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基本信息
原載《莽原》1992年第3期。
二：內容簡介
從題目上看，《仲夏小調》似乎是充滿輕鬆的生活喜劇敘事，但是，讀下去我們才知道，這個題目是作者有意用的反語，或許他想說明，鄉村的“仲夏小調”也不是喜劇，而是日常生活中的無法承受之重。小說一開始就是麻狗和他妻子大白桃的家庭戰爭，戰爭的起因似乎是因為女兒的傷風敗俗，但是，接下來我們知道，這種爭吵只不過是他們為貧窮生活激起的煩躁感尋找的一個出口罷了。對於他們來說，生活最大的壓力還是貧窮，在麻狗和妻子大白桃吵架之後，因為大白桃不做飯，麻狗揚言要上街買羊頭吃，小說接下來寫到：
他在街上走，街上羊肉鍋里的香氣把他的腦海里塞得滿滿的。他看到許多人都在羊肉鍋前站著或蹲著啃熱羊頭喝熱羊湯，他就使勁咬一口饃。他這樣一直走到十字街，他穿過三家羊肉鍋，可是他一家也沒有去，他走到十字街的時候他的饃吃完了。他把手無聊地伸到褲兜里去，褲兜里有一疊毛票，他想起那是一張鋤的錢。他把那些賣鋤而得來的票子握在手心裡，下了幾次決心也沒能走到羊肉鍋邊去；他心裡想，媽那個X，反正是不過了，可是最終他還是把那些吃羊肉喝羊湯的人拋在了身後，他的手心裡已經出了汗，汗水把那些票予都浸得軟綿綿的。
從麻狗的節儉中――寧肯不吃飯也不去吃羊頭，我們可以看出，貧窮對於這個農村漢子的巨大壓力。接下來，小說又敘寫了麻狗一家的其他的日常生活，點種、操場、打麥，等等，寫出了麻狗所遭受的身體的重壓和精神的屈辱。小說最後是以麻狗一家打麥結束的。雖然歷經艱辛終於把麥子打了，但是麻狗在睡夢中卻流出了眼淚。這個小說中沒有人死亡，但是鄉村生活卻遠非仲夏小調式的充滿詩意，而是無邊的細碎的苦難。當然，這個苦難的背後的原動力還是貧窮。墨白小說中，凡是具體進行鄉村生活描述的，都充滿了苦難，概莫能外。顯然，這是墨白寫作立場的一種表達。對此，墨白自己有過解釋，他說：“苦難的生活哺育了我並教育我成長，多年以來我都生活在社會的最下層，至今我和那些仍然生活在苦難之中的人們，和那些無法擺脫精神苦難的最普通的勞動者生活仍然息息相通，我對生活在自己身邊的那些人有著深刻的了解，這就決定了我寫作的民間立場。”
三：作者簡介
墨白，本名孫郁，先鋒小說家，劇作家。1956年農曆十月初十出生於河南省淮陽縣新站鎮。務農多年，並從事過裝卸、搬動、長途運輸、燒石灰、打石頭，油漆等各種工作。1978年考入淮陽師範藝術專業學習繪畫；1980年畢業後在鄉村國小任教十一年。1992年調入周口地區文聯《潁水》雜誌社任文學編輯，1998年調入河南省文學院專業創作、任副院長。
1984年開始在《收穫》《鐘山》《花城》《大家》《人民文學》《山花》《十月》《上海文學》等刊開始發表作品，其中短篇小說《失蹤》、《灰色時光》、《街道》、《夏日往事》、《秋日輝煌》、《某種自殺的方法》、《最後一節車廂》、《陽光下的海攤》、《一個做夢的人》等一百多篇；中篇小說《黑房間》《告密者》《討債者》《風車》《白色病室》《光榮院》等四十餘部；出版長篇小說《夢遊症患者》《映在鏡子裡的時光》《裸奔的年代》等六部；隨筆《〈洛麗塔〉的靈與肉》、《三個內容相關的夢境》、《博爾赫斯的宮殿》、訪談錄《有一個叫潁河鎮的地方》、《以夢境顛覆現實》等七十餘篇；出版中短小說集《孤獨者》《油菜花飄香的季節》《愛情的面孔》《重訪錦城》《事實真相》《懷念擁有陽光的日子》《墨白作品精選》《霍亂》等多種；創作電視劇、電影《船家現代情仇錄》《特警110》《特案a組》《當家人》《家園》《天河之戀》等多部；總計七百多萬字。作品被譯成英文、俄文、日文等、曾獲第25屆電視劇“飛天獎”優秀中篇獎、第25屆電視劇“飛天獎”優秀編劇獎。
