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於“乾中學”效應的動態比較優勢
Redding將“乾中學”效應與動態比較優勢結合起來理解動態比較優勢，他強調，一國根據當期比較優勢進行國際分工，自由貿易可能導致福利損失，因為該國可能放棄了在其他部門潛在的學習效應。因此，一國為了避免這種“比較優勢陷阱”，往往是根據自身學習能力來選擇國際分工。這也是說，“乾中學”效應是動態比較優勢的一個重要來源。(一)學習曲線、動態規模經濟與動態比較優勢
Krugman沿襲Romer的思路將規模報酬遞增、外部效應與動態比較優勢聯繫起來；Krugman首先將動態比較優勢與內生技術進步同時內生化，分析了貿易模式的決定問題：部門特定的累積生產經驗決定著比較優勢和貿易模式，而生產經驗的積累是通過“乾中學”實現的。Krugman引入學習曲線在產業層次上考慮了動態規模報酬遞增，產業中過去積累的產量決定著當前的生產率，或者說，每個產業的生產率取決於經驗指數。他還進一步在知識國際溢出的情形下分析了一國的經驗指數與本國和外國的可貿易品產量之間的正向關係，可貿易品種產量越高，經驗指數也就越高。這意味著，動態比較優勢是相對經驗指數的函式，比較優勢可以由貿易開放程度(經驗國際化程度)和可貿易品產量來決定。
Krugman對“乾中學”效應下的動態比較優勢的內生決定機制所作的探討，強調的是貿易開放後貿易品產量增加通過學習效應會形成比較優勢，該思路為後來的動態比較優勢理論發展奠定了基礎。但Krugman模型沒有考慮不同產品具有不同學習效率的情形，這一工作開始於Lucas的研究。
(二)不同產品具有不同學習效率時的動態比較優勢
Lucas通過對不同產品具有不同學習效率(外生給定)的考慮，對Krugman的動態比較優勢理論進行了擴展。在Lucas模型中，每一產品的生產和技能的積累都取決於該產業中的平均技能水平，因而相對價格就取決於各自的人力資本水平。Lucas首先強調自給自足均衡時的經濟，趨向於專門生產一種產品，而生產何種產品是由初始條件決定的；一國一旦選擇了擅長生產的產品，就會形成規模報酬遞增。在自由貿易條件下， Lucas模型的結論與Krugman的結論相似，即各國從事各自擅長的生產從而通過“乾中學”效應積累技術、不斷強化初始的比較優勢。但Lucas是從不同商品具有不同學習效率的角度來闡述的，選擇生產不同的商品就意味著選擇了不同的人力資本積累率，比較優勢取決於以前所積累的商品專有的人力資本水平。Lucas特彆強調新產品不斷被引入，否則“乾中學”效應就無法保證規模報酬遞增。Lucas的比較優勢理論被許多經濟學家進行了擴展，如Matsuyama，所擴展的主要結論都強調比較優勢因學習效應而具有動態性，初始條件並不足以決定一個具有外部效應的經濟的均衡位置。基於外部規模報酬遞增的Lucas模型假定在同一組產品上學習是以同一速度進行的，抽象掉諸如需求結構等一些對貿易模式有重要影響的因素。同時，雖然Lucas考慮到了不同的商品具有不同的學習效率，但這還是顯得有點粗糙。實際上處於生命周期不同階段上的產品都具有不同的學習效率，在一種產品的引進階段就具有較高的學習效率，隨著生命周期的演進，當其進入成熟階段，學習效率就不斷下降。
(三)“乾中學”效應的有界性與動態比較優勢
