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戰時代的描述
唐任伍教授認為，20世紀人類歷史經歷了強烈度衝突的“熱戰”和中烈度衝突的“冷戰”，並誕生了低烈度衝突的“冰戰”，世界平衡對稱的天平傾斜為“非對稱”，意識形態色彩依然濃重，美蘇之間的對抗變成了美國對俄羅斯的擠壓，美國在遏制中國和俄羅斯的同時，不斷加強自己的“硬實力”和“軟實力”，並讓英國、日本等這樣的代理人充當台前角色，“冰戰”的對抗不再是全方位的，而是在國家利益之上原則的指導下偏重於某一方面，美國標準成為世界標準的通行證，“恐怖主義”成為新的一極，國際格局由“天平型”轉化為“波紋型”。20世紀的世界衝突與“冰戰”時代的產生
20世紀是人類發展史上最偉大的世紀，它創造出來的財富和人類文明成果，比人類歷史上以往所有時代創造的總和還要多得多。但是，20世紀也是人類歷史上最慘烈的世紀，在這短短的100年中，人類非理性地以意識形態、宗教、種族、乃至地緣邊界為界限，人為地劃分為兩大陣營，製造出兩次慘絕人寰的世界大戰和三場延續至今的對抗，連創造人類的亞當和夏娃也不曾想到，同屬於一個星球上的人類，何至於發展到如此這般的自相殘殺、幾絕於毀滅。強烈度衝突的“熱戰”
早在1882年5月，德國、奧匈帝國和義大利在維也納簽訂同盟條約，形成了侵略性的軍事政治集團——同盟國。1892—1907年，俄、法、英三國先後簽訂協約，逐步形成了與同盟國相對立的協約國。兩大軍事集團的對立，加速了雙方擴軍備戰和爭奪戰略要地的步伐。巴爾幹半島和地中海成為雙方爭奪的焦點。從1905—1913年，兩大軍事集團為爭奪戰略要地製造了一系列國際危機，甚至引起局部戰爭。隨著資本主義經濟危機和政治危機的加深，各帝國主義集團迫切希望從戰爭中尋求出路。戰爭爆發前，兩大軍事集團都加緊擴充軍備。交戰雙方總的經濟軍事力量對比，協約國占優勢。1914年僅英、法、俄三國（含殖民地）總人口就達7.045億人，動員完畢時，陸軍兵力達977.7萬人；德奧兩國（含德國殖民地）總人口只有1.3億人，動員完畢時，陸軍兵力為634萬人。在空軍和海軍力量上，協約國也明顯強於同盟國。英國有飛機258架，法國有156架，俄國有263架；德國僅有232架軍用飛機。戰爭開始前，協約國海軍編制內有各種水面艦艇762艘和潛艇74艘；德國和奧匈帝國有水面艦艇403艘和潛艇35艘。自1914年8月4日英國對德宣戰起，至1918年11月11日德國向協約國簽署停戰協定止，歷時4年又3個月。全球35個國家和地區共15億人口約占當時世界人口2/3捲入了戰爭。戰爭行動中心在歐洲大陸，波及亞洲、非洲和大西洋、北海、地中海以至太平洋等廣大海域。雙方動員參戰軍隊共6450多萬人，死亡2100多萬人。物質財產損失3300多億美元，其中各交戰國的戰費共達1863億美元，相當於自拿破崙戰爭到1914年的100多年全球所有戰爭開支總和的10倍。戰爭的規模、力度、烈度和影響的深度，都是歷史迄此所沒有的。它標誌著人類戰爭歷史運動進入到一個無限化總體戰爭的時代。由於戰爭規模和範圍的擴大，各主要交戰國的軍隊都走向組織大型化、編制合成化、機動摩托化。陸軍發展成包括步、騎，後來則為坦克、炮、工程和通信諸兵種合成的作戰兵團。1918年11月11日，德國與協約國在法國巴黎東北的貢比涅森林簽訂投降協定。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協約國的勝利宣告結束。戰爭結束後，協約國集團於1919年和1922年在巴黎和華盛頓先後召開了國際會議，討論重建戰後國際秩序的問題。經過幾番討價還價，最終建立了戰後初期的國際體系，即“凡爾賽—華盛頓體系”，德國喪失了1/8的領土和1/10的人口，在德國人心目中埋下了仇恨的種子，大多數德國人心中想的只是：復仇！復仇！復仇！希特勒和納粹黨的出現恰恰迎合了德國人這種急於報復的極端民族主義心理，因而輕易上台執政。1922年10月，墨索里尼在義大利建立了法西斯政權。發動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另一主要國家日本，其膨脹野心也與華盛頓會議上處理德國在太平洋上的島嶼殖民地、重新劃分遠東政治格局有關。因此，後來的歷史學家們不客氣地說：德、意、日法西斯國家本身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帝國主義國家重新瓜分世界、分贓不均的產物，是“凡爾賽—華盛頓體系”孕育的畸形兒。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人們普遍幻想今後永遠不會再有另一場世界大戰了，飽受戰爭之苦的歐洲各國“和平主義”思想過度泛濫。“和風”勁吹之下，歐洲各國大規模裁軍，對納粹黨在德國上台可能造成的危害疏於防範，形成了它得以壯大的外部條件。同時，英、法、美等國家對於德、意、日在全世界的侵略行徑不聞不問、姑息養奸，使得法西斯毒瘤泛濫世界，成為危害人類和平的重大隱患。
