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劉士莪先生是山東泰安人，1949年入西北大學歷史系讀書，1954年留校，後協助武伯綸、馬長壽等先生創辦西北大學歷史系考古專業。他是西北大學歷史系1954屆畢業生，原任西北大學考古教研室主任，教授，主要從事商周考古教學與研究。劉先生為人低調、謙和，卻桃李滿天下，贏得了無數學生和友人的盛讚。在整個採訪過程中他極力強調從沒有乾過什麼大事，都是在輔助各位先生完成自己份內的事，也是我們採訪的所有“大家”中唯一不讓拍照的老先生。
師生情
劉先生是解放當年考入西北大學的，當時的西大歷史系可是人才濟濟。1950年，著名歷史學家侯外廬先生來西北大學擔任校長，歷史系相繼應聘知名歷史學家陳登元、陳直、武伯綸、黃暉、樓公楷、林倫彥、王耘莊、姚學敏、斯維至、馬長壽等教授專家來校執教，加上在職的林冠一、許興凱、史念海、冉昭德、李之勤等教授、助教，一時之間大家雲集，蜚名學界。
獨特的歷史地理因素，樸素的師道之德薰陶著劉先生，隨著學習步伐的深入，他竟然與考古結下了不解之緣。1951年，劉先生選修陳直老師的“考古學通論”課程，又在歷史系文物陳列室學習，日益感到考古文物對學習歷史具有不可忽略的重要性；他又長時間的陪陳直先生為文物陳列室購買文物，曾經到青年路一位姓康的友人家買到唐代石獅一尊，後經人介紹買到甲骨文一盒（8件），這些皆是良好的教材。1952年，他聆聽了黨晴梵先生的“中國古文字學”和王耘莊先生的“原始社會史與民族志”的課程；1953年，又跟隨武伯綸先生參加了“甘肅麥積山石窟調查”“新疆文物調查” “北京及瀋陽等地的文物陳列參觀”；1954年，陳直教授擔任文物陳列室主任，他協助老師工作，朝夕相處，聆聽教誨，這都潛移默化地影響著自己以後數十年的教學生涯。
1955年9月，著名民族學家、歷史學家馬長壽教授支援大西北，從上海復旦大學來西北大學任教。劉先生接受學校安排給馬長壽教授做臨時助手，近水樓台先得月，他不但藉此機會彌補了個人在民族學領域的知識空白，同時感到民族學研究必須與歷史文獻、語言譜系、風俗、宗教及與地方社會緊密結合起來，始能闡述民族學史上深邃的奧義。馬長壽教授在給五七級歷史班講授“中國西北民族史”課的同時，又組織領導了對陝西、甘肅兩省十餘縣的清同治年間回民起義的歷史調查，他隨馬長壽教授參加了回民起義波及區的西安、渭南、華縣、大荔、鹹陽、涇陽、三原等市、縣的第一階段的調查，後因考古課程教學和籌建教研室工作，脫離了調查小組，此後再也沒有從事過類似的活動。
圖書夢
限於歷史系圖書資料的缺乏，教師學習備課受到了困境。為此，學校在侯外廬校長的關注和支持下，從1956年開始，及時下撥經費，令歷史系根據教學急需自行購買必要的圖書資料，以便教師公用。歷史系經過認真討論，特請陳登原教授負責，劉先生作為副手一起前往江浙一代為西北大學歷史系選購圖書。
陳登原長期從事中國歷史的教學與研究，有史學大師的尊稱。劉先生曾經隨堂聽過陳登原老師講授的中國古代史、史料整理和史部目錄學的課程。當年9月，劉先生陪陳登原老師離開學校，去南京、上海、杭州去購買圖書，他每到一地安頓好陳教授，然後開始在各古舊書店探訪，了解存書品類，摸清銷售價格，與店主洽談付款方式。陳登原教授在講授史料學的課程時，著力對線裝古籍的發展變遷和歷史價值做過強調，但由於缺乏實踐認識，通過這次實地購買圖書，使劉先生認識到江浙一帶書商，世襲傳承較多，這類人雖沒有大的學問，但為了生意贏利，在實際經營中葉對版本目錄也有一定的經驗，談論起來頭頭是道，極易蒙蔽只有理論而沒有實踐的人。在整個購書的過程中，劉先生配合陳登原教授完成購書任務，並孜孜不倦地學習著，成長著。書到學校後，相應地成立了歷史、考古資料室，劉先生申請專款為線裝書製作了布函，還請資料員在書背貼上書名，分類就序，以便利閱讀保護。
