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平
劉盛堂於光緒十五年（1889年）考中己丑科三甲第31名進士。光緒十八年（1892年），任廣東開平縣知縣。盛堂提倡實學，在當地創建鳳山書院，並捐出養廉銀購買書籍，當地學風為之大變。其為官主張從嚴治理，致力於打擊奸惡，革除冗員。又聘請陽湖人吳翊寅重修縣誌，文稿方成，尚未刻印，盛堂即遭到排擠卸任。後《開平縣誌》為其立傳。
光緒三十年（1904年），劉盛堂與唐繼堯等獲選官費留學日本，並考察學務。其間，加入同盟會。宣統二年（1910年）學成回國，任昆明貢院督學。次年返回會澤。
辛亥革命後，劉盛堂自籌經費，在家中的“迎暉堂”創辦了會澤第一所新式教育的愛國國小堂，並在南嶽宮創建楚黔國小，被推舉為首任校長。為回響辛亥革命，劉盛堂帶領學生推倒城隍廟內塑像，倡導婦女不纏足，又帶頭剪辮，剃成光頭。
民國元年（1912年）3月，劉倡導創建了滇劇組織“清明會”。劉盛堂任會長。下半年，改名翼教社。後創辦實業，於南嶽宮內成立織布公司。民國十二年（1923年），劉盛堂病逝後，織布業界為他在西門外立“功德碑”紀念他。
著作
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纂修《雲南地誌》二卷，出版者愛國國小堂，版本為石印本。中國國家圖書館有藏。
家族
劉盛堂有四子：
長子劉堯民，1923年加入中國共產黨，終生從事教育工作，曾任雲南大學教授、中文系系主任。
次子劉治熙，1928年畢業於河北唐山交通大學土木工程系，曾任滇北礦業公司協理，同時在會澤管理楚黔中國小，並積極推廣科學技術，曾在劉家祠堂自費創辦東臬農場。1949年任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任會澤縣民選縣長、人民代表，後調雲南冶金四礦工作，又調雲南冶金設計院。
三子劉治康，實業家，1935年起任鑫泰礦業公司經理，1949年後曾任昭通地區人民代表、東川市人民代表、會澤縣人民代表。1953年2月10日，雲南省人民政府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礦業暫行條例》之規定決定由西南有色局作價收買鑫泰公司，交由會澤鉛鋅礦收歸國有。
幼子劉治隆，1942年雲南大學畢業，為雲南省設計院高級工程師。
參考文獻
《開平縣誌·卷二十四·職官表》頁十一：劉盛堂，雲南會澤進士。（光緒）十八年任。有傳。
圖片《開平縣誌·卷三十·宦績》頁八～九：劉盛堂，雲南會澤人，進士。光緒壬辰知開平縣事。盛堂提倡實學，創建鳳山書院，捐廉購置書籍，日與諸生研究經史，士習為之丕變。邑人喜構訟，圖告不圖審，習為固然。盛堂怒曰：“此刁風也，烏可長於是！”加意懲創之。嘗有原告伏罪而被告尚未知情者。健訟者至，相戒不敢輕於嘗試。一時有訟庭花落之稱。自溫公樹棻後，邑人習於寬政，盛堂糾之以猛，胥徒惕息，豪猾斂手，民以大和。先是，差役承襲，多至二百六十人，私黨繁盛，藉票傳而罔利，所至雞犬不寧，樂業之家至閉門避之以不見。此輩為福，遇大案輒遣其徒挾犯者親黨，私索賄曰“講差禮”。有“黑眼銀”、“白眼銀”之名目。每一案輒講千百金。差禮入，任意臥票，聽犯者恣遊街市。原告呼捕，戒勿應。故刁徒相謂曰：命和賊走皆恃此曹為障蔽也。盛堂痛懲其弊，適奉裁役，一旦革去二百三十名，姑留四十名供驅使。差暴稍戢。尤惡強族巨猾，豪紳之乾謁者，不稍假借。又念志乘久缺，延陽湖吳翊寅重修。草創初就，未及刻，因獲鄰邑巨盜，為恩平令錢某所擠，竟卸篆去。（以上參鄉土志）