1933年，和平的熱望鼓動著大多數英國人，法國人則在德法邊境修築了蜿蜒幾百公里的馬其諾防線，並在德國東部聯合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和羅馬尼亞組成制約德國的“小協約國”集團，自以為從此可以高枕無憂、永享太平了。與此同時，納粹黨執政後的德國卻在悄然重整軍備，恢復普遍義務兵役制，並秘密發展被《凡爾賽和約》禁止的空軍和坦克部隊。義大利和日本這兩個法西斯國家也爭相擴軍備戰，磨刀霍霍，準備大幹一場。9月29日，張伯倫與達拉第、墨索里尼、希特勒在慕尼黑舉行了四國首腦會議，正式簽署了《慕尼黑協定》。協定簽字之後，捷克斯洛伐克的代表才被叫進會議廳，張伯倫和達拉第向他們宣布協定的內容，還告訴他們：“這是無權抗訴和不能修改的判決詞”。返回倫敦，面對機場上歡呼雀躍的人群，張伯倫不禁高喊：這是在我國歷史上，第二次將偉大的和平從歐洲大陸帶回！但是，沒過多久，法西斯的炸彈就落到了他們的頭上。1939年9月1日，納粹德國入侵波蘭。9月3日，英法對德宣戰，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襲珍珠港，同日對英美宣戰，大戰真正具有了世界規模。
1931年，日本製造“九一八事變”，占領了中國東北。“九一八事變”後，蔣介石政府一面奉行“攘外必先安內”的“不抵抗”政策，一面將希望寄托在英法主導的國際聯盟身上，希望由“國聯”出面制裁日本。英法把持的“國聯”雖然高舉“道義”大旗，但對日本的侵略行徑卻裁而不制，被世界輿論寄以厚望的美國羅斯福政府又埋頭於“新政”，不願涉足國際事務，這無異於鼓勵法西斯國家得寸進尺。1937年7月，日本有恃無恐地大舉進攻中國，中國成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東方主戰場。
第二次世界大戰是人類歷史上規模空前的全球性大戰，61個國家和地區，20多億人口被捲入其中。參戰兵力超過一億人，大約9000萬士兵和平民傷亡，3000萬人流離失所，造成各種損失超過5000億美元，其空前的廣度、深度和烈度，成為人類戰爭史上的一次大革命，給予軍事戰略和戰爭觀以巨大影響。1914年至1945年期間的熱戰，是人類社會第一次界限分明的兩大陣營之間的強烈度衝突時代。
中烈度衝突的“冷戰”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世界分成兩大陣營，即以美國為代表的資本主義陣營，其軍事陣營為“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簡稱“北約”），以蘇聯為代表的社會主義陣營，其軍事組織為“華沙條約國”，簡稱“華約”。歐洲是冷戰的主戰場，被分為西歐和東歐。兩大陣營、兩大軍事組織對峙了55年，世界劍拔弩張，軍備擴張以驚人的速度發展，毀滅世界的大戰隨時都可能爆發。“冷戰”一詞是1946年初美國政治家赫伯特·斯沃普在為美國參議員伯納德·巴魯克起草的一篇演說稿中最先提出來的。1947年9月，美國政論家李普曼出版《冷戰》一書，從此該詞被廣泛採用。而“鐵幕演說”、“杜魯門主義”、“馬歇爾計畫”、“北約”等一系列舉措，最終將“冷戰”一步步變為現實，形成了在心理、意識形態、社會制度、經濟、政治和軍事上美蘇兩大陣營間的全面對抗，構成了冷戰的豐富內涵，它既是指指“二戰”後的1946年開始的美蘇之間除了直接動用武力以外的一切敵對行為，又是被用來說明當時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兩大陣營由過去的聯盟關係轉向衝突，其範圍涉及到政治、經濟、外交、思想、文化等各個方面。它是東西方陣營之間和美蘇兩個超級大國之間，除直接軍事交戰以外，一切敵對行動的總稱：意識形態的嚴重對立、核恐怖下的勢力均衡、兩極之間的緊張對峙……它既不能被稱為戰爭，因為它爭而不戰；也不能被稱為和平，因為它既不平也不和。於是，有人稱之為“戰爭與和平的私生子”。
冷戰的理論基礎是喬治·凱南提出的“遏制理論”。1946年2月22日，美國駐蘇使館代辦喬治·凱南向美國國務院發回一份長達8000字的電報，斷定俄羅斯民族具有擴張的歷史根源和現實癖好，主張對蘇聯實行“遏制”政策，以阻止其影響的擴大。這樣，美國決策者以黑白分明式的宗教思維為指導，對蘇聯發動了冷戰。其要點為：美國必須擁有足夠的武力，時刻準備使用武力，用“消除非共產主義世界中所存在的大片較脆弱地區的辦法”來制止蘇聯的擴張。不難看出，冷戰的內涵一是美蘇之間的對抗，二是資本主義國家和社會主義國家之間的對抗；冷戰的特徵一是涉及範圍廣泛，二是以非直接武力對抗為運作手段，三是以軍事實力為後盾。冷戰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開始，直到1990年代初蘇聯解體為止。韓戰、越南戰爭和阿富汗爭端是幾個東西方國家在“冷戰”中直接對抗和衝突，是“冷戰”中的“熱戰”，德國是冷戰中最主要的爭端焦點，柏林圍牆是冷戰最生動的標誌。1945年至1990年期間延續了55年的“冷戰”，是人類歷史中的一種中烈度衝突。