1958年，在全國社會主義建設形式大發展的影響下，陝西省考古研究所成立。當時，武伯綸先生兼任考古所所長，王家廣先生任副所長。考古所成立之初人員緊缺，為長遠發展的需要，給劉先生匯去1萬元，要他在北京購置一批考古專業書籍，把考古所的圖書資料室建立起來。先生便利用北京大學教研室和其他朋友，反覆徵求購書意見，最終形成了著眼於古舊線裝書為主，凡金石著錄、文字考釋、古器物論證、地方志和有關名人札記、遊記等兼及能夠買到的考古報告。前後兩個月，他到中國圖書店、文物出版社、琉璃廠、隆福寺、萊薰閣、廣雅堂、東安市場等地購得線裝古書、中外平（精）書近萬冊，後又在西安青年路一姓“武”的藏書家手裡，用2500元購買了一套《陝西縣誌》。劉先生留給西北大學考古系圖書室一套百納版的二十四史，留給陝西考古研究所圖書室一套《陝西縣誌》都是知識之源、無價之寶。
考古緣
每一個考古人最喜歡的就是田野，劉先生也不例外。他第一次下工地是在系主任林冠一指示下，到西北地區基建工程文物清理隊茹士安主持的鹹陽底張灣機場工地，學習了最基本的考古田野知識。
從1953年3月初到5月底共清理了30多座北周、隋、唐時期的中小貴族墓。劉先生並沒有過多的提及考古生活中的喜悅，但卻語氣深長的告訴我們他當年經歷的"事故"。由於建國以前修築機場時，僅將各個墳頭剷除，並沒有清理夯實，他和同事楊增壽清理一座帶斜坡墓道的土洞墓。在清理完墓道進入墓室發掘，墓室突然坍塌，把楊增壽半截身子下壓土下，大家七手八腳推起堆土將楊救出，造成楊增壽終生殘疾。劉先生總結是因為缺乏實踐經驗，當時沒有對土質細緻觀察，熟土當成夯土，加之飛機長年的降落震動，以致釀成了如此巨大的事故。
劉先生撰寫過多篇學術論文，但對商周考古影響最大的要數《老牛坡》了。他從1986年就常年帶領學生在西安灞橋的老牛坡（許家寺）發掘實習，對這一代的地理、地貌熟記於心。他認為老牛坡位於南下商洛、武關；向北接近關中腹地，是商王朝在關中地區重要的據點，結合文獻考證，先生認為這裡極有可能才是文王伐崇的崇地。劉先生主要從事商周考古教學與研究，在談起岐山周公廟發現的帶四個墓道達墓時，說那裡絕不可能是岐周的所在地，從聚落的面積以及墓葬的等級，周公廟絕不可能取代周原的地位。
劉先生常說：“我一生乾的都是瑣碎之事，都是在輔助各位老師和前輩。”豈不知，就是這種瑣碎的小事，成就了他一生的不平凡。作為教書育人的他，一生都在孜孜不倦地引導著他的學生們，而他的學生們又傳承著老師的睿智，且個個也都有著自己的考古成就。佛家常說：“一花一世界，一沙一菩薩”，紅花平凡成就了璀璨的自我，細沙微小蘊涵菩薩的智慧，同樣他自己也就在這種瑣碎中成就了他自己。
從歷史學到考古學初建考古系
漢唐網：劉老師聽說您以前是學歷史的，能跟我們談談您是如何從歷史學轉到了考古么？