《雲南地誌》中國國家圖書館藏
宣威、會澤彝族歷史上的教育狀況簡析
地處滇東北烏蒙山系南延部分的宣威、會澤一帶，是古代彝族聚居生息地域之一。現兩地共同生活著漢、彝、回、苗、壯等各族人民200萬餘人，其中彝族人口約7萬人，分布在各個鄉鎮，宣威市24個鄉鎮342個行政村、辦事處中，幾乎都有彝族。據統計，占行政村總人口15一30%以上的彝族村就有47個，東山鄉芙蓉村彝族人口占該村總人口的77.6%。宣威市現有120萬人口，自然資源豐富，經濟文化也發展較好，但尚有占總人口2o%左右的民族貧困鄉5個、貧困村82個；會澤縣則是雲南省的貧困縣之一。探討這一地域彝族歷史上的教育狀況，對進一步加強內地高寒山區少數民族教育工作是有稗益的。本文就調查了解的材料作一些簡略分析。
宣威、會澤彝族歷史上的教育，主要受到漢文化和南詔大理文化的影響。其教育的基本方式和途徑，仍是以言傳身教為主，由家族長者、部落酋長、宗教巫師、聖衣班、老君頭、藝人等，對本民族成員進行生產勞動技能與社會生活知識的教育。彝族很早就在社會實踐中創造了種記錄本民族語言的象形音節文字——畢摩文（老彝文），亦稱囊文或韙書，行款直書左行。據史書載：“唐時人納垢（今雲南馬龍縣王家在鄉半山村人）酋之後阿蒐集規範表意文字，形如蝌蚪，凡字一千八百四十號。”畢摩文的出現，可以說是彝族文化史上的一大進步。巫師用它記錄整理了諸如《指路經》、《獻水經》、《咒語經》等大量經卷，還記錄了彝族獨具特色的大量民間文學，其中包括彝族歷史、地理、哲學、藝術、天文、醫學、農技、民俗等方面的內容，多服務於宗教祭祀和喜慶節日活動，達到傳播傳統信仰及道德思想觀念、調節社會關係、維持本民族生存和繁衍的目的。但因為這種文字主要用於宗教活動，故流行使用範圍相當狹窄。
宣威、會澤一帶開始設學，先後不一，卻均在土司制建立之後。據史籍載：明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御史繆文龍在宣威始設學宮，規定“土州彝民其屯所生童俱赴烏撒衛應試，自建學寄糧之後，始入州應考”。這是因為當時大範圍實行軍民屯田，各族間經濟文化交流更加頻繁，土司家族也較注意學習漢文化和先進生產技術，與此同時，封建統治階級的思想意識也在當地得到傳播。但是，此時朝廷推行的是“不準各地土民濫人”的民族歧視政策，規定“廣西、雲南、四川等州縣土官地方，凡設學由提學嚴格清查，實系土著人才准考充附學”。直至清順治十八年（1661年）才準“雲貴土司應襲子弟受訓”，“俟父兄卸事之日，回籍襲職”。東川土府於康熙六年（1667年）“川陝總督提請建學，在府城南門外建文廟”。霑益土知州也曾聘請漢族文人學士為師，教授子弟習《三字經》、《百家姓》、四書五經之類。如末代土司安於藩，“頗好學能詩”，在其母龍氏撫孤管州事時，讓他“奉邑紳孫衍慶為師，敬禮備至。其廳內辟有二軒，東曰勵志，西曰啟明……敦詩說理，師人師經”。