四：評論
面對粗鄙而熱辣的現實人生――《仲夏小調》和《生活是太陽》漫評
曹增瑜
孫方友和墨白兄弟倆是近年來河南文壇上相當活躍的一對基層作家。他們的作品生活視野開闊，鄉土氣息濃厚，給讀者留下了深刻印象。這一回他們拿出來亮相的兩部中篇都是近距的現實題材，都是故鄉熱土上鮮活生動的人生圖景，儘管它們不一定是或者很可能不是這對兄弟最好的作品，然而作為評論者，我仍然感到滿意。正如胡風在30年代的一篇書評中所說的：“這裡找不出一絲一毫的‘名士才情’，更沒有什麼‘明淨的觀照’，但這種‘粗鄙’而熱辣的人生，卻是這個世界裡的事實。我們懂，我們關心，對於那裡面的人物和事件我們也就能夠說出平凡的觀感。”
一
先說遠觀的印象。
加拿大著名文學理論家弗萊曾經指出：“賞畫可以近觀，細辨畫家的筆法和刀法。……離畫面稍遠一些，便能夠清晰地看到構圖，這時觀察到的是表現的內容。……再遠一點兒，就愈見其整體構思。……同樣，在文學批評中，我們也常常需要‘站遠些’來觀照作品，以便發現其原型結構。”
我們不妨借弗萊的“眼鏡”來看一看：當我們同《仲夏小調》(墨白)和《生活是太陽》(孫方友)拉開距離、遠遠望去的時候，究竟能發現些什麼。
儘管冒昧，但我還是想說，我看到了它們背後兩個流傳久遠的神話故事：“夸父逐日”和“黃粱夢”。
“奈父逐日”是中國古代神話系統中最富於哲學意蘊的故事之一。從世俗的眼光看，夸父很可能是個愚蠢而且狂妄的巨人。為什麼要追趕太陽呢?為什麼要為這種無意義、無價值而且注定要失敗的事情丟掉自己的性命呢?但是，換一個角度，從精神的層面來看，夸父的行為中卻包含著豐富的啟示：生命不光是為活著而存在的，它的意義在於對某種價值的確認和堅守，在於通過執著的拼搏，把生命的能量發揮到極致。這是神性的真諦，也是人性的真諦。在這一點上，神和人原是可以相互溝通的。
我把“夸父逐日”的故事看作是《仲夏小調》中隱藏著的一種原型的想法，正是立足於此。墨白筆下的麻狗誠然沒有夸父那樣的偉力，他只是一個貧困卑微的普通農民，他也沒有夸父那樣的義無反顧的氣魄，在環境的巨大壓力面前，他不能不在頑強抵抗之後時時作屈辱的敗退，因為他還得艱難地生存下去，擔負起對妻子兒女的責任。然而在心靈深處一些最基本的方面，他與夸父之間卻不乏相同的地方：他們所執著的，都包含著某種超越世俗利害的價值
(在夸父，是拼搏和較量的意志，在麻狗，是貧弱之中的自尊)：他們所對抗的，都是遠比自己強大的對手(夸父面對的是太陽永恆的運行及其炙熱的烘烤，麻狗面對的則除了大自然之外還有重利輕義、趨炎附勢的社會環境)，他們的奮鬥，又都具有一種不計成敗的悲劇意味。當然，相比之下，夸父是主動的挑戰，麻狗是被動的防守，但是，由於力量的懸殊，麻狗身上這種人性的閃光其實是彌足珍貴的。