劉先生：我是1949年入校讀西北大學的歷史專業，到了1952年國家經濟建設中有關考古、文物的相關問題也都被提了出來，特別是我們陝西又是十三朝古都，地上地下文物遺存十分豐富，當時西北行政委員會文化部文物管理處武伯綸先生鑒於文物古蹟無人保護和研究，他調來後提出說西北大學必須要辦考古，很快他這個想法得到了岳劼恆、梅一芹、林冠一、陳直等西北大學主管負責人的肯定，就確定歷史系承擔這個任務，納入教學計畫，成立了考古專業，以便為國家培養新型考古文博方面的人才。等到了1953年6月我大學畢業後就開始留校做考古和歷史系的事情。
事實上，在沒有畢業前我就已經開始接觸考古工作了，畢業那年的3月份，武伯綸先生擔任西北歷史博物館的館長（即原來在碑林的“陝西歷史博物館”，現翠華路“陝西省歷史博物館”），他說開設考古專業，光書本上的知識還不行，必須要實踐，就把我從學校抽調出來，他提出了去大西北地區新疆，就讓我去了，那時陝西、新疆等五省都歸西北委員會管轄（當時全國分為六大行政委員會，即華東、中南、東北、西北、華北、西南這幾個委員會），我感覺那次我收穫很大。當時從蘭州西行還沒有鐵路，公路崎嶇不平，河西走廊的地形地貌、風土人情都讓我很感到新奇，雖然解放了，但有的地段還很不平靜，如甘肅、新疆交界處，猩猩峽一帶，就有個土匪叫烏斯蠻在那裡殺人搶劫，為了安全通過入疆，汽車行至甘肅邊境一個小站（大泉）時，公路管理部門就不讓走了，原因是等候後到的運輸車輛聚集一定數量編隊後，前後由解放軍乘車護送穿越猩猩峽，通過這段險路地區後，車隊就可分別自由前進了，我們的長途汽車夜宿哈密。
到達新疆省會迪化（今烏魯木齊市）後，對我們內地人來說，可謂是觸目新鮮，一是市面日用小商品，如紙張、文具、洗滌品、搪瓷茶缸等小百貨，因內地交通不便，都是從蘇聯傳來的；二是沿街生熟食品小店，多是維族兄弟開設的；三是因蘇聯在迪化設有領事館，駐有家屬，所以街道行人中，蘇聯男女和兒童較多。
我們從西安出發時，西北行政委員會文化局，有關領導指定武伯綸館長擔任調查組組長，到達新疆後，武先生鑒於地方部分成員參加，他從工作團結出發，以謙卑禮讓的精神，向省委宣傳部提出，由地方領導成員任組長，自任副手，上級不同意，只好按原來決定執行。
根據調查組的計畫和目的，調查工作分為天山北路和南路先後兩步進行，天山北路以伊利為中心，調查了特克斯、韶關、伊中、霍城和迪化市的阜康縣吉木薩爾。天山南路有和闐、墨玉、葉城、皮山、莎車、英吉沙、喀什、圖什、拜城、溫宿、新和、沙雅、庫東、馬耆、吐魯番等縣區，調查對象有古城、古墓、古遺址、寺廟、石刻、民俗、等。這么一圈下來，我感覺到祖國幅員遼闊，考古是非常重要而又意義的學科。
等我快畢業的時候，學校已經決定了要在西北大學開設考古專業，因此我曾跟武伯綸老師一起去了甘肅天水麥積山石窟寺做調查，我還記得我們在回來的火車上，他跟我說：“西北大學創辦考古專業是件令人可喜的新鮮事，學校把你調出來籌辦這項工作，擔子不輕，你要努力學習，鍛鍊自己，樹立信心，想辦法，把它辦好，專業的教學計畫應包括兩個方面的內容，一是課堂教學，二是野外實習，要把學生培養成既能田野發掘又能搞科學研究、德才兼備的新型專業人才，這也是我省以及全國考古文博界的希望和要求。你是學歷史的，田野發掘是一項重要的專業課，你必須彌補這個空白，迎頭趕上，多參加些野外調查和發掘工作。回校之後，你可向校、系領導反映，爭取到田野參加實際工作”。我一回到學校，就向校、系領導匯報了武伯綸先生的意見，當時我們的系主任是林冠一先生，他很快就認同和核復了我，我就去見武伯綸先生，並向他反映了學校的意見，他當時也非常高興，並指示我前去西北地區基建工程文物清理隊學習，當時主持清理隊的是茹士安先生，清理的地區是鹹陽底張灣機場工地。我很愉快地辦好手續背上了行李就去了鹹陽的工地，也就是從那個時候開始，我這個學歷史的正式跟考古有了交集。