冷戰並非通常意義上的戰爭，它是一種特殊的陣營對抗形式，這種對抗形式亘古未有，人類歷史上也只有羅馬與迦太基間的對抗才能與之相提並論。基辛格說得好：“超級大國的行為往往像兩個全副武裝的盲人在一間屋子裡摸著找路。每一個人都認為對方使自己處於極大的危險之中，因為他認為對方能夠看得很清楚。事實上，變化不定、妥協、前後不一，才是決策的本質。但屋裡的每一方都傾向於把對方看成是始終如一的、有遠見的和一貫的。於是，時間長了，就是兩個盲人也能造成巨大的傷害，更不用說給屋子帶來的損失了。屋子幸運地保存了下來。與此同時盲人卻把地緣政治和意識形態的對抗升級為一種強制地把對方聯繫在一起的、不斷加劇的緊張局勢。真正的原則分歧、實在的和想像的利益衝突、大量錯誤的認識、錯誤的理解和蠱惑人心的宣傳又加速了這種局勢的發展。每個超級大國採取它真誠地認為是出於防禦目的的行動，而這種行動又被對方認真地視作不能接受的威脅，必須採取堅決的對抗措施；每一方都不斷地使對方確信其擔心是有道理的；每一方都受這樣一種傾向的支配：從全球的角度來看待局部的衝突，從道義的角度來看待政治鬥爭，用絕對化的觀點來看待相對的分歧。於是，雙方步調一致地擴大了冷戰的範圍。這就應了埃默森的一句話：“在分析歷史時，切忌過於複雜深刻，因為起因往往很簡單。”正因為如此，冷戰的突然終結出乎世界的意料，也就不足為奇了。
低烈度衝突的“冰戰”
冷戰的終結是以一連串的事件為標誌的：柏林圍牆的倒塌、德國統一、東歐劇變、海灣戰爭、蘇聯解體……然而，其中最本質的還是作為一種價值標準的終結。20世紀30年代，許多美國人把蘇聯看成魔鬼國家，原因是由於史達林在國內實施清洗政策以及他在1939年與納粹德國簽訂臭名昭著的《互不侵犯條約（秘密條款）》。可是，當美國在20世紀40年代與蘇聯聯合抗擊德國時，美國政府展開了一場大規模的公關運動，以清理這一美國新盟國形象，使其符合自由主義理念。蘇聯此時已被描繪成原始民主國家（proto—democracy），史達林也成了“約瑟夫大叔（uncle joe）”。二次世界大戰時，儘管美蘇兩國對戰時利益和戰後安排各有打算，但它們仍服從打敗和消滅法西斯這一共同的首要戰略目標，它們之間的關係是盟友關係。戰爭結束後，美蘇關係發生重大變化。美蘇兩國共同的敵人已被打倒，戰時共同的戰略目標已經達到，隨之而來的卻是美蘇之間的戰略目標、戰略構想的戰略意義的根本衝突。二戰尚未結束時，羅斯福就曾構想戰後世界藍圖，其主要的戰略構想是大國合作，特別是美蘇合作，同時安排戰後世界，共同維持戰後世界秩序，但是必須由美國充當老大，主宰世界。杜魯門擔任美國總統後，憑藉美國作為世界頭號強國的地位，公開宣稱要“領導世界”，並通過實施霸權主義的政策和手段來追求這一目標。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美國的戰略總目標是主宰世界。蘇聯是美國稱霸世界的主要障礙，杜魯門政府的對蘇聯政策日趨強硬。它的戰略構想是摒棄美蘇合作，一邊搞飛彈威脅，一邊搞金元外交，使用霸權主義的政治、經濟、軍事手段，控制其他資本主義國家，爭奪亞非拉，施壓東歐、東亞社會主義國家，遏制蘇聯，獨霸世界。美國戰略目標的戰略構想是為美國的戰略利益服務的。美國壟斷資產階級要求確保美國的“世界第一，越多越好”的經濟利益，這是戰後美國最重要的戰略利益。戰後初期，一個顯而易見的情況是，美國需要為其遠遠超過國內需求的生產能力，大量產品和大量資金，去最大限度地拓展海外市場和投資市場。美國需要依靠其經濟實力和軍事力量來保持其頭號大國地位，力圖稱霸世界。而蘇聯在戰後初期的戰略總目標也是確保頭等大國地位和勢力範圍，並且發展壯大以蘇聯為首的世界社會主義體系，推進世界革命。其主要戰略構想是，維持美蘇主導的雅爾達體制，鞏固蘇聯在二戰中取得的戰略利益和勢力範圍，建立包括東歐在內的保障蘇聯安全的屏障，增強蘇聯的國力，擴大蘇聯的影響，推進並領導世界革命。確保蘇聯經濟的恢復和發展，爭取意識形態的勝利等是它的戰略利益，但最重要的是蘇聯安全利益。
美國和蘇聯都想“領導世界”的野心，蘇聯的極權主義，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擴張以及史達林的偏執狂，成為冷戰產生的根源。美國要獨霸世界，而蘇聯決不準許美國任意主宰世界。美國要使東歐變成所謂的“自由世界”，而蘇聯決不容許美國插足蘇聯的勢力範圍。美國要關心和擴展它的經濟利益，而蘇聯要擔心和保障它的安全利益。美國要在全世界推行資本主義，包括美國的價值觀和生活方式；而蘇聯要在全世界推行社會主義，包括推行無產階級革命和民族解放運動。美蘇都認為在剛剛經歷二戰後必須避免雙方直接交戰，但是，它們之間的戰略目標、戰略構想、戰略利益的衝突和社會主義、資本主義兩種制度的對立，必然導致昔日盟友反目成仇。於是，冷戰不可避免。