Stokey從靜態角度描述了“乾中學”的前向溢出效應大於後向溢出效應的情形，即“乾中學”效應所引起的高質量產品成本的下降大於低質量產品的成本下降。Stokey進一步強調，已開發國家因其在生產經驗積累方面具有優勢而在高質量產品的生產上具有比較優勢，而欠已開發國家在低質量產品的生產上具有相對優勢，這從“乾中學”效應角度對弗農的產品周期現象進行了解釋。但Stokey模型沒有將增長納入一般均衡框架之中。該任務由Young得以完成。他在Stokey模型的基礎上對Lucas模型進行了擴展，將產品生命周期不同階段學習效率進行了內生化，在“乾中學”效應有界性的條件下，考察了貿易開放對產出結構的內生變化，以及內生比較優勢的動態演進。
Younglv的分析是在知識國內溢出的情形下進行的，而且貿易是由技術差異引起的。產品的複雜程度隨產品數量的增加而上升，學習的效率隨著產品複雜程度的上升而增加，而一般技術知識存量的變化要取決於這種學習的效率。Young進一步考察了貿易的作用。貿易首先是使勞動規模擴大，規模效應使得一國技術知識的增長率上升，比較優勢得以動態演進。若本國比外國發達(經濟規模大) ，則本國專業化生產複雜產品，因為新產品處於產品周期的引入階段，學習效應大；欠已開發國家專業化生產簡單產品。此時，初始條件對國際分工模式的影響很大，但與傳統的比較優勢理論不同，國際分工模式不再是由外生的自然稟賦決定的，而是由技術知識存量的差異來決定了。阿吉翁和霍依特對Young的貿易均衡的一般性結論進行了總結並強調，已開發國家將資源配置於更複雜的產品部門，而這些部門產品的“乾中學”效應較大，從而促進動態比較優勢的演進。Young的多種貿易均衡中也預言了窮國趕超富國的均衡，當窮國的人口規模擴大產生很強的規模經濟時，學習效率的提高使得技術差距消除的可能性存在。在“乾中學”效應的作用下，一國如果能很好地將資源集中於其現有能力所能達到的技術水平產品的生產，就越容易實現產業結構的升級， Lucas 認為，“東亞奇蹟”就是這樣發生的。
(四)體現在單個產品上的“乾中學”效應、動態比較優勢與經濟成長
Krugman的動態比較優勢是作為整體出現的，但沒有一個國家能在一般意義上的某一產業擁有比較優勢， 而Stokey、Young和Lucas的動態比較優勢是體現在單個產品上的，這更符合現實情形。不同經濟的不同增長速度就是源於其勞動力從簡單產品部門向複雜產品部門轉移的速度和程度的差異。
Lucas對Stokey和Young的國內知識溢出條件下的動態比較優勢進行了擴展和套用。這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他將體現在單個產品上的比較優勢與整個經濟的增長率聯繫起來，從而使得快速的經濟成長與貿易之間緊密聯繫的事實有了理論模型；二是，他為“乾中學”效應對經濟成長率差異的解釋找到了微觀證據。Lucas 模型考慮了僅有勞動投入的學習技術，強調經驗積累具有規模效應，但他沒有深入分析這種規模效應，而是集中討論學習行為。在他看來，經濟就是通過不斷生產更優質的產品來獲得進步。因為更優質的產品具有更強的“乾中學”效應。阿吉翁和霍依特對Lucas 模型進行了簡化，從而比較準確地表達了盧卡斯的比較優勢思想：當一國工人從簡單部門轉移到複雜產品部門時，經濟成長率不斷提高；將“乾中學”效應導致的動態比較優勢結合進經濟成長模型，就能解釋“東亞奇蹟”以及各國經濟成長率之間差異的主要根源。
源於創新的動態比較優勢