小說中給人印象最深的，就是麻狗在打麥過程中那段充滿屈辱、憤激和心力交瘁的經歷。繁重緊迫的農活一次次把他逼到崩潰的邊沿，然而接踵而至的往往又是精神上的打擊：好不容易跌跌撞撞地把小山似的麥捆背到“班長”的場上，劈頭就遇上“班長”老婆的一頓羞辱，千辛萬苦地幫助排在自己前面的老丙打完了麥，一泡尿沒尿完，人家卻把打麥機推到了小虎家的地里，自己不忍看羊羔媽的哀求，讓她家先打，不料打完了她家，打麥機又被有錢有勢的趙啟推走：滿腔激憤還沒來得及進發，狂風驟起，暴雨眼看就到，只得“像一條發瘋的狗”一樣拼著老命往一塊垛麥。在艱難的農事、澆薄的人情和喜怒無常的大自然之間，麻狗被無情地推搡著，揉搓著，顛簸著，然而，他又是那祥頑強地掙扎著，抗拒著；搏鬥著。一種卑微的生命形態就這樣在被推向某種極致的過程中逐漸顯示出了不可抹煞的價值和力量。當麻狗最後沉重地躺倒在麥堆上的那一瞬間，我們聽到的仿佛正是夸父強有力的生命之弦轟然崩斷的巨大聲響。
“黃粱夢”的故事同《生活是太陽》的關係比較複雜。以往對這個故事的理解只局限在“富貴榮華終究如夢”這個表層意蘊上，實際上故事中還有一個潛隱的層面，即“夢中享盡榮華富貴”。前者反映的是傳統文人從自身的精神優勢出發，在意識層面對世俗名利的超越：後者則表現了他們作為肉身凡胎的局限性和不能忘情於物慾的潛意識。其實這正是中國文人內心深處隱藏得很久的一對矛盾。
《生活是太陽》這篇小說寫窮急的中學教師圖謀跳槽以改善處境，在這一點上，與“黃粱夢”中寫落魄文人在夢中發跡的故事顯然女相似之處。然而這裡的置換變形更是多重的，尤其引人注目的是，S型故事中表層意蘊和深層意蘊的矛盾在小說中已經變成了同一層面上兩種價值觀念的衝突和較量。
小說的前半部幾乎充滿了這種衝突。積極催促丈夫改行從政的胡娜娜其實可以看作是黃光靈魂的另一半。傳統的文人價值觀使黃光保持著在以往生活軌道上的惰性，窘困的生活狀況(工資長期拖欠，連買油買肉的錢都沒有)和鮮明的對比(弟弟黃小的暴富)則迫使他作出更加現實的考慮和選擇。胡娜娜當然又是黃光所面對之外部環境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她以一種咄咄逼人的姿態干預著黃光的內心衝突，促使黃光改變自己的人生追求。這種人物關係的設定及有關場景的描繪，不僅印證了“黃粱夢’所提示的傳統文人的心理結構，而且反映出了新的現實環境對它的擠壓與扭曲。
只是作為一部現實主義的作品來看，這裡的衝突顯得有些簡單化。胡娜娜的形象缺少充實豐盈的血肉。特別是，作為一枚舉足輕重的砝碼，黃小組織“中州侏儒雜技團”陡然暴富的故事顯得傳奇色彩太濃，缺乏生活實感。所有這些，都妨礙了黃光內心矛盾的深入表現。
接下來的故事發展，很大程度上偏離了原來的軌道。黃光由於意想不到的原因被抽調到鎮黨委當上了專職陪酒的“陪秘書”，後來又由於偶然的原因失去了這個職位。這一得一失的情節主線，本來具有豐富的社會內涵，而且為生動刻畫、深人展示主人公的性格心理提供了一個很好的機會。可惜的是，作者把大量的筆墨白白地浪費在一些旁逸斜出且不盡合理的次要情節上。更重要的是，主人公富於個特特徵的內心矛盾到此已經中斷，他似乎已經變成了一具沒有靈魂的軀殼，浮沉飄流在生活的濁浪中。他因當上了“陪秘書”而沾沾自喜，因失去了這個職位而痛苦萬分。鎮黨委張書記突然顯露的深刻思想和新上任的白書記無懈可擊的原則立場更襯托出了