漢唐網：想必對於一個從來沒有經歷過考古實踐經歷的人來說一定不一樣吧！能不能跟我談一談您第一次考古實踐經歷？或者感受？
劉先生：我去了鹹陽底張灣考古工地後，茹士安隊長讓我學習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鑽探。鑽探，今天看起來似乎是一件無足掛齒的小事，也往往被初次參加考古發掘的年輕人所忽視。但是在我看來，埋沒在地下的遺蹟和遺物，光是用肉眼是無法看到或辨別清楚的，必須藉助於技術和工具。那時鑽探主要是用傳統的“洛陽鏟”，這個工具是比較省工而迅速，但是沒有一定的實踐經驗通過土色、土質來辨認熟土、生土來劃分地層，對出土遺物的特徵是很容易搞錯的。特別像我是初次搞田野工作的，首先我就認識到了鑽探的重要性，鑽探最基本的就是要認識地層學。
漢唐網：怎樣去理解地層學呢？
劉士莪：地層學就是人類居住在一起，都會在原來的天然生土上堆積起一層熟土，其中常夾雜著人類用後拋棄的器物或無意丟掉的東西，以及建築構件的剩餘或踐踏的路土。後來的人在這文化層上面生活著，又堆積了一層。如果有一段時期人類遷走，沒有人跡活動，便會發生一層天然堆積物，如水沖的淤土，風吹來的沙塵，以及草木朽爛的腐殖土，這樣又堆積成新一層自然堆積土，如此反覆變遷，因而地層堆積就形成了早晚關係，這就是地層學的基本含義。地層學本來是由地質學引來的名詞，其在考古學中的重要性，正是和在地質學領域一樣，特別是在發掘古墓中，發現底層有重疊、打破或者混亂的現象，都是比較常見的。我在後來的辨別土質、土色上面，我得到很多鑽探工人師傅的指導和幫助。
你們現在條件好，“萊賽射線”探測、電氣探測、物理探測這么多的探測方法，我們那個時候只有洛陽鏟。在學習鑽探的這個過程中，就又逐漸學會了用測繩、灰斗、羅盤、米格紙、繪圖板、地圖、標本袋等工具，後來根據調查對象的不同，就用不同的調查設備，設備都用過了，就開始學調查方法了，這些方法剛開始也是都不懂，就是在後來教學的過程中，逐漸總結出來的。比如劃分探區，分級的台地由上至下,或者由下至上依次劃分，從最頂部的第Ⅰ探區一直劃分到第Ⅱ第Ⅲ探區，平坦的地形就用平面劃分法；布孔的時候，梅花孔、平行孔、井字孔、豐字孔、十字孔、米字孔等等，採用哪種方法，都會影響到考古的質量和效率，所以非常重要。在開工前，都必須有詳密的計畫。你遇到的是耕土還是擾土？是淺灰土還是灰土？是生土還是熟土？你都要在剖面圖中顯示出來，發掘中遇到的遺物，你也要描述記錄下來。包括最後的回填，也很重要。
一生銘記的遺憾
在鹹陽的工地上，我們用了倆個月的時間，記得清理了大概三十多座墓葬，很多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壞。那個時候發生了一件令我至今銘記的事情。當時，我和開封大學歷史系畢業的楊增壽分到一個組，清理墓葬，他也是跟我一樣，分配到工地是第一次參加田野考古，我們共同發掘一座北周時期的墓葬。當時那個工地就在國民黨時舊飛機場，因為是解放前修的飛機場，可能只是把那座墓葬的封土剷除後，就直接用為機場路了。我們倆清理的時候，先清理斜坡墓道，再清理墓室，因為飛機常年的降落震動或者別的什麼原因，墓室中心有落坍的一個大土柱，我倆輪流著拋挖出土，輪到我出墓室呼吸空氣，我走出墓室發現天色已晚，就喊他回去休息吧！