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景棠

何景棠，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研究員。曾在美國做訪問研究，發表《2002年諾貝爾物理獎與中國人擦肩而過》講述了上世紀70年代末中國當代物理學發展中的一段與2002年諾貝爾獎相距如此之近的往事。

當2002年度諾貝爾物理學獎頒發的時候，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的何景棠研究員正在美國做訪問研究。當他看到日本的小柴昌俊赫然出現在獲獎人名單中時，一段20年前的往事，一段揮之不去的中國與諾貝爾獎之緣立刻湧入他的心潮……他按捺不住，要將這段塵封的歷史寫出來，告訴世人。雖然多年支持他工作的妻子怕寫這篇文章會招來許多麻煩或新聞炒作，不願他發表此文，可他最終還是將稿件投出，刊登在2003年第5期的《科技導報》上。在他看來，中國科技過去的遺憾和彎路再也不能發生在願意獻身祖國科學事業的後來者身上了……
何景棠的這篇《2002年諾貝爾物理獎與中國人擦肩而過》講述了上世紀70年代末中國當代物理學發展中的一段與2002年諾貝爾獎相距如此之近的往事……
上世紀70年代末，德國在漢堡DESY建造了束流能量約為20GeV的電子－正電子對撞機PETRA。中科院高能物理所的唐孝威和後來獲得2002年諾貝爾物理學獎的小柴昌俊當時來到漢堡，分別從事有關研究並在此相遇、相識。恰巧，兩人對質子衰變實驗都產生濃厚興趣，並開始談論實驗方案。
唐孝威於1979年9月回國，小柴昌俊同時也回到了日本。兩人經過多次通信聯繫，建議中日兩國合作，共同建造大型水切侖柯夫探測裝置，以探測質子衰變事例。由於日本是一個多地震島國，沒有高山，即便引以為豪的富士山也只有3800米高，而在中國西部，幾千米高的群山隨處可見。因此，兩人共同建議唐孝威負責在中國西部尋找合適的山洞，中國負責深洞實驗室的建設，配備水電運行條件，提供3000噸—5000噸純水；日本主要負責用於切侖柯夫光信號讀出的約1000個光電倍增管及相關的電子學設備。實驗在中國進行，中方經費由唐孝威向中國政府申請，日方經費由小柴昌俊向日本政府申請。
之後，唐孝威帶著兩個年輕人親自到我國西部山區及四川鐵路沿線尋找合適的山洞，初步找到了幾個候選地點。可他從四川回到北京後，卻得到了有關部門不支持實驗的答覆。至此，合作計畫只好作罷。合作不成，日方的小柴昌俊只好獨挑大樑，向著自己神往的科學目標邁進了。從1979年小柴昌俊與唐孝威共同討論實驗方案開始，到1998年他在世界中微子大會上宣布存在大氣μ中微子振盪實驗結果，小柴昌俊帶領他的研究組經過20年的奮鬥，雖然沒有探測到大統一理論預言的質子衰變的可信事例，卻得到三大成果——證實太陽中微子丟失，探測到超新星爆發的中微子，探測到大氣μ中微子振盪現象，並給出了中微子振盪的相關參數的可能值，從而獲得了2002年諾貝爾物理學獎……
時光荏苒，一晃20多年過去了，當時跟隨唐孝威從事研究的何景棠對此事歷歷在目，一種與諾貝爾獎失之交臂的遺憾在他的心裡也打成了結——如果當時的中日合作能進行下去，如果在中國建造大型水切侖柯夫探測裝置，實驗在中國進行，並且中國人能夠從1979年奮鬥到現在，那么中國人也許有可能問鼎2002年諾貝爾物理學獎。
“可是我們沒有進行實驗，當然與諾貝爾獎無緣，但希望仍存在於將來。”“過去的事終歸過去了，後悔沒用。當然我們也不能確定，如果當國中日合作下去，我們就一定能拿諾貝爾獎。關鍵是我們如何不再讓後來的竭誠為科學事業奮鬥的人失去這樣良好的機遇，如何讓我們的國家有一個良好的公開、公平、公正的競爭機制，以及保護科研創新的法治體制！同時，我願以此文參加‘中國為何沒獲諾貝爾獎’的大討論。”何景棠研究員向記者這樣說到。
記者十分感慨小柴昌俊是在何等艱苦的條件下獲得了諾貝爾獎，何景棠研究員在其文中曾這樣談到：“……中國科學家無法參加這一計畫。這也給小柴昌俊增加了困難。首先，本來中日雙方共同分擔的經費現在要由日方自己單獨承擔，增加了小柴昌俊向日本文部省申請經費的難度；此外，日本沒有高山，小柴昌俊只好在神岡町找到1個廢棄的砷（砒霜）礦井，Kamiokande實驗就在廢棄的砒霜礦井中進行。後來，有個美國科學家參觀Kamiokande實驗後私下說：像這樣的廢棄砒霜礦井，按美國的環保標準，被認為是污染嚴重超標，是不許人進入的。”看來，獲得諾貝爾獎除了國家經費支持之外，重要的是科研人員的創新和忘我精神，更重要的是對科研人員這種創新和忘我精神的尊重和保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