他的淺陋卑俗。於是，當代文化人更富有時代特徵的內心痛苦被忽略了。整個故事也就從知識分子在現實困境中的兩難選擇變成了一個小市民在世事變幻中的得失計較。
二
再說近觀的感受。
近觀所見，是一些細微之處。只覺得兩部作品的敘事態度大不相同。根據現代敘事學的觀點，在小說中，作者的敘事態度是通過敘述者表現出來的。隨著現代小說技巧的發展，作品中的敘述者越來越表現出豐富多彩的個性。它們的敘事態度，對作品的藝術效果產生了複雜的影響，因而越來越受到人們的重視。
在墨白的《仲夏小調》里，敘述者採取了一種很謹慎且很投人的姿態。它仿佛一位陌生的隱形人，第一次跟隨主人公進入這個世界。它緊緊地追蹤著這位名叫麻狗的農民，觀察著、傾聽著、記錄著他的一舉一動、一言一行。同時，它又常常像幽靈一樣附著在麻狗身上，用他的眼光來看，用他的耳朵來聽，用他的心來感受。它像一架忠實的攝像機，不加刪節、不加修飾地圍繞著主人公攝下一盤又一盤的膠片。隨著這種敘述，麻狗的身份，他的處境，他的性格，他和家人及村人的各種關係以及他急躁煩亂的心情、疲憊勞累的感覺，無不在一幕幕平凡瑣碎而又艱難困頓的農家生活場景中如浮雕般生動地凸現出來。
這種敘事態度的一大特點是精細。但這不是為了突出重點場景、強化某種感受而特意安排的精細，而是意在傳達生活原貌保留生命本色的那種近乎不加選擇的精細。當我們按照敘述者的指點，觀看著、感受著、體驗著麻狗在他那卑微辛酸的人生之路上的每一步艱難的跋涉，每一聲沉重的喘息，每一次傾盡全力的掙扎時，你會突然感覺到，你和麻狗之間的距離縮短了，你仿佛能觸摸到他粗糙的皮膚，感覺到他呼出的熱氣。你會驚異地發現，自己和另一個陌生的生命之間竟然可以如此貼近。於是，你不能不經由那些平凡瑣碎的細節全身心地沉浸在麻狗的人生境遇中，從而產生一種深刻的共鳴。
冷靜是這種敘事態度的又一特點。敘述者顯然不打算把麻狗作為歌頌的對象，但它也不想渲染麻狗的不幸以換取讀者一味的同情。麻狗是弱小的，但又是倔強的：他是卑微的，又是自尊的，是粗魯的，又是有感情的。他的缺點和長處俱在。總之，他是一種不可替代的獨特生命個體。作品所以能產生這樣的藝術效果，很大程度上與這種冷靜敘述、客觀呈示的敘事態度有關。在《仲夏小調》里，敘述者基本上隱藏在故事和主人公的背後，不評論，不解說，不煽情，甚至儘可能地不作倒敘插敘式的補充，努力讓麻狗的生存狀態以及他同周圍世界的關係按照本來的面貌自然呈現出來。這就避免了對故事內涵的單向度闡釋，為讀者從各種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層面把握故事的意蘊提供了可能性。
在《生活是太陽》里，孫方友的敘事態度顯然與乃弟迥然有異。作品也是第三人稱敘事，這一點和《仲夏小調》並無不同。它們的區別在於，墨白筆下的敘述者相當謹慎地限制了自己的視野和活動方式，而孫方友作品中的這位敘述者卻是不甘寂寞的，為了把中學語文教師黃光的這段人生經歷講得儘可能曲折生動，富有認識價值和教育意義，孫方友筆下的這位敘述者表現得相當活躍。一方面，為了讓讀者儘快地進入故事規定的情景，它總是不停地對當下的事態發展補充各種各樣的背景材料，同時，為了體現作者的意圖和傾向性，它還利用各種機會，對諸如胡娜娜的小市民氣和黃光的夫子氣之類進行批評和調侃，此外，它更要經常用類似於過場戲的概括敘述聯結相關的故事場面，從而把故事按照預定的軌道推向前進。