傳統的比較優勢理論是建立在外生技術的基礎上，其無法解釋為什麼一國會在一組特定產品上獲得技術優勢。基於內生技術進步的內生增長理論對動態(內生)比較優勢理論的擴展提供了理論基礎。一國創新產品的份額大小取決於該國在國際分工中所處的地位和長期貿易模式，而國際分工地位和長期貿易模式是由動態(內生)比較優勢決定的。格羅斯曼和赫爾普曼首先分析了水平差異產品創新時的動態比較優勢的決定因素，將產業內貿易放在動態框架下分析，證明了貿易模式是由各國研發出的新技術數量決定的，或者說，比較優勢隨著研發投資水平而動態演進。他們將赫爾普曼和克魯格曼lz的水平創新與比較優勢的分析動態化了。阿吉翁和霍依特基於格羅斯曼和赫爾普曼的分析將熊彼特增長模型納入動態比較優勢理論中。總之，基於創新的動態比較優勢理論與基於“乾中學”的動態優勢理論相比，分析的市場結構從完全競爭過渡到了壟斷競爭，其中最主要的是引入了具有報酬遞增特徵的研發部門。
(一)水平創新時動態比較優勢的來源與演進
水平創新對動態比較優勢的決定不僅取決於各國企業家開發出來的新技術數量，而且還要取決於知識溢出的範圍。當知識是在全球範圍內溢出時，各國R&D投資數量取決於各國要素稟賦和初始要素成本的差異。Helpman和Krugman指出，壟斷競爭市場結構下擁有差異產品種類數較多的國家將成為該部門產品的淨出口國，而格羅斯曼和赫爾普曼從動態角度強調比較優勢的演進最終要取決於一國R&D 的投資數量。在他們的模型中，貿易模式取決於一國的R&D投資的數量；人力資本相對豐裕國家的R&D部門具有相對比較優勢，它將生產更多的差異產品。簡言之，基於創新的動態比較優勢理論強調，在知識國際溢出的情形下，貿易模式由要素稟賦惟一地決定。但不同於H-O模式，此時的貿易模式既能描述產業間貿易又能描述產業內貿易。格羅斯曼和赫爾普曼基於創新的動態比較優勢理論還能預測各國的相對增長率：貿易開放促進了各國知識技術交流，增加了各國的知識資本存量，減少了研發努力的重複。Rivela 和Romer也得出了相似的結論。格羅斯曼和赫爾普曼強調，經濟成長不僅包括生產活動而且還包括R&D活動，人力資本豐裕國家的實際產出增長率將快於非熟練勞動豐裕的國家。但阿吉翁和霍依特認為自由貿易對長期增長和福利的影響是模糊的。當知識是在國內範圍溢出時，貿易不能直接帶來各國知識資本存量的增加和創新成本的下降，此時比較優勢不僅來源於人力資本要素稟賦的差異，而且來源於初始的技術優勢；初始條件在決定長期貿易模式中起著重要作用。格羅斯曼和赫爾普曼闡述了知識國內溢出時動態比較優勢的來源與演進。在要素價格均等的情形下，初始擁有較多知識資本存量的國家在研發活動中將擁有較高的生產率，那些造成某一國在知識積累方面具有先發優勢的歷史事件決定著專業化與貿易模式。Krugman和Matsuyama也幾乎同時在具有報酬遞增的動態模型中證明了歷史和預期是如何決定長期專業化和貿易模式的。知識國內溢出情形下基於內生創新的動態比較優勢理論也能預測各國的增長率。在知識積累方面具有初始先天優勢的國家，其創新率和增長率就快。格羅斯曼和赫爾普曼還為如何改變“一朝落後、處處落後”(once behind，always behind)的被動局面提供了思路：(1)政府給研發部門提供足夠的補貼以彌補初始劣勢；(2)當技術上具有初始劣勢的國家在市場規模上遠大於其貿易夥伴，且該國消費者對高科技產品的支出份額較大時，該國就有了扭轉初始劣勢的可能。其原因，正如Krugman所說的，市場規模大的國家在規模報酬遞增產品的生產上具有比較優勢。
(二)垂直創新時動態比較優勢的來源與演進