沒想到這個時候，墓室內一聲噗通巨響，內面的土塵涌門而出，等我急忙摸進墓室時，看見楊增壽同志已經被坍土埋住了半截，我急忙喊人呼救，一會工友們都來了，大家一起把他救了出來，當時他的神志還清醒，但是已經站不起來了，我們就把他抬出來，雇了一輛馬車把他送到了西安住院治療。可能是傷勢太重了，經過長期的治療都沒有恢復過來，成了終身殘疾，我很痛惜，這都是因為缺乏實踐經驗，當時對土質沒有觀察清楚，把熟土當成了生土，以致釀成了如此巨大的工傷事故。現在想起來，這都是一件難以忘卻的可怕教訓。
漢唐網：通過這次採訪，也能讓更多年輕的考古學者在現場挖掘的時候重視和警惕此類遺憾的發生。先生跟我們談一下在您的工作或者學習中遇到的對您啟迪較大的老師？
給馬長壽先生做助手
劉先生：1955年至1956年期間，學校安排我承擔老師輩專家馬長壽先生的臨時助手。馬長壽先生是上海復旦大學的民族學教授，當時是支援大西北呢！就來到了西北大學執教，他一生在民族學領域辛勤耕耘，傾注心血，科研成果與著作等身，卓然成一家之言，得到了學術界的高度評價和讚許。在給先生做助手的那段時間裡，我隨堂聆聽了先生的課，在為先生的教學科研前後跑腿的過程中，也感覺到民族學研究必須與歷史文獻、語言譜系、風俗、宗教以及地方社會調查緊密結合起來。感觸特別深的就是他當時講授回族史時，特別聯繫到清同治年間陝西回民起義的事，使學生明白了90多年前發生在身邊的這樁歷史訴案。講課結束後不久，他還組織和領導了對陝西、甘肅兩省十餘縣、市，即起義浪潮所波及的縣、村回民起義的歷史調查，我就跟著參加了初期的工作，我對他的工作態度、工作方法，以及工作中遇到的很多問題處理方法都非常的清楚，所以我很敬重他。給他做助手，彌補了我個人在民族學領域的知識空白，也學習了很多工作方法。他叮囑我要充分利用天時、地利的優勢，辦好考古專業化而“人和”是事業成功的關鍵，他的高瞻遠矚，對我啟迪很大。還有陳登原先生、陳直先生……人這一生會遇到很多人，也會遇到很多老師，我很幸運就遇到他們，我在工作和生活中的很多想法和習慣都沿襲了他們。
籌建西北大學考古專業和歷史系資料室
漢唐網：談談您對考古學做出的貢獻？
劉先生：我覺得我很普通，跟大多數考古工作者一樣，談不上什麼貢獻，都是一些瑣碎的工作，我就說說我畢業後做的一些工作吧！
1952年當時武伯綸先生提出建立考古專業後，1953年便開始正式籌備，從西大1954年度入校的歷史系二年級學生中，採取自願報名後批准的方式，選出了10名學生成立了考古班。考古班成立後，制定了教學計畫，開通了考古學通論（陳直先生講授）、古文字學（當時的西北文化部副部長黨晴梵先生講授）、原始社會史與民族志（王耘莊先生講授），田野考古是必修課。到了1955年新入校的二年級歷史班中仍以自願方式選出了28名學生進入考古班，後來考古班改名叫考古專門化，都叫考古專業。到了1956年歷史系就從紅樓（辦公樓自稱）搬遷至新建的教學三樓以後，紅樓拆掉就改建成了今天的圖書館，那個時候歷史系圖書資料非常缺乏，於是學校就撥了7000元請陳登原教授負責，我陪同一起去素有“書鄉”之稱的江浙一帶選購圖書。陳先生亦是一位我非常敬重的老師，他的古書根基深厚，國學知識淵博，諳熟經、史、子、集，浸潤宋---隋小說筆記，事例典故，徵引如流，雖然一口江浙方言，但是仍然常常語驚四座，有問必答。那次選購圖書，我一方面可以照顧先生的生活起居，一方面承擔跑腿服務之事，一段時間我跟著他學習了不少東西。
