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展歷程
早在19世紀，就有人開始對類似分享經濟的比例相應增減制進行了一些論述。1885年，英國學者蒙羅認為這是“自李嘉圖地租理論宣告以來財富分配方面的最偉大發現”。威斯·斯馬托認為它“可以把工人和僱主雙方的利益結合起來”。以後，安德魯·卡內基聲稱“這是資本和勞動問題的解決，因為它能使它們兩者無論在繁榮還是在逆境中都成為夥伴”。但是，這些論述在當時沒有引起重視。按照在西方占據統治地位的凱恩斯經濟學的觀點，資本主義經濟在尚未實現充分就業之前，由於到處存在著尚未利用的生產要素，成本和價格決不可能上漲。但是，1965年以來，資本主義經濟出現“滯脹”——通貨膨脹和失業並存的狀況，這使西方經濟學出現了自50年前大危機以來從未有過的混亂狀況。在這種情況下，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經濟學教授馬丁·威茨曼於1984年出版了《分享經濟》一書，認為產生“滯脹”的原因在於資本主義制度中現存工資結構的不合理，提出了採用分享制度以代替工資制度的主張。威茨曼所說的分享制度，指在資本家和工人就工資問題所進行的談判中，確定的不是具體工資的數額，而是分享比率，也就是在企業未來的收益中，多少歸資本家所有，多少歸工人所有。在這種制度下，工人的工資同某種能夠恰當反映廠商經營的指數相聯繫，而不是像工資制度那樣同貨幣或生活費用指數相關。威茨曼認為，分享制度不僅保存了分散決策所固有的靈活性，而且具有根治“滯脹”的巨觀效應，是一種具有自動抵制失業和通貨膨脹功能的報酬制度。威茨曼對分享制度作了深入研究和理論闡述，使之成為一門獨立的經濟學科。分享經濟學在西方世界引起了巨大反響，被稱讚為“自凱恩斯之後最卓越的經濟思想”。
研究內容
分享經濟學研究的主要對象是分享制度和工資制度以及相應的生產和勞動力市場理論、廠商就業政策等。其研究內容大致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研究分享制度遏制“滯脹”的功能。按照微觀經濟理論，在工資制度中，勞動的平均成本始終等於雇用一個額外勞動的邊際成本，因此，當需求下降時，廠商作出的反應是縮減生產、解僱工人，但價格保持不變，當成本增加時，廠商作出的反應則是抬高價格、減少生產。分享經濟學認為，由於分享制度中按照分工N衍生分化享比例來分配收益或利潤；勞動的邊際成本低於勞動的平均成本，這時，對廠商來說，一個追加單位的勞動的邊際價值超過它的邊際成本，每一個廠商基於他自己選擇的利潤最大化的分享參數，總是願意增加雇用勞動力，直到實行充分就業，這樣，就有利於吸收失業勞動者，而且使得政府在採取穩定幣值措施時，不必擔心對就業的不利影響，這是一個重要的反通貨膨脹的內在機制，當成本上升時，由於企業的勞動成本同產品價格直接掛鈎，任何價格的變化都自動地顯示在成本一方，廠商總是寧願降低價格而不願意提高價格，具有內在地反通貨膨脹傾向。因此，分享制度具有一種不屈不撓地吸收產業工人，增加產量、降低價格的內在衝動，能夠延緩通貨膨脹和失業危機的爆發。
二、比較研究分享制度和工資制度。這種比較研究主要集中在三個方面：1．返回均衡的傾向方面。分享經濟學認為，在均衡狀態中，工資制度和分享制度在生產方式、生產管理，資本收益率和資源分配格局上都是沒有差別的。二者的不同之處在於當經濟偏離均衡狀態時，後者具有更強的返回均衡的傾向。因為在工資經濟中，依靠啼不見的手”的力量使工資制度吸收失業工人的瀾鵝過釋是非常緩慢的，面在分享經濟中，對勞動額外需求的強作用力形成導向充分就業的強勁勢頭，甚至當分享係數不適當時，也能使經濟保持充分就業。2，分配平均化方面。分享經濟學認為，在分享制度下的工人收入不可能超過工資制度下的工人收入；但是，工資制度中的一部分工人受益是以另一部分工人的失業為代價，而分享制度則以可變收入提供著充分就業的機會。因此，分享制度使一般工人生活得更美好，而且使勞動者的整佐收入增長並具有收入平均化傾向。3，勞動者地位方面。分享經濟學認為，工人的異化、資本對勞動的權力和產業後備軍等均是工資制度造成的後果。在工資制度下，廠商出於對利潤的追求，在商品供應方面做得極出色，極力取悅消費者；但在收入和分配方面做得極差，勞動者得不到尊重。在分享制度中，由於廠商對勞動的需求具有持久過剩的傾向，工人是稀缺的，取悅於工人是出於僱主本身的利益，工人的福利將像產品質量那樣成為廠商的重要目標，勞動者才會具有人的尊嚴和產生作為社會有價值的一員的責任感。因此，市場經濟兼有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兩種制度的優點——尊重消費者和工人。