戰後蘇美戰略目標和戰略利益的衝突，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種社會制度矛盾的上升，社會制度的不同，意識形態的對立，國家利益的衝突，大國之間的相互猜忌、相互摩擦和過度反應，這一切聚合在舊世界格局向新世界格局轉化之際，導致了冷戰。杜魯門主義出台標誌著蘇美冷戰的全面開展，馬歇爾計畫與莫洛夫計畫的對抗，是冷戰在經濟領域的開始，兩個朝鮮和兩個德國的出現是二戰和冷戰的產物。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陣營和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北約和華約兩大軍事集團開展了全面緊張的對峙和對抗。隨後，意識形態與價值標準的嚴重對抗，產生了“非此即彼”、“黑白分明”的錯覺，人類的價值標準還從來沒有陷入如此不能自拔的困境。全球化的飛速發展徹底埋葬了冷戰的價值標準，彌合了分裂的世界。人類逐漸認識到“地球是圓的，人類無東西方之分”。西方對冷戰的終結普遍抱有一種盲目的樂觀，紛紛斷定“民主贏得了東西方之間的一場爭論；市場贏得了經濟上的爭論”，人類社會進入了所謂“歷史的終結”時期，“文明衝突論”、“民主和平論”應運而生。至此，冷戰的“價值標準”才真正有了轉化和繼承。然而，“價值標準”從來是勝利者的託詞。現實主義一針見血指出，冷戰不過是美國製造出來的謊言，隱藏在美蘇兩個超級大國爭奪背後的仍然是古老的權力遊戲，只不過這種遊戲帶上了意識形態的時代色彩。美國國際關係理論大師肯尼思·華爾茲指出：“根據冷戰的言論，世界的根本分裂是資本主義和不信神的共產主義之間的分裂。從利害關係的大小和鬥爭的力量來看，意識形態在美國和蘇聯的外交政策中都從屬於利益，這兩國的行為與其說是像救世主領導人的行為，不如說是傳統大國的行為。”美國本身對言辭與實際之間的這種差距視而不見。其現實主義政策有時與自由主義的要求是一致的，即當追求權力與追求法則不衝突時，它就可以名正言順地裝點上自由主義，而無需討論根本的權力事實。事實上，美國在冷戰時期反對共產主義並非源於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而是源於現實主義原因，但卻與自由主義法則相一致，因而，決策者幾乎不費吹灰之力就把它當成意識形態衝突推銷給了公眾。
美國確立了以冷戰避免熱戰，遏制共產主義，穩定資本主義的遏制戰略。杜魯門主義實質上就是戰後初期美國公開反共，企圖遏制蘇聯，稱霸世界的全球擴張主義，它也標誌著美蘇盟友關係的破裂和美蘇冷戰的全面展開。以美國為代表的資本主義陣營憑藉強大的經濟和軍事實力，拖垮了蘇聯和華約。1989年，蘇聯發生了“8·19”事件，接著就是蘇聯解體，東歐劇變，持續了將近60年中烈度衝突的“冷戰”，以親蘇聯的東歐集團的瓦解和蘇聯的不復存在而謝幕結束，世界從此進入了“冰戰”時代。
“冰戰”時代的特點
與20世紀90年代以前的“冷戰”相比較，“冰戰”除了仍然是以軍事實力為後盾這個特點之外，隨著時代的發展和客觀形勢的變化又有了一些新的特徵。如果說“冷戰”時代兩大陣營的對峙還是勢均力敵的話，那么“冰戰”時代最典型的特點是世界均衡的天平發生了嚴重的傾斜，由“冷戰”時代的對稱變成了“非對稱”。有人將“冰戰”稱為“冷和平”，主體的不對稱性成為“冰戰”時代最主要的特徵。如果說在冷戰的起源問題上有美國發動說和蘇聯發動說、行為主體是兩方的話，那么20世紀90年代以後的冰戰則是美國為首的西方發動的，美國是行為主體。20世紀90年代以前的冷戰是大體上平行的兩方，即一方是美國和以美國為首的西方資本主義陣營，另一方是蘇聯和以蘇聯為首的蘇東社會主義陣營。可是，蘇聯解體、東歐劇變以後，統一的蘇聯和以它為首的蘇東社會主義陣營已不復存在。於是，冷戰的一端在強化，美國為首的西方資本主義陣營非但沒有瓦解，而且原華約的中東歐國家和原蘇聯的波羅的海三國也加入進來；但另一端卻呈分散化，無法形成統一的對抗力量，俄羅斯、獨立國協其他國家、中國、朝鮮、古巴等在與美國為首的西方陣營對抗中差不多都是各自為戰，彼此之間鮮有實質性的幫助和支援。為了將這種“冰戰”進行到底，美國製造出了“邪惡軸心”、“無賴國家”等新的假想敵，超級大國美國控制了整個世界的話語權，從而使得“冰戰”時代具有以往時代所沒有的特點。
首先，美蘇之間的對抗變成了美國對俄羅斯的擠壓。從發展趨勢上看，這種擠壓有明顯的從外圍向核心發展的層次性。第一個層次，北約通過東擴將原蘇聯控制之下的華約成員收歸帳下：1999年接納了波蘭、匈牙利和捷克，2004年接納了斯洛伐克、保加利亞、羅馬尼亞、斯洛維尼亞、愛沙尼亞、立陶宛和拉脫維亞。北約不僅擴大到了26國，而且逼近了獨立國協。第二個層次是明里暗裡支持俄羅斯周邊國家，特別是獨立國協國家中親西方的反對派。從2003年喬治亞總統大選、2004年的烏克蘭總統大選到今年的吉爾吉斯斯坦議會選舉，反對派都是先敗後贏，都通過“街頭政治”，最終取得了勝利。儘管當事的各國反對派都不願承認直接受惠於美國為首的西方，後者也竭力否認自己是這些“彩色革命”的幕後策劃者，可從這些反對派和西方一起彈冠相慶的歡呼聲中，人們不難看出“冰戰”的另類刀光劍影。所謂“革命”，本身就是西方的話語。第三個層次是促使獨立國協和俄羅斯解體。如果這種“彩色革命”再接二連三地發生，不僅俄羅斯的門戶洞開，而且危及到了獨立國協的生存。所以，被未遂的“雪花革命”驚出一身冷汗的白俄羅斯總統盧卡申科發出了“拯救獨立國協”的呼籲，這種冷戰的深化是決定獨立國協前途的重要外部因素。進一步說，如果獨立國協解體、外圍防護欄沒了，由多種民族、宗教組成的俄羅斯聯邦無疑就成了西方直接進攻的對象，進一步被“細劃”也大有可能。目前，俄羅斯會不會解體、如何避免解體，無論在俄羅斯還是在國際上都成了熱門話題之一。4月4日，俄羅斯總統普京的辦公廳主任米德維迪夫提出，俄羅斯可能會解體為數個不同的國家，因此需要建立“超級行政區域”來預防。
