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簡介
伯常、菊村,湖北安陸縣三陂港人。自幼入塾就讀。1906年(光緒三十二年)考入湖北陸軍國小。1909年(宣統元年)升入武昌陸軍第三中學,加入共進會。2年後被保送保定陸軍軍官學校,入伍生隊。辛亥武昌首義時,由保定南歸路經上海,被滬軍都督陳其美委充上海警衛軍司令官。10月29日,清軍攻占漢口,劉驥以“效力疆場為要務”辭職回鄂,由鄂軍都督黎元洪委為戰時總司令部參謀,聽從總司令黃興調遣,督戰於漢陽前線,阻擊清軍。南北議和後,仍回保定軍校學習。1914年7月畢業,赴山西投大同鎮守使兼晉軍師長孔庚,任鎮守使署中校參謀,代參謀長。次年5月.因追隨孔庚反對袁世凱復辟帝制,被改任山西第一混成旅步兵營營長。後被革職,重返上海。
人生經歷
1917年參加護法戰爭,任湖北靖國軍第一軍參謀長,後歷任湖南援鄂軍團長、廣東海疆軍旅參謀長、四川邊防軍高級參謀等職。1924年,赴粵晉謁孫中山。1926年參加北伐,北伐軍攻占漢口後任漢口特別市公安局局長兼代市長。1929年後,歷任第五路軍第九軍副軍長、軍事參議院中將參議、蒙藏委員會委員、江西省第五區行政督察專員兼保全司令、貴州省第五區行政督察專員兼保全司令等職。抗戰時期,歷任重慶行營辦公廳副廳長、軍委會委員長西昌行轅中將主任、川康經濟建設委員會委員。1940年晉任陸軍中將。1945年當選國民黨第六屆候補中央監察委員。抗戰勝利後,任重慶市市長,後兼代重慶警備司令。1948年,任湖北省政府主席、華中“剿總”總司令部政務委員會委員。1949年任西南軍政長官公署政務委員會委員兼秘書長。同年到台灣。1958年10月2日病逝於台北。
人物年表
1911年辛亥革命時,任滬軍都督府警衛司令;
同年10月返武漢,任鄂軍總司令部參謀,參加攻打漢口。
1912年後,歷任鄂軍第五師副官長、晉北鎮守使署少校參謀、山西陸軍第一混成旅營長等職。
1917年參加護法戰爭,任湖北靖國軍第一軍參謀長,後歷任湖南援鄂軍團長、廣東海疆軍旅參謀長、四川邊防軍高級參謀等職。
1924年,赴粵晉謁孫中山。
1926年參加北伐,北伐軍攻占漢口後任漢口特別市公安局局長兼代市長。
1929年後,歷任第五路軍第九軍副軍長、軍事參議院中將參議、蒙藏委員會委員、江西省第五區行政督察專員兼保全司令、貴州省第五區行政督察專員兼保全司令等職。
1940年晉任陸軍中將。
1945年當選國民黨第六屆候補中央監察委員。
1948年,任湖北省政府主席。
1949年任西南軍政長官公署政務委員會委員兼秘書長。
同年到台灣。
1958年10月2日病逝於台北。
人物事跡
護法運動
1917年7月,孫中山揭起“護法”旗幟。劉驥奉命隨何成浚回到湖北策動荊州駐軍石星川師響府,鉬成湖北靖國軍第一軍,任該軍少將參謀長。次年1月石星川部被湖北督軍王占元擊散,劉驥隨何率殘部退駐湖南常德,編為2個梯團,劉驥任第一梯田團長,交湘西邊防督辦兼援鄂軍總司令李書城指揮,與圍堵之北軍苦戰。嗣後,率部赴(恩)施南,入湖北靖國軍唐克明部,繼續開展護法鬥爭。
1918年5月,劉驥辭職赴上海後奉命入粵,任駐粵滇軍總司令部上校副官長。次年5月改任廣東海疆軍第一混成旅參謀長兼代旅長,率部戍守海南島。1920年,因屢遭粵軍攻擊,辭職回上海,蟄居數年。1923年10月,直系軍閥曹錕、吳佩孚推行武力統一中國的政策。孫中山立即成立以熊克武為總司令的四川討賊軍總指揮部。劉驥奉命入川,出任討賊軍總司令部少將高參,協助前敵總指揮賴心輝,與北軍鄧錫侯、唐廷牧、陳國棟等部,苦戰於黑虎寨、資中、張關鐵山、內江、成都等地,終因眾寡懸殊而失敗。
國民革命
1926年7月,國民革命軍北伐攻占湖南,中國震動。依附吳佩孚的劉湘、劉文輝主動與賴心輝聚首言和,商請劉驥為川軍總代表,赴衡陽面見北伐軍總司令蔣介石,請其將川軍收編。10月,隨北伐軍進入武漢,劉驥被任命為漢口特別市公安局長。任期內,悉心保護中共湖北黨的創始人董必武、陳潭秋的安全;支持學生為收回英租界組織的示威遊行,並親帶糾察隊前往現場維持秩序,捉拿潛入武漢的土豪劣紳湯毓龍等。