博雍正初年。當地改流後，朝廷官吏一面勸民耕織，一面推行“崇儒垂道”教育，即所謂“國家樂育群材不限以地捕梓記，尤望士之能自奮而應其選者庶幾無負”。其時，東川署知州王廷珏“奏照例立學取文武童生十五名”，建崇詞、文昌宮設義學；雍正七年（1729年）朝廷“準建威州學，設學正一員，每考入學文武生八名”。知州張漢建義學，城內二館，四鄉八館。其後，東川知府崔乃鏞在義學基礎上擴建“西林書院”（後知府義寧易地更名為“日新書院”），宣威建“龍山書院”（後移建改名為“榕城書院”），聘請孝廉或副榜以上之士任“山長”（院長），由官府“廩給”與置學田、房產及抽收部分生息銀解決經費。乾隆年間，應試童生漸多，東川乃設廩生、增生8名，繼增至20名，當地紳民為記載知府義寧辦學、興水利有功績而建蓋“義太寧飼”，義寧應請題匾，改詞為“金鐘書院”；宣威州生員定額奉準廩生、增生各20名。當朝曾先後頒御書“萬世師表”和“生民未有”匾額於書院學宮，設祭器、舞器10餘種，欽定春秋樂章及“六舞圖”，宣講案講《聖諭廣》、《聖諭十六條》、《臥碑》、《聖愉士子文》等和“大清律”所定的學習科目，如書院條規、孝經、爾雅、詩、書、禮、易等，以培養人才，儒學科舉之風興盛起來。同時，義學、私塾也大為發展，
至光緒初年，僅東川府（會譯）的義學由原來6所增至15所（官辦8所、鄉里創建2所、土紳富戶捐資興辦5所），也皆置學產作為經費來源，免費招收彝、漢子弟入學；私塾由原來的26所增至78所，除少數富戶延師在家教誨子弟外，多為清貧之士設館授徒，收取學費。也有全村共同請師辦學的，其生活待遇由學童家庭擔負，學無年限，以《幼學瓊林》、《子弟規》、《乾字文》、四書五經等為內容，進行啟蒙教育。道光末年（1827年），宣威學正寶、齊稟、葉喬秀等人倡導“捐資生息”，以作為書院文武童生投冊費，使儒學教育有了更大發展，至鹹豐、同治年間，當地考生達八、九百人，在府學廩生、增生數額中占四分之三以上，後人曾勒石立碑銘記其績。明、清兩代，不少人登科及第。僅據宣威史志資料統計，共有貢生267人、副榜10人、舉人61人、進士5人。
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東川府邑人黃毓英自費赴日本留學，相繼以官費選派劉盛堂、唐繼堯、張璞、倪鄂、劉震東、李琪、鍾琪等人到日本留學，並逐步開辦學堂，至宣統初年共有含高、初兩級的國小堂4所、初等國小堂9所、女子國小堂1所、中學堂1所（後改為師範傳習所），還有私立國小堂2所。宣威改設高等國小堂1所，私立國小（班）1所。此時，高、初國小堂均設修身、讀經講經、國文、算術、歷史、地理、圖畫、手工、樂歌、體操科目，只是高等國小堂增設農商知識課。
民國元年（1912年）實行縣制，學堂改為學校，取締儒家詩書，國小7年制，高、初級分設，初級國小一、二、三年級，畢業考試合格升入高級國小。初級國小習國文、算術、修身、圖畫、樂歌、手工科目；高級國小加授史地、格致（自然、衛生、社會常識），改修身為公民課。同時，相繼成立“縣勸學所”，注重提倡民眾教育，規定：“村民就附近聯絡每三百戶必辦國小一校，其經費分甲、乙、丙三等擔負，平均以每戶三角為率，謂之三角捐。”民國十三年（1924年）雲南省推行“義務教育”，曾下發《義務教育提綱》，在城鄉取消私塾，之後在農村舉辦保國民學校，縣城、集鎮成立中心國小校，兩地辦學規模逐漸擴大。據史料統計，至三、四十年代，宣威縣共有高、初級國小300餘所，學生13600餘人，教職工700餘人；會澤縣有初級中學和農牧職業初級中學各1所，國小110所，保國民國小45所，普通國小54所，短期國小24所，民校23所，學生7650餘人，教職工約300人。抗日戰爭時期，雲南大學礦冶、土木建築二系由昆明遷至會澤授課、實習，當地縣中和農牧職工及簡易師範合併為省立初級中學。中學課程設有國文、英語、代數、幾何、三角、物理、化學、動物、植物、歷史、地理、公民、音、體、美、生理衛生和軍訓等，直至解放前夕。
