徐銀森 50年代舊照上個世紀五十年代初，另一個讓十竹齋木版水印發揚光大的契機卻是她以獨特的傳統魅力吸引了中央美院華東分院（現中國美術學院）版畫系的關注。民間傳承的木版水印又是如何被納入美院的學院教學與研究的視野中，印刷文化的火種又是如何在此得到了傳承和發展的呢？筆者就其中的歷史與原委，走訪了木版水印在美院發展的親歷者、著名書畫版刻藝術家、十竹齋木版水印指導老師陳品超先生 。
上個世紀五十年代初，中央美術學院華東分院（現中國美術學院）版畫系主任張漾兮派張玉忠、夏子頤等學生赴北京榮寶齋、上海朵雲軒學習，學成回杭後在美院版畫系成立了國內專業院校中最早的木版水印工作室。
十竹齋印譜－浙江美院水印工廠刻印當時水印工廠是由版畫系領導的，負責具體工作的是夏子頤、鄧野兩位先生。之後，徐銀森、韓法、張耕源和楊期德從浙江美術學院畢業，並先後被分配至水印工廠。剛開始，他們以一些老先生如潘天壽、吳茀之，諸樂三的畫稿來勾描、分版、刻板、水印。之後為了提高學生國畫的素養，版畫系安排他們到中國畫系聽課、學習，潘天壽等老先生講座讓他們受益匪淺。為了學習、掌握傳統的木版水印技藝，學校領導和版畫系專門和上海朵雲軒聯繫，請來了從北京榮寶齋調到上海朵雲軒搞刻板工作的於書勤到美院來指導、教習如何刻版，前後數月。
1960年，時任版畫系主任的張漾兮先生表示要把榮寶齋的傳統木版水印借鑑過來，派張耕源、陳品超、徐銀森等一行至上海朵雲軒學習。張耕源、楊期德學勾描、刻板，徐銀森和韓法學水印。據陳先生回憶，“我們幾人，勾描間主要有吳鏡汀，郁氏兩姐妹（郁慕娟、郁慕貞），刻板間有韋師傅和於書勤等，水印間人最多，我一直跟著技師徐關儒和上海的老師傅杭師傅等人。三個月中，勤勤懇懇，努力學習，關係搞得很好，基本技藝也學得不少。”
他們回到杭州後，版畫系就木版水印的技藝展開教學和研究。由於有美術學院教育的背景，又具有西畫造型訓練的紮實基礎，木版水印較十竹齋和榮寶齋在杭州的土壤滋養下又有了長足的發展，在張耕源、陳品超、徐銀森、王剛等人的共同努力下，重新翻刻了《十竹齋印譜》，其間還勾刻印製了潘天壽的《荷花》，任伯年的《飛雀竹石》、《探梅圖》，李可染《水牛》，方增先《粒粒皆辛苦》以及潘天壽、諸樂三、吳茀之及任伯年等大師的冊頁，其複製的水墨寫意畫作品的技術，幾乎達到了“以仿亂真”的效果，而且已經達到了當時國內的領先水平。與此同時也翻刻和複製了一批書畫名作，其中以複製寫意水墨畫為主，並在寫意水墨畫的複製中多有技術創新，使得寫意水墨畫複製技術達到了國內最高水平，成為國內木版水印三大基地之一，馳名中外。
陳品超在杭州十竹齋雕刻80年代中後期“西湖藝苑”因各種原因被撤銷，木版水印劃歸版畫系管理。西湖藝苑的相關工作人員先後被調入學院教學、教務崗位，木版水印被納入了美院版畫系教育體系後，改名為“紫竹齋”木版水印工作室，大規模的木版水印生產就此結束。美術學院版畫系在半個多世紀的辦學歷程中，始終高度重視對這一傳統技藝的繼承、整理、研究、傳授的工作，在教學、科研、創作等方面都取得了優異的業績，還接受了日本、韓國、法國、德國留學生學習，深受中外專業人士的關注和褒獎。時任國家文化部部長的孫家正到中國美院版畫系“紫竹齋”參觀木版水印工作室，陳品超老師向領導講解了十竹齋木版水印的傳承歷史，匯報了現狀。但是儘管如此，木版水印卻遠離了往日的輝煌，遠離了大眾。
二十一世紀，陳品超老師收魏立中為木版水印關門弟子，魏立中自90年在美院學習繪畫時接觸到木版水印。能坐在美術學院教室里聆聽全山石、馮遠、趙燕、徐銀森等名家的教誨畢竟是幸運的，他如饑似渴地學習著，天資加上勤奮，使他的繪畫水平不斷提高。同時深為十竹齋木版水印創始人胡正言的精神所震撼，他眼見這一傳統印刷技術日漸消落，懷著對民族文化的熱愛 ，決心擔當起傳承和弘揚這一國粹的責任，希望藉助這個平台，向公眾推介民族文化的精粹，使之不斷發展，魏立中虛心地向時任版畫系主任張遠帆教授求教，並經多方奔走尋找，終於找到原水印工廠著名肖像印之父、畫家、篆刻家張耕源、徐銀森做指導老師，以及何孫謨、陳正堯、王剛、俞泓等老師，並聘請他們擔任杭州十竹齋木版水印技術指導。魏立中還多方收集資料，潛心撰寫木版水印藝術著作，又請張耕源、徐銀森、陳品超、何孫堯講述當年歷史，記錄存檔。
陳品超 魏立中 師徒情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