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理論
傑弗里·哈特曼傑弗里·哈特曼的浪漫主義詩歌研究，中期的解構主義批評理論，以及後期的大屠殺研究和猶太文化研究。本文擬以第二階段為焦點，進一步探討作為“耶魯學派”一名驍將的哈特曼與眾不同的解構理論。 第一章勾勒了解構主義思想的輪廓和脈絡，以及德希達的解構思想。同時，著重探討了哈特曼對解構主義理論的關鍵概念“不確定性理論”的繼承。這不僅體現了首先他是位解構主義者，同時也是他對解構主義進行超越的根基
文學立場
傑弗里·哈特曼的獨特解構理論，通過對哈特曼和德希達及其他耶魯批評家的比較研究，指出他們理論立場的主要分歧，由此論證哈特曼是一名“超越解構的解構者”。第二章詳細論述了哈特曼“批評與文學同一性”的立場。哈特曼認為，文學與批評是統一的，這在他的隨筆中特別明顯地表現出來。由此不僅有力地反對了把文學批評和文學創作絕對割裂開來的錯誤觀點，拓展了文學和批評的範疇，還推動了德希達的不確定性原則的深入發展，充分反映了哈特曼的解構主義理論徹底的一面。不僅文學語言、文學文本的含義可以轉換、變動不居，而且不同的文體也是可以轉換和相互包容的。 第三章論述哈特曼堅定不移的人文信仰。一方面，他強調人的主體性，認為文學從來就是人寫的、寫人的、為人而寫的；一旦解構了人的主體性，文本的解讀就失去了人文的依託，是非對錯的道德判斷的基礎便不復存在。另一方面，他重視對歷史和古代文化遺產的研究，並嚴厲批評了解構主義否定或迴避歷史的做法。
心理分析
哈特曼對深層心理的持久關注。從四方面闡述心理分析對哈特曼思想的深遠影響：對未經調節的視象的追求，對批評家心理學的重視，對弗洛伊德解讀模式的論述以及為文本解讀的正名。其中，哈特曼特彆強調，批評家對傳統或前人具有深刻的依賴心理，並努力使自己的作品與前人作品形成一種應答。他非常注重適時的回應和接受者的行為。哈特曼的解構主義理論因而擁有了與眾不同的雙重性：他兼具解構以及傳統的人文性，是一位“超越解構的解構者”。哈特曼拓寬了解構主義的範疇，並在文本閱讀實踐中完美地加以體現，同時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解構主義的虛無主義傾向。因此他應被視為獨特的批評家，並以其獨特的理論建樹得到理解。鑒於現在相 對冷落的的研究現 狀和相 對片面零散的研究成果，本文期望能在一定 程度上推進對哈特曼這一“超越解構的解構者“的研究。
《荒野中的批評》
評價 傑弗里·哈特曼的《荒野中的批評》也是耶魯解構主義批評的代表作之一。該書結合作品分析強調指出，語言必定是隱喻式的，因而其意義是不確定的、多義的、變化的，文學文本的語言更是在不斷破壞、消解自身的意義，因此是一種“持久的變項”；這也消解了文學與批評的界限，所以它反覆強調批評也就是文學。它還認為，批評需要讀者，讀者既是作品的解釋者，又是作品的創造者。
個人影響
隨著20世紀80年代德曼的去世和米勒的離開耶魯，以及90年代哈特曼的退休和布魯姆的批評觀念的轉向，“耶魯學派”早已成為歷史，但德希達的解構理論卻不同程度地對後現代主義後，結構主義理論之後的各種批評理論產生了影響。“後理論時代”是一個群芳爭艷但沒有主潮的時代，各種話語力量和批評流派都試圖同時從馬克思主義和解構主義的思想庫里攫取自己需要的資源，而原先被壓抑在邊緣地帶的話語力量不斷地嘗試著從邊緣到中心進而消解中心的運動，而全球化對文化的影響更是進一步消解了“歐洲中心主義”的思維模式，為東方和第三世界的文學理論和文化批評走向世界進而達到與西方乃至國際學術界的平等對話的境地鋪平了道路。在這方面，出生於阿爾及利亞並且有著猶太血統的德希達和出生於巴勒斯坦的賽義德等人的“解構”嘗試就尤為有著不可忽視的意義。大家完全可以在當今仍活躍的一些理論爭鳴和批評話語中見到“解構”的蹤跡。
對解構批判得最為激烈的“耶魯學派”成員哈羅德·布魯姆(Harold Bloom)在他和德希達等人的論文合集的序中的一段描述：“德希達、德曼(Paul de Man)和米勒無疑是蛇一般的解構者(boadeconstructors)，毫不留情，影響重大，儘管他們每人都對自己那反覆衝破詞語的‘深淵’方式頗為欣賞。但是布魯姆和哈特曼(Geoffrey Hartman)則僅僅是解構主義者。
個人評價
傑弗里·哈特曼留下的大量批評文字卻一直是後來的研究者仔細閱讀和研究的資料。米勒通過仔細的閱讀和比較德曼嗣後出版的《抵抗理論》(The Resistance to Theory, 1986) 和馬克思的巨著《資本論》，竟然驚喜地發現：前者若從文學理論的角度來閱讀實際上可算作是一部政治經濟學著作，而後者若從經濟學的角度來閱讀則應當算作一部文學理論著作。經過這番仔細的推論，米勒指出，無論解構承認與否，它都應該算作是“馬克思發展起來的一種分析模式的（不管忠實或不忠實）的繼承者。如果馬克思是一位解構主義者的話，那么解構就是馬克思主義的一種形式”。毫無疑問，他的這一發現使得解構主義與馬克思主義的一些原則更為接近了，同時也為另一些同時受到這兩種理論體系影響的文學批評家和研究者在實踐中融合這二者的嘗試提供了合法性依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