其次，意識形態色彩仍沒有消失。“冰戰”時代，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並沒有停止對社會主義國家的遏制和打壓。蘇聯解體、東歐劇變並不等於所有社會主義國家消失，除了中國在建設具有自己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上快速發展之外，朝鮮、越南、寮國、古巴等國也仍然舉著社會主義大旗。西方國家對社會主義的“冰戰”，最突出地體現在中國、朝鮮和古巴身上。對於中國，美國為首的西方不僅始終存有戒心，而且想方設法加以遏制。它們不僅鼓吹“中國威脅論”，還藉口人權、民主等方面的問題攻擊中國。2005年的軍事政策正式評估報告暗示要對華實施強硬路線，極力阻撓歐盟解除對華軍售禁令，同日本在安保會議將台灣海峽列為美日兩國共同戰略目標。朝鮮依靠現有經濟實力和軍事實力，根本無法構成對美國的威脅，即使在東北亞，朝鮮的威脅也無法與日本相比，美國以核問題作為說事的藉口，其實質是要將朝鮮的社會制度扼殺。像以色列這樣有著核武開發能力並且事實上早已擁有核武器的國家，美國不但不管而且暗中支持。所以，說穿了，美國的最終目的就是要顛覆朝鮮的現政權。至於古巴，自從1961年美國斷絕與古巴的外交關係以來，美國政府對古巴實行長期的經濟、金融和貿易封鎖，直到今天也沒有解除。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把許多冷戰行為進行了包裝，使之披上了保衛自己利益與安全、維護世界穩定與和平、推行民主與自由這樣一些冠冕堂皇的外衣，更加符合“冰戰”色彩。20世紀90年代以前“冷戰”的主調是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之間的鬥爭，意識形態色彩極濃。而“冰戰”時代，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骨子裡對社會主義的敵視透過種種包裝仍依稀可見，只是更加隱蔽而已。
第三，中日之間政治上也進入“冰戰”，其主要表現，一是自從2001年4月以來，由於小泉等日本政客屢次參拜靖國神社，兩國首腦互訪基本上中斷，除了2003年10月小泉對中國進行了短暫的非正式訪問外，兩國首腦再無互訪；二是兩國在釣魚島主權歸屬問題的矛盾進一步尖銳化，日本不僅在教科書中、在地圖上將它據為已有，而且把釣魚島列入西南諸島防禦計畫當中；三是日本在歷史教科書問題上默認極右翼美化日本軍國主義對包括中國在內的亞洲人民的傷害，激起了中國民眾強烈的反日情緒；四是在台灣問題上，日本雖然聲稱政策沒有變化，但常常搞點小動作，隱晦地支持台獨勢力，如原外相川口順子去年“不小心”把台灣說成國家，允許李登輝赴日，要給予台灣特殊的簽證待遇等等。
第四，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在遏制中國和俄羅斯的同時，不斷加強自己的“硬實力”和“軟實力”。首先，作為冷戰產物的北約不僅沒有退出歷史舞台，而且不斷擴大，如今已由最初12國擴大到26國。雖然宣稱自己作用和使命有了新的變化，但是，北約成立之初所肩負著的“歷史重任”仍然沒有卸掉。其次，美國在不斷地增強自己的軍事實力。美國已經是世界上無可匹敵的超級軍事大國，但它仍然不滿足，軍費開支越來越多，2004-2005財政年度美國的軍費開支更是高達5000億美元，超過全世界軍費開支總額的一半；2007年的國防預算更是超過了6000多億美元，軍事力量越來越強。除了擁有裝備精良的海陸空部隊之外，美國還在世界30多個國家設立200多個軍事基地；武器更加先進，B-2轟炸機出廠價是每架13億美元，作戰航程1.1萬公里，加一次油後的續航能力達1.8萬公里，2005年2月開始服役的“吉米·卡特”號攻擊核潛艇，成本高達32億美元；美國是世界上核武器數量最多的國家，擁有1萬多件核武器，其中7000～8000件處於實戰部署狀態；擁有10多艘作戰實力無與倫比的航空母艦。在手段上，如果套用約瑟夫·奈的觀點，那就是美國在重點依靠經濟、科技、軍事表現出來的“硬實力”的前提下，還憑藉由文化、意識形態吸引力表現出來的“軟實力”。“冰戰”時代的美國一手揮舞著超強的武力大棒，另一手打著美式的自由民主大旗，試圖按自己的意願來塑造世界，推展它的新帝國主義“冰戰”政策。