對於垂直產品創新情形下的動態比較優勢的演進，格羅斯曼和赫爾普曼也進行了闡述，他們將熊彼特模型納入了貿易理論，強調壟斷競爭的市場結構下各行業貿易模式由技術領先的行業數量決定，而後者又是由一國先前的R&D投資水平決定的。阿吉翁和霍依特建構了基本的熊彼特模型，在該模型中，一方面，商品貿易的繁榮使得用於研發部門的人力資本下降；另一方面，貿易加劇了產品市場的競爭，即傾向於使中間產品壟斷程度下降，從而使創新廠商的壟斷利潤下降、創新激勵變小。當研究部門不是競爭性的而是壟斷性時，貿易對經濟成長的影響又是怎樣的呢? 在阿吉翁和霍依特看來，當研究部門(單部門)為壟斷部門時，在位創新廠商一方面形成內部化當前創新的市場搶奪效應；另一方面，在位創新者內部化當前創新對未來研究具有正的效應。這兩種效應誰占主導地位是不確定的。阿吉翁和霍依特進一步指出，這種不確定性是可以通過多部門假設來消除。也就是說，在多部門情形下，中間產品貿易就能促進經濟成長。阿吉翁和霍依特總結了三種可能情形下競爭有利於經濟成長，即產品市場競爭的達爾文效應、漸進式技術進步效應和盧卡斯效應，這也就意味著貿易在這三種可能情形下是有利於經濟成長的。無論是水平創新還是垂直創新，一國的創新增長速度都取決於知識資本和人力資本的數量、研究部門的生產效率。動態比較優勢對一國長期增長所產生的影響就是通過改變這些變數來實現的，這些變數的變化構成了貿易影響增長的不同渠道。格羅斯曼和赫爾普曼將這些不同渠道歸納為四種不同的機制，我們將之概括為兩種效應：一體化效應和資源配置效應。一體化效應體現在自由貿易帶來了知識和技術的擴散以及規模報酬遞增。資源配置效應不僅體現在自由貿易導致的規模效應激勵著更強的研發活動，而且還體現在自由貿易對人力資本相對報酬產生影響，進而重新配置資源。貿易開放既有促進一國創新率和增長率的情形，又有抑制一國創新率和增長率的情形。在格羅斯曼和赫爾普曼所總結的貿易開放阻礙長期增長的四種情形中，有兩種是與知識不能實現全球溢出有關。在知識全球溢出的情形下，從實證結果來看，貿易開放對創新和增長的正面影響還是很明顯的。Coe和Helpman的研究支持了通過貿易形式的技術溢出假說，國際技術溢出對一國生產力水平有著正向影響。Eaton和Kortum發現，OECD國家的技術進步主要並不是依賴於國內的研發投入，而是依賴於國際技術的擴散。Keller指出，欠已開發國家通過使用國外的先進中間產品而獲得的技術擴散對技術進步和生產率提高具有重要作用。Coe、Helpman和Holfmaister以77個欠已開發國家1971 - 1990年的數據作為樣本進行分析發現，在南北貿易過程中，開發中國家的全要素生產率與其貿易夥伴國(工業國)的R&D活動以及機械設備的進口呈顯著正相關。
源於內生個人專業化的動態比較優勢
報酬遞增理論研究的展開基本上是沿著兩條思路進行的，一是以Smith和Young為代表的基於分工的報酬遞增，二是以DS模型為基礎的基於規模經濟的報酬遞增。新貿易理論和新增長理論基本上是沿著第二條思路進行的，沿第一條思路進行的研究中既涉及貿易理論又涉及增長理論的文獻的發展，主要是Yang和Ng、楊小凱的研究。雖然基於DS模型的新貿易理論以規模經濟解釋了產業內貿易，是傳統貿易理論的重要擴展，但楊小凱認為，基於DS模型的新貿易理論不能內生個人的專業化水平，仍是外生貿易模型。以楊小凱為代表的新興古典貿易理論內生化了個人專業化，將個人專業化視為動態比較優勢的來源。(一)內生個人專業化、動態比較優勢與國際分工模式
阿吉翁和霍依特認為，基本的熊彼特模型與內生增長模型都有一個最主要的局限，即對制度和交易成本缺乏研究。而楊小凱的新興古典貿易理論彌補了這一缺陷，成功地將交易費用納入貿易理論的研究之中。與新貿易理論不同，新興古典貿易理論強調，即使沒有外生比較優勢，但只要每個人選擇不同專業，就會形成內生比較優勢。內生比較優勢首先就是動態的。新興古典貿易理論形式化了動態的、內生的比較優勢，即將斯密的“個人生產率之間的差異是分工的結果，而不是分工的原因”的觀點進行了形式化。