這種敘事態度和敘事方式自然有它的好處。比如便於控制敘述速度，梳理故事線索，交代故事背景，顯示故事意蘊等，比較適合講述情節曲折頭緒眾多的故事。
問題是，在《生活是太陽》里，這位敘述者似乎過於相信自己駕馭故事的能力，而或多或少地忽略了人物在故事中的地位和作用。正因為如此，所以我們在小說中固然能看到，黃光在人生之路上充滿尷尬的“升遷”和不無屈辱的跌落，但是，對於這位主人公在此處境中的具體感受，我們卻所知甚少。我們搞不清楚，這位熱心創作、不慣鑽營的中學語文教師後來去當無所事事、遭人非議的“陪秘書’何以會心安理得?搞不清楚他從原來習慣的生活軌道突然轉入一種新的環境，自身原來的價值突然變得幾乎不值分文的時候，何以能夠保持；b理平衡?究竟是生活的冷酷扭曲了他的形象，還是他壓根兒就是那種假模假式、附庸風雅的無聊文人?敘述者似乎忘了給我們以必要的提示，或者說至多只提供了一些相互矛盾的蛛絲馬
跡。這種粗疏看來與敘述者過於注重以概述推動故事進程而忽略了人物性格通過場面描繪的充分展示有密切關係。
比較兩篇小說，我們不難發現，它們的敘事態度的差異其實集中地體現在對待作品中的人物――特別是主人公的態度上。在墨白的《仲夏小調》里，所謂故事的敘述，實際上就是主人公麻狗的生活在某一段時間軸上的展開。故事的靈魂，就是人物的性格、心理和處境。故事的魅力來自人物生存狀態的真實性，來自人物性格的獨特性，來自讀者對人物的關注和心靈上的溝通。敘述者決不以自己的存在干擾生活的自然展示。在《生活是太陽》中，情況就不一樣了。故事凌駕於人物之上。故事體現了作者對生活的理解，而人物，包括主人公在內則只是支撐這個故事的活的道具。故事的敘述者可以自由地決定告訴我們什麼不告訴我們什麼，仿佛在我們同生活、同人物之間垂下了一道厚厚的帷幕。只有根據它的安排和選擇，我們才能對大幕後的世界看上一眼兩眼。更多的時候則是靠敘述者的旁白來了解劇情。在這種情況下，也就難以責怪失去耐心的讀者了。
三
《仲夏小調》和《生活是太陽》兩部作品無疑都體現了作者擁抱現實的熱情，這也許是大多數河南作家的共同優點。至於這兩部作品所反映出的一些問題，恐怕也有一定代表性。從《生活是太陽》來看，作者似乎較多地受到舊的思維定勢和藝術經驗的制約，急於用故事表達自己對某些社會問題和社會現象的看法，而未能使自己的體驗達到較深的層次，亦未能把自己的體驗從容化為獨立自足的藝術形象。《仲夏小調》的作者則顯然得益於80年代中期以來新鮮的文學思潮和創作經驗的影響。他的作品雖然也有強烈的現實針對性，然而卻立足於對“人”這種生命現象的完整體現。這裡所面對的當然不是抽象的人，也不是一種單純的社會角色，而是一個渾身塗滿了各種色彩打滿了各種烙印卻仍然不肯就範不可限定的活生生的性格和靈魂。只是由於功力不夠，作品寫得還有些平板。相對於潑辣生動的人物語言，敘述語言還缺乏自己的特色。然而無論如何，從他們身上，我們畢竟可以看到巨大的創作潛力，可以看到河南作家正在上升的創作勢頭。新的突破，新的崛起，也許正有待於紮根生活沃土中的他們和全省各地眾多的文學新人來實現。
1992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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