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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宋筆記(第1編5)》講述了:綜觀該書第一編，筆者發現該書具有以下幾個特點：首先，該書在科學的界定“筆記”含義的基礎上，儘可能輯錄宋人所撰的筆記，真正的體現全宋筆記的“全”的特點，避免出現掛一漏萬和雜亂無章的現象。編纂者堅持“筆記”乃“隨筆記事而非刻意著作之文”，限於收錄“宋人著述的筆記專集”，而不包括“未成專集的、散見的單條筆記”，也不包括“題材專一、體系結構堅密的專集”，如“專門的詩話、語錄、譜錄類的茶經、畫譜、名臣言行錄、官箴等”，當然更不包括逐條敘述故事之類的小說和傳記。將該書與20年前台灣新興書局有限公司出版的《筆記小說大觀叢刊》（1984年6月）相比，後者雖然收錄了許多宋人筆記，但缺點一是宋人筆記與小說、譜牒、通俗演義、詩話雜糅，二是有些版本不精。當然筆者只是從宋人筆記的角度評判此書，並不否定它的總體文獻價值。將該書與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歷代筆記小說集成·宋代筆記小說》（1995年2月）比較，後者的缺點：一是收錄的宋人筆記僅188種，有些重要筆記不知何故沒有纂入，如洪邁《容齋隨筆》、周密《癸辛雜識》、周《清波雜誌》、王觀國《學林》、岳珂《木呈史》、羅大經《鶴林玉露》、王辟之《澠水燕談錄》、歐陽修《歸田錄》、何《春渚紀聞》、彭某《墨客揮犀》（已纂錄《續墨客揮犀》十卷）、趙令田寺《侯鯖錄》、葉夢得《石林燕語》、陸游《老學庵筆記》、龔明之《中吳紀聞》等。缺少了這些筆記，便難以反映兩宋筆記的全貌，令人深以為憾。同時，後者所編宋人筆記小說目錄錯訛頗多，如《燕翼詒謀錄》的著者王木永誤作“王泳”，《丁晉公談錄》的著者丁謂誤作“丁渭”，《宋景文公筆記》的著者宋祁誤作“宋祈”，《萍洲可談》的“洲”誤作“州”字，《己酉避亂錄》的“己”誤作“已”字，《晝簾緒論》的“晝”誤作“書”字，《鼠璞》的作者戴埴誤作“戴植”，《養疴漫筆》的著者趙氵晉誤作“趙氵晉錄”，《負暄野錄》的著者陳誤作“陳”，等等。其次，該書大多數宋人筆記系首次經校勘和標點提供世人閱讀，體現了“新”的特點。在該書第一編的49種筆記中，已經由中華書局、上海古籍出版社點校出版的有13種，而此次新點校出版的有36種，占總數的百分之七十三多。這些首次點校出版的宋人筆記中，比較重要的有張洎《賈氏譚錄》、王曾《王文正公筆錄》、宋祁《宋景文公筆記》、江休復《江鄰幾雜誌》、曾布《曾公遺錄》、蘇軾《仇池筆記》、題蘇軾《漁樵閒話錄》、晁說之《晁氏客語》、王欽若《王氏談錄》等。這些筆記有的儘管篇幅不多，但其內容涉及當時的社會經濟、政治、生活習俗等，為後人留下了頗有價值的史料，彌足珍貴。
再其次，該書與此前點校出版的宋人筆記相比，具有比較“準”即點校較為準確的特點。參加該書的整理點校者大都是在中國古代史和古代文學領域，尤其是唐、宋文學和史學方面研究成績卓著者，雖然不敢過譽為極天下之選，但堪稱一流人選。仍以第一編為例，其中尤以整理點校《東坡志林》、《仇池筆記》、《漁樵閒話錄》、《龍川略志》、《龍川別志》等的孔凡禮先生，《涑水紀聞》的整理點校者鄧廣銘和張希清教授，《南部新書》和《近事會元》、《釣磯立談》、《丁晉公談錄》的整理點校者虞雲國教授，《孫威敏征南錄》等的整理點校者黃純艷教授，等等，都是在宋代歷史或宋代文獻研究方面有口皆碑的專家。由此足以保證該書的整理和標點、校勘以較高的質量呈現在讀者面前。比如此前出版的釋文瑩《湘山野錄》（中華書局，1984年版）存在一些標點錯誤，如卷中原作“僕射相國王公至道，丙申歲，為譙幕”（第23頁），誤將宋太宗的最後一個年號“至道”當作“僕射相國王公”的名諱。此次便加以糾正，改為“僕射相國王公，至道丙申歲，為譙幕”。又如宋敏求《春明退朝錄》（中華書局，1980年版）卷上原作：“開寶八年十一月，江南平留，汴水以待李國主舟行。”（第5頁）此次也改正為“開寶八年十一月，江南平，留汴水以待李國主舟行。”這些進展都是有目共睹的，從而得以保證該書點校的質量有了進一步的提高。
總之，《全宋筆記》是中國宋代文史學界繼《全宋詩》和《全宋文》後第三部大型總集，儘管目前初結碩果，只出版了第一編，且不可避免的存在一些錯標、斷句舛錯等缺點，但按照編纂者的計畫，全書約分10編，用五六年的時間全部完成這項工作，筆者相信，隨著編纂者逐漸積累經驗，點校者逐步提高水平，屆時一定會將一部全新的高質量的文獻總集奉獻給廣大讀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