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堪達爾

伊斯堪達爾 （1779——1811），系額敏和卓的第六子，乾隆四十四（1779）年承襲了吐魯番郡王爵，成為吐魯番郡王。

伊斯堪達爾伊斯堪達爾（1779——1811）伊斯堪達爾系額敏和卓的第六子，乾隆四十四（1779）年承襲郡王位。乾隆五十三年（1788），乾隆帝諭曰：“吐魯番郡王伊斯堪達爾，前入覲時，朕觀其枋具尚堪造就”，因喀什噶爾三品阿奇木伯克鄂斯璊病故，所遺之缺“即著伊斯堪達爾補援”。伊斯堪達爾去喀什噶爾任職，吐魯番的遊牧事宜由其兄色普拉辦理。清朝賞給伊斯堪達爾100兩銀，作為遷徙家口之用。“伊斯堪達爾雖系郡王，在乾清門行走，但初赴喀什噶爾阿奇木伯克任，明亮、博興諸事務須指示”。乾隆五十三年（1788）8月，乾隆帝對明亮奏到各折未令伊斯堪達爾列銜一事諭曰：“伊斯堪達爾系朕世仆，且系郡王，職分較大，著傳諭明亮，只嗣後喀什噶爾一切事件，俱著一體列銜。”後來，乾隆又規定了列銜名次：“伊斯堪達爾乃舊臣僕，且系郡王，嗣後奏事銜名，著在明亮之次，博興銜名，著在伊斯堪達爾之次開列。”乾隆五十四年（1789）11月，伊斯堪達爾去北京朝覲。1759年，新疆的大小和卓木叛亂平定後，大和卓波羅尼都之子薩木薩克逃往浩罕、布哈拉等地，後曾遣人至喀什噶爾與伯克私通信息，並派人代其科斂銀兩，準備謀叛。“伊斯堪達爾遵照明亮等交派，將薩克所遣回子巴喇特拿獲，亦能感激朕恩，實心奮勉從事。著加恩賚賞大荷包一對，小荷包二對，以示鼓勵”。乾隆五十八年（1793）2月，乾隆帝又因明興等的奏摺中未列伊斯堪達爾名進行申斥，“伊（指伊斯堪達爾）系朕舊日得力回臣，且辦理郡王事務亦妥，前曾降旨，令凡有關係回人事件俱著列名。似此兩奏，非有關回人之事乎？何以不列伊名！嗣後即著將伊斯堪達爾作為協辦大臣，凡遇事俱列名同奏”。然後又對伊斯堪達爾進行勸誡，“從前玉素布系哈密回人，額敏和卓系吐魯番回人，伊等一味袒護所屬，欺凌本處回民。今朕將伊斯堪達爾作為協辦大臣，受恩深重。須感戴朕恩，將伊所屬吐魯番人，嚴加約束，諸事秉公辦理，斷不可欺凌喀什噶爾回民，果能奮勉，不唯於事有益，而眾人亦皆心服，庶可長受朕恩矣”。同年，永保上奏朝廷，“伊斯堪達爾人甚謹慎，諸事奮勉，請賞戴花翎”，乾隆帝認為“所奏甚是”，“伊斯堪達爾曾在乾清門行走，爵本郡王，又系阿奇木伯克，明亮、明興、雅德等在任多年，並未代伊奏請賞戴花翎，殊屬非是。伊斯堪達爾著加恩賞戴三眼花翎，以示朕篤念故回仆至意”。乾隆五十九年（1749），邊卡侍衛上行走之護軍校察起圖等，與安集延貿易人串通舞弊。乾隆甚為生氣，“卡上官員兵力，理應稽查商人出入，乃膽敢貪賄，商同安集延貿易人等，少開包貨，希圖漏稅，殊甚藐法”。對此案所涉及人等進行嚴懲，“伊斯堪達爾設法訪獲隱藏貨物，亦屬奮勉”，乾隆對伊斯堪達爾又行賞賜。同年，伊所及堪達爾去北京朝覲，乾隆帝賜宴，並賞“黃韁”。嘉慶元年（1796）嘉慶登基，乾隆稱太上皇帝，“太上皇帝幸瀛台，回部吐魯番郡王阿奇木伯克伊斯堪達爾等……於西門外瞻覲”。嘉慶二年正月辛亥，“太上皇帝御紫光閣。賜……吐魯番郡王阿奇木伯克伊斯堪達爾等十六人……宴，並賞賚有差”。乾隆故世後，伊斯堪達爾“甚為哀慟”，他為感戴皇恩，“闔家暨諸伯克頭目小回民，俱照內地例，縞素成服”。嘉慶帝知悉後，“即照伊斯堪達爾所請，準其率子玉努斯前來恭謁梓宮”。嘉慶十年（1850），伊斯堪達爾去北京朝覲，“是幸瀛台，閱冰枝，喀什噶爾三品伯克伊斯堪達爾等四人……於西苑門外瞻覲”。並在保和殿賜宴，“上進酒，召……回部吐魯番扎薩克郡王伊斯堪達爾……至御座前賜酒成禮”。嘉慶十六年（1811），伊斯堪達爾病故，清“賞銀300兩治喪，以其子玉努斯襲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