第五，“冰戰”的對抗不再是全方位的，而是偏重於某一方面。20世紀90年代以前的冷戰雙方的對抗是全方位的，涉及範圍不僅在政治、軍事領域，而且還有經濟、文化領域，少有交流與合作，即使有，其範圍、程度也都很有限。20世紀90年代以後開始的“冰戰”則不同，主要體現在政治上，個別情況涉及到經濟上（如美國對古巴的經濟制裁，歐盟對華武器禁運等）和文化上，而軍事上的公開對峙則更為少見（但也不是沒有，如北約炸中國駐南使館、南海撞機事件等等）。“冰戰”的內容使得政治與經濟上的交往與合作交織在一起。比如，俄羅斯雖然對北約和歐盟東擴十分不滿，但並沒有影響它與美國、西歐政治、經濟關係。又如，中國和日本在政治上“冰戰”的同時，經貿往來卻很熱，2004年兩國貿易額達1600多億美元；中美之間在各方面的爭吵不斷，但與此同時各方面的交往也從沒有中斷過，而且都在不同程度上得到發展，美國和西歐都是中國最大的貿易合作夥伴。朝鮮與美國在針鋒相對的同時，在經濟上也同樣有過合作。因此，“冰戰”時代的對抗變得更為複雜。
“冰戰”時代的國際格局
“冰戰”時代的形成，使得世界國際格局發生了重大的變化，世界由過去的兩極演變成為“單極”，美國成為這個“單極世界”的霸主，擁有決定世界命運的話語權。國際格局由“冷戰”時代的美蘇“爭霸”變成美國“稱霸”。整個世界國際格局出現了嚴重的不對稱。首先，美國標準成為世界標準的通行證。1999年5月24日，美國《新聞周刊》特別報導《一個紛爭的世界》的觀點，認為美國正面臨著被思想庫稱為E2CW（即“冷戰終結的終結”，the end of the end of the cold war）的挑戰。美國主導了冷戰後“冰戰”時代世界秩序的形成，世界地緣政治力量的平衡由西方對蘇聯的勝利塑造了出來。自1989年以來，國際關係中起主導作用的因素是美國的實力水平。只有美國才擁有政治、軍事、經濟和文化力量相結合的優勢：矽谷、隱形轟炸機和“星球大戰”計畫，全都融為一種能夠確定全球議程的力量。
2001年9月11日，恐怖主義的駭世之作徹底埋葬了種種猶豫，世界宣告了冷戰後時代的終結。有輿論將“9·11”事件後的反恐怖主義戰爭定義為“第二次冷戰”，作者認為，“9·11”事件是“冰戰”時代不對稱的典型事件。布希更是宣揚恐怖分子是出於對世界自由燈塔的怨恨甚至忌妒而襲擊美國，並提出所謂“支持恐怖主義分子也是恐怖主義行為”的布希主義，明確警告“中立是不公正的”。這令人想起冷戰鬥士、當時的美國國務卿杜勒斯那句廣為傳誦的話——“中立是不道德的”。世界似乎又回到了冷戰時期那種“黑白分明”的邏輯。人們不自覺地發現，國際社會從冷戰時期的“美國製造”進入到了當今時代的“美國標準”時期。美國總以美國觀來定義時代，並左右國際社會的視線。美國霸權的繼續，得益於美國能不斷更新由其主導的國際秩序內涵使之包容新力量，抑制可能的破壞力量。這次也不例外，基辛格稱，現在是“清除冷戰後遺症（國家處於敵對關係），重塑國家間關係，建立國際新秩序”的絕好時期；各國利益正趨於一致，具有反國際恐怖主義共同目標。
其次，“恐怖主義”成為“冰戰”時代國際格局的另一極，非對稱的國際衝突沒有疆界。冷戰結束以後，全球化的飛速發展迷惑了美國單極霸權時代的特徵，也埋下了非對稱衝突的種子。恐怖主義在無法與美國進行常規交鋒的非對稱衝突下，採取極端手段，引發了“9·11”事件。美國以反恐怖主義的名義發動阿富汗戰爭，並迅速取勝，無疑更強化了美國單極霸權的地位及其意志。“冰戰”時代就是單極霸權與非對稱性衝突相交織的時代。恐怖分子對美國展開空前的攻擊事件，吸引了世界的視線，也引起人們的深刻思考。像這樣大規模的襲擊，所造成的衝擊和影響都是前所未有的，這和向敵對國家發動一場突然的襲擊，甚至是公開的宣戰並沒有太大的區別，所不同的，是這場襲擊所持續的時間異常短，看不到戰場上的硝煙。表現在：襲擊事件是由為數不多的幾個恐怖分子，經過周密的策劃，通過劫機的方式，對美國等已開發國家展開震撼力強大的襲擊，把恐怖活動提升到新的境界。恐怖活動成為“冰戰”時代沒有疆界的戰爭。亨廷頓在1993年就指出，“世界並不是像西方在冷戰中取得勝利之後預示的那樣不可避免地擁抱西方的價值觀念，相反，世界正逐步邁向各種文化的衝突……”亨廷頓的文化衝突理念，顯然的影響了近年來美國政府對西方世界以外的勢力所採取的警惕態度。在行動上，美國同樣對恐怖主義活動做了不少防備工作，願意在這個課題上和中國進行合作與利益交換，甚至設法和朝鮮這類曾被指為“無賴”的國家接觸，目的都是為了使恐怖主義活動受到制約。“9·11”及以後一系列恐怖事件以後，更突顯了恐怖主義已成了國際社會的公敵，各國之間唯有加強合作，才能有效制止這種毫無人道的行徑。
第三，“冰戰”時代軍事競賽的舞台由顯轉隱，由陸地轉向海洋和太空。出於戰略上的需要，美國全力推行全國飛彈防禦系統(NMD)，企圖把對外戰爭限制在美國的境外或太空里，不對美國人造成傷亡。同時大力發展高、精、尖的軍事實力，將各種衝突引向海洋和太空，並對國土防禦採取更加嚴厲的應對措施，做到防微杜漸，在行政、法治、檢查等等方面一改過去寬鬆的機制，實行較嚴厲的管制。