清末民國期間，不少中國小畢業生進入各級各類學校就讀，出現了一批人才。僅據《宣威縣誌稿》統計：當地畢業於雲南省立中學43人，省立師範143人，高級部師範10人，優級師範選科6人，高等師範7人，雲南甲種農業學校10人，乙種工業學校7人，甚至有女學生留學法國；補錄入省女中高級部和初級部共25人。
縱觀宣威、會澤彝族解放前教育的演進過程，我們大體可以看出：彝族在早期相當長的一個歷史時期里，教育始終處於“言傳身教”的低級階段，在歷代王朝的管轄之下，興學也較晚。
據史料記載：元朝至元十三年（1276年），雲南平章政事賽典赤·贍思丁在滇興學，“以所改雲南郡縣上聞……創建孔子廟、明倫堂，購經史，授學田，由是文風稍興”。其時，“有路學，有府學，有上中州學，有下中州學，有縣學，有諸路國小……而書院亦極為發達。吾滇興學亦於此始”。民可是，宣威、會澤（東川）境內卻未建學。明代在當地建立土司制後，開始執行的是民族歧視政策，雖規定土州彝民可應試，但又不準土民濫入；後來才於兩地建學宮、興儒學，入學的則僅限於土官子弟。“崇儒重道”、儒學科舉制推行之時，則是在清代“改土結束土司制之後，朝廷官吏、士紳富戶大力提倡辦學，才把儒學教育完善納入封建王朝整個教育思想管理體系的軌道上，出現了不少功名之土，對彝族和其他民族社會經濟文化生活產生了極深刻的影響，形成彝族崇尚漢文化的傳統。正如《宣威縣誌稿》云：“自改流而後，四境雖屬蠻夷，而涵濡聖化……白彝於諸夷中向化最先，進城市者，衣冠禮儀，一如漢人。”
民國時期，新學得到進一步變革發展，倡導民眾義務教育，學習新的科學文化知識，各級各類學校規模也在不斷擴大，培養了一批又一批人才，促進了社會的進步，開發了民族智力，並隨著各族間經濟文化交流的頻繁，奠定了彝族使用漢語、掌握漢文的基礎。但是，在相當一部分彝族地區尤其是偏僻貧瘠高寒山區，民族文化教育非常落後，有的處於蒙昧狀態，直到今天，仍在很大程度上阻礙著民族經濟文化的更大發展。
近年來宣威、會澤兩市縣黨委、政府從高寒山區生產水平低、民眾生活貧困的實際出發，堅持以發展民族經濟為中心，依靠政策與科技，把“治窮”和“治愚”、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設緊密結合起來，對少數民族山村採取一系列優惠政策措施，大力開發山區有資源優勢的脫貧產業，注意普及推廣實用科學技術，同時極為重視民族教育工作，在少數民族行政村建民族國小或半寄宿制國小，縣一中設民族生高中部（班），積極興辦多種形式的農職業教育，並給以財力、人力、物力上的重點扶持，使之更好地培養民族人才，提高勞動者素質，從而有效地增強了民族鄉村自我發展的內在活力，取得了明顯的成績。
據調查，雲南省內地高寒山區面臨的特殊性是：少數民族居住的散雜性，地域環境的差異性，經濟文化發展的不平衡性，此外，不少農戶還存在著溫飽問題；學校點多線長，辦學條件差，師資數量不是，質量也偏低，規模效益不高等，這些制約著民族教育的快速發展。當前，根據黨中央提出的“科教興國”戰略，及《中國教育改革和發展綱要》確定的我國教育發展總目標和總任務，要在本世紀末完成全民教育的“兩基”、“兩全”任務，這對於宣威、會澤以至雲南全省來說，還相當繁重而艱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