楊小凱構建了具有內生比較優勢的斯密模型，說明了分工經濟的存在，即分工狀態下兩個人的生產總轉換曲線高於自給自足時兩個人的生產總轉換曲線的部分。與這種分工經濟相對應的是源於選擇不同專業化的內生比較優勢。這種比較優勢一方面使得從事專業化分工的個人活動範圍縮小，另一方面使得工廠的活動範圍擴大。從這個角度來看，個人專業化與規模報酬遞增的內涵是一致的。當個人專業化於某一行業時，在“乾中學”效應的作用下，他就會比外行獲得更高的生產率；但同時隨著專業種類數的增加，交易費用可能上升。楊小凱以交易效率的提高來折衷這一兩難：隨著交易效率不斷地改進，勞動分工演進會發生，而經濟發展、貿易和市場結構變化等現象都是這個演進過程的不同側面。可見，楊小凱的一般均衡的超邊際分析能夠很好地解釋經濟內生增長現象，而內生增長與基於個人專業化的內生比較優勢是直接相連的。對於基於內生個人專業化的動態比較優勢對國際分工與貿易模式的影響，楊小凱做了概括：當交易效率既不是太高也不是太低時，均衡狀態下只有那些有較顯著的專業化經濟或較高交易效率或消費者更偏好的商品才更可能被捲入貿易。
(二)內生個人專業化、動態比較優勢與國際發展模式
楊小凱的一般均衡的超邊際分析還能解釋內生髮展現象，而國際發展模式主要體現在二元結構的演進上。Sachs、Yang和Zhang以同時具有內生與外生比較優勢的斯密模型來解釋二元結構的演進，強調報酬遞增和決策者之間的事前差異共存是二元結構的共同特徵。從報酬遞增角度研究二元結構演進主要是從Krugman和Vanable、Fujita和Krugman開始的，他們將二元經濟歸因於產業聚集。但這些模型都是在Murphy、Shleifer和Vishny(MSV 模型) 的基礎上展開的。MSV模型最大的突破就在於從規模報酬遞增角度對工業化進程進行了解釋。在該模型中，市場結構是壟斷競爭市場，規模報酬遞增的不同來源使得該模型的均衡結果並不一定穩定和唯一。正如楊小凱指出的：在一個特定的參數空間下，MSV模型存在著無限的均衡。Sachs和Yang將規模經濟、內生工業化程度和交易費用同時納入MSV模型，內生化了二元結構。新興古典貿易理論強調內生比較優勢來源於個人專業化，或者說，來源於規模報酬遞增的專業化經濟，但他並沒有排斥外生比較優勢(源於規模報酬不變的外生差異) ，而是將這兩者綜合起來分析動態比較優勢對貿易模式和發展的影響。楊小凱將決定貿易模式的因素概括為三種：外生技術比較優勢、內生比較優勢以及交易效率；貿易的確切模式是由內生和外生的生產與交易上的比較優勢決定的；在一個均衡的貿易模式中，一國將出口那些在生產和交易上具有淨綜合比較優勢的商品。新興古典貿易理論是新貿易理論的擴展，內生化了個人專業化水平，並從交易效率的角度考察了貿易模式、經濟成長與發展和分工演進之間的內生關係，將一系列共生經濟現象(國際分工和貿易模式、經濟內生增長和發展)視為交易效率改進和分工水平提高的不同側面。新興古典貿易理論雖然將內生專業化和內生商品種類數聯繫起來了，但並不是象內生增長理論那樣將新產品種類數增加視為研發投資導致的內生技術進步，而是將它視為分工網路規模擴大的結果，分工網路規模擴大是交易效率提高的結果，僅僅進行研發投資是不能保證新產品和相關新生產技術的出現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