三、向分享經濟轉變的政策主張。1．分享經濟認為，在社會中，如果僅僅只有一個企業單獨從工資制度轉向分享制度，這個企業的產量和就業量會增加，但人均收入會降低，這顯然是行不通的。只有全部或大多數企業轉向分享經濟，經濟才會產生平衡擴張效應。因為廠商對勞動的額外需求達到相應的程度時，會刺激需求達到使價格、人均收益、勞動報酬趨向穩定的水平，從而使經濟朝著更高的就業水平挺進。2．分享經濟學認為人在決策時的不穩定傾向和自私自利的動機會擾亂分享制度的實現過程。因此，國家必須作為一個明確的領導力量來推進這個過程的實現，國家的力量應主要表現在；(1)運用各種手段對社會意識施加壓力或提高社會意識。例如，利用輿論工具造成贊成分享制，反對工資制的氣氛，制訂一個全國性的計畫，從社會意識、教育和信息等多方面著手，使分享制度給社會帶來的良好巨觀效果為人們所理解和接受，以便工會、公司把社會責任感注入勞資的集體協定過程中。(2)運用各種巨觀經濟手段。例如，將股票公開交易的私人公司雇員的工資分為工資收入和分享收入，對這兩部分在稅收上區別對待。(3)禁止工會和廠商採用停止增僱工人的行為，否則就不能享受稅收優惠，以保證分享制擴大就業的作用。
四、分享經濟歷史的研究。分享經濟的形式早在前工業化的農業社會中就已存在，當時普遍流行的分成制就是類似分享制度的一種報酬制度。工業革命後，在英國的煤炭和鋼鐵工業中最初也不是零用工資制度，而是採用比例相應增減制度。即使在當今的美國也有約15%的公司採用'利潤分享”的雇員報酬計畫。分享經濟學對歷史的追溯，不僅要說明分享制度是一個不論在何時何地都普遍適用的制度，而且是要通過對分享經濟的實際考察以彌補理論研究的不足。例如，通過對日本勞工制度的研究，認為日本廠商一年兩次給工人以極其可觀的獎金，這為僱工提供了一個在衰退時減少勞動力成本的手段，這種制度的實行使日本能在戰後保持較低的物價水平和失業率面保持持續高速的經濟成長率和勞動生產率，使日本這樣一個依賴外貿而易受打擊的經濟有能力穩定就業。而在戰前，日本沒有實行這種類似分享制度的報酬制度，經常出現嚴重的周期性經濟波動、高失業危機和階段性的經濟停滯。分享經濟的歷史研究，為分享經濟學提供了必要的研究素材。
分享經濟學是在傳統的財政貨幣政策等巨觀調節手段失靈時出現的，它主要是從微觀的行為，制度、政策上去尋找資本主義制度失靈的原因。分享經濟學的研究方法主要是運用個體經濟學的理論和社會學，政治學的有關研究成果。由於這門學科問世不久，在理論上還有許多不成熟之處。即使如此，它對資本主義工資制度的批判及提出的從工資經濟向分享經濟轉換的政策建議，仍給人們以有益的啟示。
學科悖論
不管你在任一平台上表現多好，你的聲譽不會跟著你，就是說，即使你在 Airbnb 上被評價很高，但是你無法把這個信息帶到 Uber 上，或者像 Amazon 和 eBay 這樣的長期平台上。
很多人在不同平台上的聲譽不一樣，這種分裂化產生了一些明顯的後果，比如那個Airbnb上強占別人房子的人就曾在 Kickstarter上詐欺了 4 萬美元。如果這些平台分享數據的話，就可以防止這類事情重複發生。
這種平台間的分裂性，對於優質的商家就意味著他們會被“鎖在”某一個平台里。比方說，一個 eBay 或 Amazon 上的五星賣家，他想在 Etsy 上開店的話，他就得重新在 Etsy 上建立自己的信譽。
這種平台間的分裂性也有損消費者的利益，限制了他們的選擇範圍。
最後，缺乏數據共享也會損害這些平台本身，限制了整個分享經濟的發展潛力。
諷刺的是，分享經濟正面對一個經濟學家稱為“協調失靈”的困境。很多公司不想開放自己的資料庫，是因為在短期內鎖住自己的用戶有利可圖。這些公司認為分享經濟是贏者通吃，他們自己想占據頂端的位置。但是，如果用一種明智的方式合作並且開放資料庫，大家都能獲得更多的價值。
不管媒體怎么吹捧，真相是分享經濟的規模相對而言還是很小。即使像 Uber 和 Airbnb 這樣的行業巨人也意識到，參與到分享經濟中的總人數還是很少。最新一份研究顯示，就算在紐約和舊金山這樣的城市，能有 25% 的人參與“按需經濟”就算封頂了。所以，儘管分享經濟最近大手吹捧，分享經濟里的行業巨頭還是有很多成長空間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