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原文
再說端端
一
我還想談談外孫女小端端的事情。
前一篇關於她的文章是三年前發表的，現在端端不再是“我們家庭最小的成員”了（我兒子結了婚，家裡添了一個一歲的小孫女）。但她仍然是全家最忙的人。她在國小讀到了五年級，每天還是帶了不少的課外作業回家，到家後休息不過半小時，就埋頭用功，常常坐到晚上八九點鐘，中間只除去吃一頓晚飯的時間。她在家做功課，常常借用我的寫字檯。我算了一算她一天伏案的時間比我多。我是作家嘛，卻沒有想到連一個小學生也比我寫得更勤奮。“有這樣的必要嗎？”我不止一次地問自己。我總覺得：兒童嘛，應當讓她有時間活動活動，多跑跑，多笑笑，多動動腦筋。整天坐著看書寫字，就不像小孩了。我自己也有過童年，我並不曾忘記我是怎樣過來的。雖然生活在封建或半封建的社會裡，我也還是一個跳跳蹦蹦的孩子，常常用自己的腦筋想主意，我有時背書背不出來挨板子，但也有痛痛快快和同伴們遊戲的時候。我始終不曾感覺到讀書像一種沉重的負擔，是一件苦事。所以有一天我聽見端端一個人自言自語發牢騷：“活下去真沒勁！”不覺大吃一驚，我對孩子的父母談起這件事，我看得比較嚴重，讓一個十歲多的孩子感覺到活下去沒有意思，沒有趣味，這種國小教育值得好好考慮。孩子的父母並不完全同意我的看法，特別是做母親的總以為孩子不肯多動腦筋，做作業做得太慢，自己又沒有工夫輔導孩子，有時看見到了九點孩子還在用功，就動了氣，放連珠炮似的大罵一頓，逼著孩子上床睡覺。孩子只得第二天提早起床做功課。孩子的父親偶爾和我同聲說一句：“孩子睡眠不足。”但是他也不得不警告孩子：將來念中學，考重點學校，功課更多，老師抓得更緊，現在不練就一些本領，以後怎樣過日子？
端端並不理解這個警告的嚴重性。她也不知道如何練就應付那些功課的本領。她母親責備她“竅開得慢”，似乎也有道理。我的兩篇文章寫成相隔三年，這就說明三年中她的情況並未改善，可見進步很小。她的學習成績始終不穩定，而且常常不大好。但孩子既愛面子，又怕挨罵，每逢考試成績在九十分以上，她回到家，就馬上告訴大人（姑婆、太娘或者她的父母），要是成績在八十分以下，她便支支吾吾，設法拖延一兩天，終於給媽媽知道，還是挨一頓痛罵。說也奇怪，我女兒思想很開放，但是要她抓孩子的功課，或者她發現了孩子的毛病，就缺乏耐心，不由分說，迎頭來一陣傾盆大雨，有時甚至上綱上線，嚇得孩子無話可說。我不同意這種教育方法，我心裡想：她不開竅，你幫忙她開竅嘛。可是我女兒、女婿都在為自己的“事業”忙碌著，抽不出時間來照顧孩子的學習。我在旁邊冷靜地觀察，也看得出來：孩子挨罵的時候，起初有些緊張，後來挨罵的次數多了，她也就不大在乎了。所以發生過的事情又繼續不斷地發生。做母親的卻從未想過：為什麼孩子會有“活下去真沒勁”的思想。她大概以為“不要緊，大家都是這樣地教育成人的。”
當然，誰也不必把孩子的話看得太認真。的確大家都是這樣過來的。孩子不會因為功課重就“看破紅塵”，也不會因為挨罵多就起來“造反”。一切會照常進行，不必緊張。孩子雖愛面子，但也不會去考“重點學校”，她父母也不會強迫她考“重點學校”，我更不鼓勵她念“重點學校”，因為做“重點”學生，要付出更大的代價，她還不夠條件。
我三年前就曾指出，現在的教學方法好像和我做孩子時候的差不太多，我稱它為“填鴨式”，一樣是灌輸，只是填塞進去的東西不同罷了。過去把教育看得很簡單，認為教師人人可做，今天也一樣，無非是照課本宣講，“我替你思考，只要你聽話，照我說的辦。”崇高理想，豪言壯語，遍地皆是；人們相信，拿起課本反覆解釋，逐句背誦，就可以終生為四化獻身，向共產主義理想邁進了。
我是受過“填鴨式”教育的，我腦子裡給填滿了所謂孔孟之道，可是我並沒有相信過那些聖賢書，人們從來不教我開動腦筋思考，到了我自己“開竅”的時候，我首先就丟開那些背得爛熟的封建糟粕或者封建精華。我總是順著自己的思路想問題，也只能順著自己的思路想問題，那些填進去的東西總不會在我的腦子裡起作用，因為我是人，不是鴨子。