1927年7月,汪精衛集團叛變後,退任漢口市政府委員。11月,秘密逃往上海,參加“湖北革命同志會”。後以四川省主席劉文輝的代表身分,往來於上海,南京、武漢間,充當劉與蔣介石的橋樑。1930年春,蔣介石任命劉文輝為第五路軍總指揮,劉驥利用劉的合法番號,自己在湖北拉起了一支隊伍,即第五路軍第九軍。隊伍整編後,請何成浚任軍長,自任副軍長兼第一師師長。不久何成浚投蔣,並收買了第二師師長容景芳,將第九軍收編。劉驥反蔣不成,遂亡命上海。1936年6月,經江西省主席熊式輝援引,出任江西省第八區行政督察專員、區保全司令兼專署所在地南城縣縣長,他開始成為政學系成員,並遂漸成為重要骨幹。任內手訂十戒(忤逆不孝、煙賭、早婚、養童養媳、放青苗錢、捕蛙等),頗得人心。1935年5月,先後調任貴州桐梓、陝西南鄭行政督察專員兼保全司令。任內,奉命阻止紅軍北上;貫徹聯保聯坐法;督修贛閩、川黔、川陝邊界公路,以便“追剿”紅軍。因出力尤多,深得蔣介石的器重。1938年10月,武漢淪陷,蔣介石為進一步控制四川,將劉驥調往重慶,擔任重慶行營辦公廳副廳長。次年2月,改任西昌行轅主任。在職7年,利用與彝人首領鄧文富聯姻等形式,分化地方勢力,大挖新設西康省政府主席劉文輝的牆腳,挑起少數民族人民之間的互相角斗。
重慶市長
抗戰勝利後,接任重慶市長。是時,蔣介石派特務殺害了民主志士李公朴、聞一多等,激起重慶各界人士的義憤,舉行了隆重的追悼大會,劉驥應邀出席,同時保釋了《大公報》採訪部主任曾敏文,開釋記者10人,師生17人。任期內重視市政建設,完成了下水道、北區幹路、和平隧道、和平市場等工程。
1948年4月,調任湖北省政府主席時,劉驥明曉蔣家王朝的末日已到,便拉他的二弟民社黨中央委員劉仲宣,贊助和平運動,同時密謀“應變”方案。次年2月,“華中剿總”白崇禧,以劉驥“辦事敷衍”而去職,凋任重慶西南軍政長官公署政務委員會秘書長。4月21日,聞蔣介石準備捕殺一批進步人士,他提前準備好通行證,買好飛機票,秘密將市參議會會長鬍子昂等人送出重慶。中國解放時,攜眷飛抵香港,擔任中國招待所所長,接待國民黨去港的軍政人員。不久轉赴台灣,離政賦閒。1958年去世。
社會評價
劉驥土地革命時期擔任南城、漢中行政督察專員兼保全司令時,嚴禁鴉片、賭博,嚴禁高利盤剝,嚴禁販賣人口,安置散兵游勇在農場就業,動員妓女從良,整頓吏治,清剿匪患,丈量田畝依法計征等。蔣介石把劉驥安置在從江西到陝西圍剿紅軍的沿途上,是對他從政能力的充分信任,劉驥也不負重望,所到之處,都把公路修得四通八達,同時採取上述措施安定地方,迎合蔣介石調兵遣將和倡導“新生活運動”的需要,但是從客觀上看就大大緩解了民生疾苦,受到百姓歡迎。
劉驥身為國民黨高官重將,割不斷與國民黨的依存關係,直到中國解放,他去香港幾經徘徊,最終還是去了台灣,但他對中共方面、社會民主人士始終懷有好感。大革命時期,他在武漢與董必武、陳潭秋等中共方面關係密切,這不僅因為是他的妹夫耿丹的關係,應該說他對共產黨人革命精神是欽佩的。土地革命時期,正當中國各地共產黨組織遭到破壞、共產黨人紛紛落網被害時,他在江西南城、貴州銅梓、陝西漢中,卻沒有迫害共產黨人和進步人士,相反在制裁地頭蛇、國民黨貪官方面毫不手軟。
抗戰時期及抗戰勝利後,他在西昌行轅主任和重慶市長任上,雖然紅得發紫,但他畢竟不是黃埔出身,仍保持清醒頭腦,約請民主人士鄧初民,為他和他的下屬講解馬克思主義和唯物辨證法,毅然參加重慶為李公僕、聞一多舉行的追悼大會,或明或暗地支持國統區的民主運動,釋放被捕師生。劉驥任湖北省主席時,國民黨勢力已是強弩之末,幾百萬大軍已被人民解放軍通過三大戰役打得落花流水,鎮守武漢的“華中剿總”白崇禧,正準備抽走銀行的黃金、白銀,炸毀武漢後,逃回他的發跡之地廣西。
劉驥與白崇禧巧妙周鏇,暗中支持“和平運動”,積極應變,粉碎白崇禧的陰謀,與武漢地下黨也有千絲萬縷的關係,最後毅然引退,以一走了之的方式為桑梓人民謀求和平,為基本保存一個完整的武漢創造了條件。綜觀劉驥的一生,宦海沉浮,歷經滄桑,很難對他作出一個全面確切的評價,但他一生不忘革命初衷,身處國民黨高層卻保持民主精神,念念不忘民生疾苦,對共產黨人也從沒有惡感,甚至在關鍵時刻,甘願丟掉那頂價值不菲的“烏紗帽”,擔當起與白崇禧較勁的風險。應當尊重劉驥政治態勢多元化的個性特點,不應機械地將他當成正面人物或者反面人物,任情褒貶。他在那樣錯綜複雜的環境中,保持政治良心的鮮活,實在難能可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