我們先是到南京，再到上海、杭州。每到一個地方，先跑古舊書店，然後再跑大書店，陳先生年紀大了，為了不讓他辛苦，跑大書店的時候，我先從書店索取自編書目，再帶回住處拿給他斟酌圈點，然後我把書目送回，讓書店將書挑出，隔日我陪先生前去核實。當時選購的古舊書，凡是建國以前公私出版社的線裝古籍，從刻印、地址、年代、函冊、印紙、版本、定價很多方面，先生都要親自過目，反覆考慮後決定。他的這種認真負責的精神，讓我非常感動，也是經過這次購書，我知道了怎樣認識線裝書。
先生說，江浙一帶書商的家業，世襲傳承的很多，這類人雖然沒有多少學歷，但是為了生意盈利，在成年的經營實踐中，對識辨版本目錄有非常豐富的經驗積累，談起來頭頭是道，極易蒙蔽一些文人，應該注意。
一些線裝古籍要特別注意版本，比如有些是不同書局印刷的，有些是私人印刷的，這就是會在底本、工藝、校對等方面存在差異，所以同一種書的不同版本，價值也就不同。所以一定要注意版本，這也是後期大家常說的版本學。
而刊印的古書，可以分為宋刻本、元刻本、明刻本、清刻本。還可以按照刊印的具體年代分為北宋本、北宋淳化本、南宋本、南宋淳化本、元至正本、明永樂本、清康熙本、乾隆本等等，而宋、元、明刻本，今天已經很少見了。
宋以後的線裝古書刊本，都可以按書版所有者的社會身份分為官刻本、家刻本、和坊刻本。官刻本就是政府機關刻的書，其中以皇家的名義刻印的書，又叫內府本，有時候又因為時代不同稱為廠本和殿本。而地方政府刻的書，可以以機關名稱呼它。官刻本在刊刻工藝和校對上的水平是較高的。家刻本起於五代，就是指一些名士和文人所刻的書，它往往是刊刻者自己深入研究過的書，所以在內容和校對上都具有很高的學術價值。坊刻本有時統稱為坊本、書棚本，指的是書店、書鋪所刻印的書，一般都會以書店、書鋪的名稱命名，因而就不免有粗製濫造、錯誤百出之嫌，故一般是不被學者所重視的。分別從刊印的時間、地點、人物三方面來綜合辨別有價值的線裝書，這些都是從陳先生那裡學來的。當然還有很多標準，和比較複雜的分辨方法。
我們那次大概選購了線裝書約七、八百種，平裝和精裝書千餘冊。這些書中有些是非常難買到的書，如當時330元買一部百衲本二十四史，現在100萬都買不到，還有廉價的竹簡齋二十四史，和不少部叢書、類書、金石、文字、筆記等都是很難買到的書。現在想起來，要說別的我覺得我也沒有乾出什麼貢獻來，除創建考古專業外，我覺得我跟別的同事一樣，做的工作都很普通，可能就是買了一些珍貴的資料吧！因為無論是研究歷史的還是研究考古的，這些文獻資料都是很重要的。
籌建陝西省考古所資料室
漢唐網：據說省考古院的圖書資料室也是您負責籌建起來的。
劉先生：說到陝西省考古院的那批書，是因為當時省考古所剛剛成立，掛靠在西北大學，當時什麼都沒有，第一任所長就是武伯綸，王家廣任副所長，西北大學承擔著初期的組織建設工作和培養、輸送學生等責任。後來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所長尹達因公來陝，王家廣就和他商量著，決定把省考古所從西北大學搬遷至雁塔路中國科學院考古所西安研究室那個大樓，中央、地方兩個考古研究睦鄰相處，相互協助，因此才搬遷至當時這個大樓作辦公地點。當時初建的時候，我正在北大進修著，校系就寫信告訴我讓我提前結束學習回校參加考古所的籌建工作。那年10月學校匯給我一萬元，並說這個考古所的經費，讓我專門去買書，建立圖書資料室。我先向北大考古教研室和同仁們諮詢，反覆徵求意見。