熱奈特首先討論伴隨文本問題，他稱為palimpsest，意為“羊皮紙稿本”：中世紀所用的羊皮紙極為貴重，僧侶經常把原先的文字刮掉，在上面再寫一層，原先的墨跡就隱約留在下面。
符號文本的解釋依靠文本與文化的關係，接收者在接收時看到某些記號，這些記號有時候在文本內（例如詩的分行之類體裁形式），有時候卻在文本外，是符號文本傳送者一道傳送的附加因素，可以稱作伴隨文本。在解釋中，不僅文本本身有意義，文本所攜帶的大量附加的伴隨文本因素，也有意義，甚至可能比文本有更多的意義。所有的符號文本，都是文本與伴隨文本的結合體，使文本不僅是符號組合，而是一個浸透了社會文化因素的複雜構造。在相當程度上，伴隨文本決定了文本的解釋方式。這些成分伴隨著符號文本，隱藏於文本之後，文本之外，或文本邊緣：卻積極參與文本意義的構成，嚴重地影響意義解釋。要理解符號的意義機制，必須明白伴隨文本的作用。
大部分論者在克里斯蒂娃的“文本間性”架構中討論這個問題。國內論者討論所謂“潛文本”，基本上也是延伸演繹“文本間性”概念。熱奈特首先注意到他稱為“跨文本關係”課題：（Genette2000:69-74）八十年代初他的一系列著作合成了一組論著（GérardGenette1997）。
費斯克認為有水平和垂直兩個層面上運作的互文本：水平面是類型、角色和內容等因素，垂直面指的是原文本與其他不同文本之間的相互指涉關係，例如，一部新劇上映而出現的各種宣傳廣告會對這個劇有影響；(Fiske1987)貝內特也指出客群會對某些批評和解釋有“偏好”，從而影響解讀；(Benett1983:16.195-225.)瑪麗.麥克林則把文本分成第一序列與第二序列，第一序列是文本本身，第二序列是附加文本。(Maclean1991:2.273-279)
伴隨文本更有可能喧賓奪主，甚至接管了符號接收者的解釋努力，這種情況可以稱為“伴隨文本執著”：解釋過於依靠伴隨文本，我們往往忘了文本本身。拿看電視劇來舉例：如果熱衷於副文本，我們就會過分注意版本，喜歡舊片；過分熱衷於型文本，我們就會凡是言情劇武俠劇必看；過分熱衷前文本，就會對戲仿與戲說特別感興趣；過分熱衷於元文本，就會被各種評論所左右，就會把關於演員八卦的傳聞代替作品解讀；過於注意鏈文本，就會從喜愛一部作品愛上各種連結文本（例如某個導演，某個演員的其他作品）；過分熱衷於先文本，就會凡是號稱改編自某電影必看；過分熱衷於後文本，就會每天焦急地等著看下一集，進而等續集。
可以說這些做法沒有錯，是當代文化生活的一部分，實際上整個文化產業就是按大眾的這些伴隨文本偏執來編制的。（趙毅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