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條豁口

1958年，為改善交通，將和平門門洞拆除，形成更為寬闊的城牆缺口。 復興門和建國門則是日寇侵占北京時，在內城東西城牆上扒開的兩處缺口。 解放後，為改善交通，將老北京城牆扒開了多處缺口，即未建門洞，也未命名為“某某門”，只是依據附近地名，稱作“十條豁口”、“北小街豁口”等名稱。

明清遺留的老北京城，本由平面呈“凸”字形的內、外兩城所組成，開有“內九外七”共16座城門。除正陽門城樓、箭樓及德勝門箭樓尚存，其他城門均不復存在，只是保留了原城門的名稱作為地名標誌。但在這16個老城門之外，還多出和平門、復興門、建國門這三個聽起來也像是城門名稱的地名混雜其間。這三處地方以前有過城門嗎？明清時期，老北京城的城門不是簡單的出入通道，而是設計周密的整套城防要塞。每座城門，均由城樓、箭樓及連線二者的瓮城所組成，瓮城之中，形成封閉的空間，敵軍一旦闖入，即被“瓮中捉鱉”。
和平門、復興門、建國門都不曾具備上述設施，它們只是在清朝滅亡之後，為了交通方便，陸續在老城牆上開闢的通道而已。和平門開闢於1926年，其目的是溝通被內城南城牆阻隔的北新華街和南新華街。
北新華街在清代曾是一條南北走向的排水溝。1913年，袁世凱政府的內務部總長朱啟鈐將這條排水溝改建為暗溝，在其地上興建了一條北起西長安街，南抵內城南城牆的街道，命名為北新華街。朱啟鈐原擬將該處城牆打通，使北新華街與外城新建的南新華街連成一線，再接上中南海袁總統府西牆外新建的府右街，共同形成一條新增的溝通內外城的南北幹道。但因正陽門外的富商擔心此舉會導致行人分流，影響正陽門外商業區的生意，遂行賄權要，遊說當局，說是打通城牆會泄漏風水，不利於總統。迷信風水的袁世凱信以為真，阻止了打通城牆的計畫。
1926年4月，馮玉祥國民軍將領鹿鍾麟出任北京警衛司令以後，下令將南北新華街阻隔處的城牆打通，開闢了兩個門洞，分為上、下行通道，並安裝了鐵門，命名為和平門。1958年，為改善交通，將和平門門洞拆除，形成更為寬闊的城牆缺口。復興門和建國門則是日寇侵占北京時，在內城東西城牆上扒開的兩處缺口。
看過北京地圖就可知道，老北京城內城東面的朝陽門、東直門及西面的阜成門、西直門，位置都偏北，內城南部確實缺少橫貫東西的幹道。但在軍閥混戰的年代，誰也不敢輕易將城牆扒開口子。
據北京市檔案館1999年第四期《北京檔案史料》所載《日偽統治時期華北都市建設概況》記述，日寇於1939年起，就開始在北京西郊籌建用於商業和住宅的“西街市”，並在東郊籌建用於工業區的“東街市”。為溝通“兩新街市區域與城內之交通，特就東西兩面城垣各闢一新城門（東稱‘啟明’、西稱‘長安’）……所辟新城門僅有缺口而未設門扇與門洞，因陋就簡，迄未修飾，是其物力不濟之象徵”。
1945年日本投降後，國民黨北平市政府按照當時流行的“復興、建國”的政治口號，將日寇命名的“長安門”改為“復興門”，“啟明門”改為“建國門”。1946年11月何思源接任市長之後，曾“修建復興門等城防工程共十三處”，在復興門缺口處增建了一座10米寬的拱券門洞，並加裝了鐵門。 1955年，為展寬道路，將復興門的門洞拆除，拓寬了缺口。而建國門則從未建造門洞，一直是缺口狀態。
解放後，為改善交通，將老北京城牆扒開了多處缺口，即未建門洞，也未命名為“某某門”，只是依據附近地名，稱作“十條豁口”、“北小街豁口”等名稱。老北京人則稱其為“城豁子”。
再後來，老城牆被拆除，有豁口的地方，大都興建了立交橋，昔日的“十條豁口”變成了“東四十條橋”，“北小街”豁口變成了“小街橋”。殘留的少數“豁口”，已成為標註在公交線路站牌上的車站名稱。
“文革”期間造反派破“四舊”，將許多帶有所謂“封、資、修”色彩的地名廢除更改，如“王府井大街”改為“人民路”，“東交民巷”改為“反帝路”。但造反派們可能並不知道“復興”、“建國”這樣聽起來無甚不妥的地名，卻是當年由國民黨北平市政府命名的，因此未做更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