今天的孩子當然也不是鴨子，即使我們有十分偉大、極其崇高的理想也不能當做“飼料”使用吧。要是作為“飼料”，再偉大的東西也會走樣的。何況用“飼料”填鴨只是為了讓鴨子快快長肥給人吃掉。我們給孩子受教育卻是為了讓他們做有用的人，為建設祖國長期盡力，這是“百年大計”，決不是單單把他們“養肥”就解決問題。
為孩子們著想，培養他們最好是“引導”、“啟發”，使他們信服，讓他們善於開動腦筋，學會自己思考問題。真正懂得什麼是偉大，什麼是崇高，什麼是好，什麼是美，他們才有可能向偉大、崇高、好和美的方面追求。聽話的孩子不一定就是好學生，肯動腦筋的孩子總比不動腦筋的好。人總是不停地前進的，人類社會總是不斷地發展的。不論是人，不論是社會，都不可能照一個模式世世代代不變地傳下去。依賴父母的子女是沒有出息的。下一代不會讓我們牽著鼻子走，他們一定會把我們拋在後面，因為我們常說：孩子是我們的未來，我們的希望。是希望，是未來，就得跟“填鴨式教育”決裂。未來決不會跟過去和現在一模一樣。
最近人們又在談論教育改革，這是好事。改革教育，人人有份，它不只是少數專家的事情。大家都希望這一次能改出一點成績來。我看，單單伸起頸項等待是沒有用的，有意見就講出來。不能再走幾千年、幾百年、幾十年前的老路了。多考慮，多議論，多徵求意見，一切認真對待。總之，千萬不要忘記認真二字。
二
我的前一篇關於端端的短文是一口氣寫下去的。這一段《隨想》則寫得很吃力，還刪改了三次。為什麼會這樣困難？我找出一個原因：我把自己同端端混在了一起，我寫端端，卻想到自己。我的書櫥里有二三十冊筆記本或者更多一些，都是“文革”期間給造反派抄走後來落實政策又退了回來的。本子上記錄著“老師們”的“講課”，全是我的字跡。在那段漫長的時間裡我經常像小學生那樣戰戰兢兢地應付沒完沒了的作業，背誦、死記“老師們”的教誨；我強迫自己順著別人的思路想事情，我把一連串的指示當做精飼料一股腦兒吞在肚裡。是的，這全是為我準備、而我消化不了的精飼料。為了討好“老師”，爭取分數，我發奮，我虔誠，埋頭苦學到夜深，只換來連夜的噩夢：到處尋找失去的東西，卻一樣也找不回來。應該說，有一個時候我也是“全家最忙的人”。我也是一個“沒有開竅”的小學生，永遠記不牢“老師們”的教導和批評，花費了那么多的學習時間，我得到的卻常常是迎頭的傾盆大雨。頭髮在灌輸和責罵中變成了銀絲，拿筆的手指顫抖得不由自己控制，寫作成為懲罰的苦刑，生活好似長期的掙扎。“沒勁！沒勁！”甚至在夢裡我也常常哀求：“放學吧！”我真想做一個逃學的“小學生”。說老實話，我同情端端，我也憐憫過去的自己。
三
關於端端我還得講幾句公道話。固然在學習方面她有缺點，成績也屬於中等，但正如她自己所說“不能把人看死”，她還是一個“在發展中的”十一歲的小姑娘。她也是要變的。
我妹妹批評我“偏愛”端端，我不否認，生活把我和這孩子拴在一起了。我常常想起狄更斯的《老古玩店》。我和端端都看過根據這小說改編的電視連續劇。老外公和小外孫女的形象常常在我的眼前出現。我摔傷後從醫院回家，生活不能自理，我和孩子的兩張床放在一個房間裡，每天清早她六點起身後就過來給我穿好襪子，輕輕地說聲“再見”，然後一個人走下樓去。晚上她上樓睡覺，總是先給我鋪好床。星期天我比她早起，就叫她過來給我穿好襪子，讓她再上床睡一會，我笑著說：“這是包給你的。”她得意地回答：“我承包下來了。”似乎她為這種沒有報酬的“承包”感到自豪。
她不會想到每天早晨那一聲“再見”讓我的心感到多么暖和。
作者簡介
巴金（1904年－2005年），原名李堯棠，字芾甘。四川成都人。1927年赴法國留學。1928年在巴黎完成第一部中篇小說《死亡》。1928年冬回國。1934年在北京任《文學季刊》編委，同年秋赴日本。1935年回國，在上海任文化生活出版社總編輯，出版“文化生活叢刊”、“文學小叢刊”。1936年與靳以創辦《文學月刊》。抗日戰爭期間完成長篇小說《家》《春》《秋》，中篇小說《憩園》《第四病室》。抗日戰爭勝利後曾任平明出版社總編輯。1946年創作長篇小說《寒夜》。1982年獲“但丁國際獎”。1983年獲法國榮譽勳章；1985年被美國文學藝術研究院授予國外名譽院士稱號。2005年10月逝世。主要著作收入《巴金文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