“冰戰”時代國力強大的美國沿用冷戰思維，一直在尋找潛在對手，可是所找到的對手，如中國、俄國等，都似是而非，和冷戰期間美蘇針鋒相對的形勢完全不可同日而語，導致美國在外交政策上一直搖擺不定。一系列的恐怖事件發生以後，美國意識到威脅國家安全的主要是恐怖活動，因此，美國開始把對付恐怖主義活動放在首要位置上，減緩它耿耿於懷的外國威脅論，重新以核武器擴散及是否支持恐怖活動為標準，設計出了包括伊拉克、朝鮮、古巴、伊朗等在內的“無賴國家”、“邪惡帝國”等敵對目標，並根據輕重緩急先後加以打擊。對於中國，美國則想方設法加以遏制，不僅鼓吹“中國威脅論”，還以人權為藉口攻擊中國，美國極力阻撓歐盟解除對華軍售的禁令等。
第四，政治上的對抗與經濟上的交往與合作同時並存。20 世紀90年代以前的冷戰雙方多是全面對抗，少有交流與合作；即使有，範圍、程度也都很有限。而“冰戰”時代則不同，每個國家考慮問題都從本國的國家利益出發，將政治、意識形態與經濟發展區別對待，因而出現了一種對抗與交往、合作並存的怪現象，如俄羅斯雖然對北約和歐盟東擴十分不滿，但並沒有影響它與美國、西歐的政治、經濟關係；日本在政治、歷史等問題上對中國不斷挑釁，小泉等日本政客屢次參拜靖國神社，在釣魚島主權歸屬問題上故意激化兩國之間的矛盾，在教科書中、在地圖上將它據為已有，而且把釣魚島列入島嶼防禦計畫當中，默認極右翼美化日本軍國主義對包括中國在內的亞洲人民的傷害，一再刺激中國民眾的感情，在台灣問題上常常搞點小動作，隱晦地支持“台獨”勢力等，但在經貿往來上卻與中國保持正常關係，2004年兩國貿易額達1600多億美元；美國不斷在各方面找中國的麻煩，但同時與中國在各方面的交往卻從沒有中斷，並且在不同程度上得到發展，美國和西歐都已經成為中國重要的貿易合作夥伴。
第五，“冰戰”時代的國際格局由“天平型”轉化為“波紋型”。20世紀90年代以前的“冷戰”，兩個勢均力敵的陣營維持著世界的均衡。“冷戰”結束以後，蘇聯解體了，美國成了唯一的超級大國，均衡的世界天平出現了傾斜，支撐天平平衡的重心滑落到了美國一方，整個世界格局變成了“波紋型”。如同丟入水中的石子濺起的層層波紋，美國位居波紋的中央，以美國為中點圓心，靠近中點的最內層波紋是美國的盟友，隨著波紋狀的擴大，越靠近外層波紋則是被美國稱之為“邪惡帝國”、“無賴國家”的敵對國家。整個世界形成了以美國為波紋中心，再以靠近波紋中心遠近的波紋分親疏的國際格局。美國的思維就是建築在這一理論基礎上，順我者昌，逆我者亡，單邊主義愈來愈猖獗。
“冰戰”時代變得更為複雜。所以，人們不能簡單地以一分為二或者非此即彼的眼光和態度來對待它，而是要把它放到全球化的大背景下總體來考量。但無論如何，人們應該認識到，“冷戰”剛剛結束，“冰戰”已經開始，而且是更高級的冷戰。
“冰戰時代”中國的對策
2005年，俄羅斯總統普京在莫斯科紅場勝利閱兵講話時強調：“戰爭教訓警告我們，資助暴力，不參與和忍受都必然會導致世界規模的可怕悲劇的發生。因此，今日人們在現實遭遇恐怖主義威脅時，應當忠實紀念我們的父輩，必須捍衛和平與秩序，在安全和公正基礎上，在新的相互關係文化上，都不允許任何冷戰和熱戰的重演。”因此，世界各國和人民應竭盡所能，防止新的致命學說和新威脅的出現，避免任何冷戰、熱戰的重演。中國作為開發中國家，在非常複雜的“冰戰”時代，如何採取正確的對策，應對“冰戰”時代帶來的挑戰，是面臨的一個現實問題。
首先，團結髮展中國家，推動國際“平民政治”的建立。“冰戰”時代的一個典型現象是已開發國家運用自身的政治、經濟、軍事優勢，忽視廣大開發中國家的利益和要求，在世界上推行“精英政治”。中國作為開發中國家，在“精英政治”的宴席上沒有自己的位置，因此，就應當為數量眾多的開發中國家立言立行，整合開發中國家的利益和要求，推動“平民政治”，提高占世界絕大多數開發中國家在世界政治中的影響力。2005年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在聯合國大會的發言中，開門見山就講到開發中國家的發展問題，而且承諾向30多個最不已開發國家提供優惠關稅待遇，減免有關國家債務，提供100億美元優惠貸款等。這些措施，都對維護世界公正與促進中國自身的和平發展，推動“平民政治”的發展，具有重大意義。
當然，在重視與開發中國家的關係的同時還應該看到，中國與世界或聯合國之間的關係具有多重維度和多個層面。中國是開發中國家的一員，當然需要從開發中國家的角度來思考重建國際政治生態；但中國也是一個具有世界性影響的地區大國，作為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不能完全無視大國政治的邏輯；中國還是東亞世界中的一員，不可避免要為東亞的和平與安寧做出更多努力；在一個全球化的時代，中國的經濟已經高度融入世界，中國還要學會從全球視角思考問題。在參與世界事務時，中國應把所有這些都納入視野，在通盤考慮它們之間的複雜糾葛的基礎上進行決策。