那個時候考古發掘報告和考古類的研究專著很少，很多都是舊社會流傳下來的古舊圖書，所以我就主要以古舊線裝書為主，凡金石著錄、文字考釋、器物論證、地方志、名人札記、遊記、遺書，以及文獻名著等，凡是需要而能買到的圖書都考慮在內。於是我就到北京的中國圖書店、文物出版社、琉璃廠、隆福寺、西單等地的萊熏閣、修綆堂、廣雅堂、東安市場諸古舊書店去商購圖書。大約前後就是2個月時間吧，買了專業方面的線裝古書、中外平（精）裝圖書近萬冊（部），就是這些書，為省考古所圖書資料室打下了基礎，特別是後來在西安買到了一套《陝西省縣誌》大約3000冊，包括了陝西全省各縣，是很難得的珍貴資料。
電腦文盲
漢唐網：先生現在已經退休了，平時都是通過什麼方式獲取行業資訊繼續進行學術研究的？
劉先生：現在大家都愛上網，而我卻是一個電腦文盲，王學理還天天背著一個電腦來給我教，我都沒學會，我說我學不會了，他說不會就要學，我還是學不會，他就說我：“劉老師是文盲”，我笑著承認我是文盲。我現在主要是訂閱一些行業月刊、考古學報或者是跟一些業內的老朋友交換意見來獲取一些信息，比如像《考古》、《文物》、《考古學報》、《考古與文物》、《文博》這些行業月刊我都有訂閱，或者得到編輯部的贈送。
激發熱情激活創造力
漢唐網：先生能跟我們談一談您平時是怎樣教學生們思考的？
劉先生：1971年工農兵招生第一屆，1973年我們帶著學生到新疆實習，發掘吐魯番阿斯塔那墓葬和遺址，出土物很多，新疆博物館負責指導工作的只有一個人，一共發掘了38座墓葬，整理時沒讓我去，教師段浩然帶著學生張建晧、崔景賢，他們三個人一起去了，當時我沒有研究材料，今天忘的差不多了，還記得那個時候剛好發現了高昌左衛大將軍張雄（即張懷寂的父親）及其妻麴氏合葬墓（M506），這座墓早年被盜很嚴重，但墓葬非常重要，從發掘情況來看，這是一座斜坡墓道洞式墓，所幸只盜了墓室，墓道未挖，我們清理完墓室後，著手挖墓道，可見埋葬時在墓道末端用微帶弧形的土坯券起了一段甬道，甬道兩側挖了兩個對稱的小龕，內放有木俑等隨葬品。學生缺乏實際經驗，不聽農民的意見，按照自己的想法，讓工人先挖墓道填沙子，露一層土坯拆掉一層，我去了一看，覺得方法不對，就叫他們先挖沙子，保留土壘的牆，挖完了後回填、照相，再著手拆除，當時學生說，那樣挖有什麼用處，接受不了，就跟我鬧彆扭了。我當時啥也沒有說，只是請同學們先按照我的方法發掘，一邊挖一邊自己想，等全部整完了，才知這座墓是經過麴氏高昌和唐代兩個時期改建過的墓葬，隨葬品反映的時代也不同，這是目的發現墓葬中僅見的一例。待墓道發掘完後，我再整體跟他們說為什麼要這樣做。後來鬧彆扭的那個同學，聽的最認真。我認為帶學生，最忌諱把自己放得高高在上，很真理的樣子，要跟同學們共同探索，儘可能的激發他們的學習熱情，激活他們的創新力，而非傳統的說教，教師之所以存在，不在於傳授給學生的知識，在於“富於想像地”在探討學問中把年輕人和老一輩聯合起來，由積極的想像所產生的激動氣氛轉化成知識。在這種氣氛中，一件事實就不再是一件事實，而被賦予了不可言狀的潛力，在這個過程中，要鼓勵批判性，也要分析性思維，對作為“人”的學生們有一種積極的關心和關愛，珍視和尊重學生們的思想和觀點，這些都可能會影響學生們的世界觀和人生價值觀，所以帶學生一定要先把自己放下來。
學術觀點：
漢唐網：先生對周原遺址有那些看法？
