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增

任增（1723-1784），字蔚嶺，一字損之，號寓圃，河南永城人。 任增於1830年到1834年間在棗強任職，前後不到5年時間，但他去職後，棗強的百姓卻一直在懷念他。 巧合的是，任增的兒子任銜蕙後來也被任命為棗強知縣，政績也很卓著，棗強百姓高興地說：“公有子也。

任增（1723-1784），字蔚嶺，一字損之，號寓圃，河南永城人。乾隆十九年進士，曾先後任南和、宛平、棗強、禹城、惠民等縣知縣。但世人卻稱他為“任棗強”，因為他在棗強的政績最為突出。
任增於1830年到1834年間在棗強任職，前後不到5年時間，但他去職後，棗強的百姓卻一直在懷念他。棗強土地肥沃，較周邊各縣富足，富翁也多，但這些富翁之間經常為利益發生摩擦，以至打官司。而一些小人則在其中挑撥離間，以冀分得一杯羹。所以任增上任之初，積案如山，訴訟不斷。任增洞察秋毫，曉之以理，在辦案過程中嚴明紀律，首先自己做到不吃請不受賄，不偱私情，談笑間就很快處理了各種訴訟。此後民風漸淳，富翁們也都保全了自己的財產。
當時棗強還有一個弊端，即里長、保正巧立名目，徵收賦稅。老百姓自己在家裡織了不足一匹布，紡了不到一斤線也要上稅。因為稅額較小，老百姓也就忍了，所以官府並不知道這個情況。任增到民間走訪了解到了實情，立即取消了這些苛捐雜稅，嚴厲禁擾民。任增還建了普濟堂，施衣施粥，收養沒有生活能力的孤寡貧民，造福一方百姓。
乾隆三十九年（1774），在山東壽張爆發了以王倫為領袖的“清水教”起義，義軍北上，攻占臨清，距棗強只一日之程，城內官吏和商賈士民惶惶不可終日，紛紛準備棄家而逃。此時任增因為在宛平任期內修建營堡報冊逾期而被免去棗強知縣，繼任者也已到任，按理說任增可以攜家眷名正言順地離開這個是非之地，但任增毅然決定留下，他說：城內只有一典史、一把總，士兵不過數十人，肯定不能禦寇。新任者初來乍到，對當地情況一無所知。“我一去，則民必散；民一散，則賊必乘虛來據城；城陷，而此城不可為矣。吾寧與城存亡耳！”於是部署兵力守城，與新任者分工合作，各守一方。過了一個多月，形勢逐漸穩定下來，任增才放心地赴京述職。幸好吏部未詳加追究，又把他派到山東禹城做知縣去了。
巧合的是，任增的兒子任銜蕙後來也被任命為棗強知縣，政績也很卓著，棗強百姓高興地說：“公有子也。”
任增與紀曉嵐是同榜登科的進士，在重修棗強縣誌時，紀曉嵐欣然撰寫了《棗強知縣任公傳》，任增去世後，又親自撰寫墓志銘，稱讚任增“意氣豪爽，胸懷坦白。……每酒酣耳熱，議論飆發，四座聳動，覺光明磊落，鄙吝之意都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