其次，堅持多邊主義，建設國際和諧政治生態。在今後較長一段時間裡，中國應著重從作為開發中國家與地區大國這兩個事實層面，來思考權衡“冰戰”時代的世界性問題。只有強調加強多邊合作，才能有效應對日益增多的全球性威脅；恐怖主義和單邊主義對世界的和平和安全都構成威脅。因此，中國需要在歷史主義與倫理主義的雙重要求下，關注以下三個方面：一是使聯合國改革符合中國的國家利益需要，防止出現對中國不利的國際政治生態；二是使其與中國所負擔的國際責任相匹配，也就是說，使聯合國改革能儘量體現世界公平；三是要保證聯合國的權威，提高聯合國的工作效率，防止因簡單的正義性要求而使聯合國工作失效。中國所考慮的，不是簡單的局部意願與訴求，而是世界的持久和平與整體國際和諧。將和諧社會冠以“國際”二字，不僅意味著要在世界範圍內達成人與人的和睦相處、人與自然的和諧相處，而且要贏得國家與國家的和平共處。和諧是和平的前提和基礎，沒有和諧，就容易出現衝突、糾紛，和平就很難實現，即使實現也很難持久。國際和諧政治生態的主張，能夠使中國在世界樹立起一個講道義的大國形象，它對中國的和平發展，將是一個有力的保障；同時也可以避免“冰戰”時代的大規模熱戰衝突爆發。
構建國際和諧政治生態應當堅持四項原則，即政治上相互尊重，在聯合國憲章、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等公認的國際關係基本準則的基礎上，堅持主權平等，共同推進多邊主義，促進國際關係民主化，維護聯合國在國際事務中的中心作用，維護髮展中國家的正當權益；經濟上加強合作，建立公開、公正、合理、透明、開放、非歧視的國際多邊貿易體制，在互利互惠、取長補短中實現共贏，推動經濟全球化朝著均衡、普惠、共贏的方向發展；文化上開放包容，尊重文明、宗教、價值觀的多樣性，尊重各國選擇社會制度和發展模式的自主權，推動不同文明友好相處，在和而不同、求同存異的基礎上相互借鑑，發展繁榮；安全上增強互信，樹立互利、互信、平等、協作的新安全觀，以對話增進互信，以協商化解矛盾，以合作謀求穩定，共同應對各種傳統安全威脅和非傳統安全威脅，維護世界和平。
第三，繼續奉行韜光養晦策略，增強國家競爭力。“弱國無政治”，“弱國無外交”，“落後就要挨打”，這些真理性的名言，中國人民是深有體驗的。在“冰戰”時代的今天，對於像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大國來說，這些名言更加具有醒世作用。一個國家能否在“冰戰”時代的國際社會中立於不敗之地，不僅取決於經濟、軍事等某單方面的力量，更在於它所具有的綜合國力，即一個主權國家賴以生存發展所擁有的全部實力及國際影響力。“冰戰”時代是一個贏家通吃的世界，強國、贏家左右著世界經濟的格局，他們發起和推動的經濟全球化、一體化運動，實質上是要求廣大的開發中國家無遮無攔地撤除對資本、物質、市場和人員流動的一切限制和障礙，為那些張開血盆大口貪婪地追求利益最大化的投機資本在民族國家毫無提防的環境下進行驅利活動。因此，中國一定要認清“冰戰”時代的本質，根據本國的實際情況和發展水平，按照權利和義務相統一的原則，權衡利弊，切忌在市場沒有成熟的情況下，毫無保留地拱手將一切管制權力交給那些貌似公允的全球化“經理人”。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經濟迅速增長，2005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超過1.5萬億美元，人均GDP超過1000美元。如果按購買力平價估計，GDP達到6.5萬億美元。中國已經順利完成了現代化戰略目標的第一、第二步，跨過了小康門檻，2020年綜合國力將躋身世界三強，到2050年左右，中國將達到中等已開發國家水平，國內生產總值將達到44萬億美元，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大國。中國帶來的邊際變化成為世界經濟發展的引擎和決定性因素。更重要的是，中國的軟實力正在悄然崛起，中國一方面高度融入世界體系，接受現存體系的規則；另一方面，中國根據自己的能力靜悄悄地發展出了和美國不同的軟實力，即業已形成的中國國際行為模式：多邊主義把中國的影響帶向世界的各個角落。中國多邊主義的核心是經濟外交，正是日益增長的經濟實力構成了中國多邊主義的發展動力。同時，中國將睦鄰友邦政策深深地寓於多邊主義和經濟外交之中，多邊主義又為睦鄰友邦政策提供了一種制度機制和保障，而經濟外交則成了實現“安鄰”和“富邦”的方式。多邊主義、經濟外交和睦鄰政策等正有效保障著中國的和平崛起。
但是，中國的綜合國力相對於美、日、俄、德、法、英六國來還很弱，中國的綜合國力值僅有美國的25%，為英、法、德的50%，俄羅斯的2/3。再加上在當今“冰戰”的世界中，全球化的遊戲規則更多的體現著西方已開發國家的利益需求，西方大國不會讓中國自動享有的機制權益，甚至可能千方百計把中國排斥在利益安排之外，以遏制中國的和平崛起。因此，中國應該要很好地給自己定位，建立起開放的、國際化的、健康的國民心態，以平常心、進取心、包容心、自信心、責任心的大國心態，既不盲目崇洋、崇西，又不採取狹隘的、激進的排外民族主義；既不盲目尊大，又不妄自菲薄，而是以強烈的憂患意識和積極向上的民族精神，韜光養晦，努力進取，加快和平崛起的步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