劉先生：岐山周公廟附近遺址的發掘取得了重要的成果，因此開過一次會議，我去看過一次，溝西這個地方作為岐邑是不行的，但作為周公封地可能性還是很大的，1976年在岐山鳳雛，挖出一批甲骨，非常重要遺址是宮殿還是宗廟尚沒研究，扶風黃堆那個地方了不起，遺憾的是現在附近都變成了村鎮住了人了。顧名思義，“黃堆”後人解釋為“黃”即“王”，“堆”即“墳”，後人即理解為周王的墳墓。我看到後來的報告中說在這裡發現了一座車馬坑，內有九十匹馬，十幾輛車。周公廟發現那個大墓以後，他們就把那個目光轉變了，認為岐邑就應該是這個地方，我認為這個地方從地形環境來看，沒有周原那么開闊，周原現在有一條一條的溝壑，就是多少年以來山水下泄後，衝出這么多的割裂溝。在當初，古公亶父遷周原的時候，環境並不是這個樣子，拿那個岐山與扶風交界的劉家溝來說，這個溝就是漢代以後衝出來的，漢代以前沒有的。所以說，周在當初來說，應該比較平坦的，流水可能有，但是不會衝出這么大的溝。
現在均稱周原那一片地，周遷到豐鎬之前，確實在那裡住著，但是遷都之後，那一片可能就是分給各個大臣了。因為周原這個遺址，從西周初建立一直到西周滅亡，出的遺物很多，從墓葬來看，發現的青銅器、陶器、玉器、骨器等，特別是銅器窖藏，成批地發現？肯定是國家發生了什麼大事故，不然祭祀宗廟的東西怎么可能隨便出現在那個地方呢？從時間上來看，西周晚期有兩次大變故，一次應該是厲王時期，還有一次是幽王時期，這些青銅器時代相續都沒有間斷過，從地層上來看，也應該是這樣的。
周公廟的東南面，這片地方我調查過，地面上西周的瓦片多的很，劉軍社老師還發現了很多周代的空心磚，也非常重要，應該引起注意。從周原開始往西，宋家、水溝、蔣村、蔣河、周公廟、這塊，每隔著十公里就有一個大型聚落，如此說起來，周公廟和周原就能連起來了，尤其是宋家那塊發現了周燒窯的城址，因為文王遷到酆鎬以後，岐邑就分封給周公和召公做采邑了，但是究竟是周公還是召公的，現在還分不清楚，扶風那一帶的村莊，都加個“召”字，召李、召陳什麼的，我就懷疑過，因為原來文獻上記載周公分東半部，召公分西半部，可是東半部的有些村莊叫“召李”、“召陳”、“召公社”這不是偶然的。
如果周公廟是周公的封邑所在，那么召公采邑在哪裡呢?前人對召的位置曾作過考訂，多指為在岐山縣西南的召亭，即召公的采邑。值得注意的是，清光緒年間，岐山出土了兩件太保（即召公）玉戈，其中一件上面有銘文，計二十九字，橫刻在柄上，大意是：六月丙寅，王在豊，命太保省南國，巡視漢水一帶……
反正這些問題都沒有解決，周原那個遺址可能要做好幾代人，看看你們這代人能否搞清楚這些問題。
漢唐網：您是怎樣寫成《老牛坡》的？
劉先生：其實，也不算作“寫”，我僅是“編著”了一下。很多人把考古想的很神秘，其實我那本《老牛坡》也跟其他普通考古工作者一樣，就是把每天認真做好的發掘簡報和考古報告整理出來，簡報和報告都有固定的格式，我按照格式寫整理就行了。無論是位置圖、分區圖、平面圖、剖面圖都有固定的格式，文物各器物也有固定的描述要求，我就按照要求將採集到的數據進行整理，如實記錄出來而已。
漢唐網：對年輕一代的要求和期望？
劉先生：對年輕人沒有要求。現在的考古技術和科研條件無論在哪方面都比我們那個時候好很多倍，要是讓我們現在來做這些工作，我覺得要求太高了。現在的年輕人做的比我們那個時候要好，很多的發掘方式、保護理念都比我們那個時候要先進，更加的深入和細化了，我覺得時代變化的太快了，我有些跟不上，我相信年輕的一代，能做好未來的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