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淵源
中央統戰部幹部局原副局長鬍治安曾發表文章分析，交叉黨員產生的歷史原因包括，一些民主黨派成立時，得到共產黨的幫助，一些黨員就參與其領導工作或成為其骨幹。如民革中央的王崑崙、民盟的胡愈之等，他們本身就是中國民主運動中的風雲人物。另外，共產黨擁護孫中山的三民主義，許多民主人士本來就是共產黨的“同路人”。
上述所提到人士中，胡愈之加入了中國民權保障同盟，為營救被國民黨逮捕和迫害的牛蘭夫婦、陳獨秀、陳賡、廖承志、侯外廬等共產黨人和愛國人士做出了貢獻。王崑崙則為了發展和擴大黨的統一戰線，以國民黨候補中委、立法委員的身份出現，並在重慶參與組織了中國民主革命同盟，吸收團結了一大批民主黨派成員、國民黨左派和其他愛國民主人士。
而葉劍英也曾以國民黨武漢政府第二方面軍第四參謀長的身份為黨組織蒐集所需情報。在汪精衛決定反共之時，是葉劍英獲知情報後即刻找到葉挺、賀龍商量，二人隨後率領部隊奔赴南昌，參加了著名的南昌起義。
胡治安回憶，曾任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中央主席的朱學范在臨終前留下遺願，希望被追認為中共黨員。1996年1月7日，91歲的朱學范病逝後，家屬也向前來的工作人員提出要求，希望“共產黨不要將他拒之門外”。雖然最後並未達成，但同意為其遺體覆蓋國旗的決定還是讓朱學范的家人在心理上多少得到了些安慰。
代表人物
在中國的高級別官員中，也存在交叉黨員的情況。
比如南方都市報曾報導，原江蘇省副省長曹衛星，2009年出任江蘇省副省長時，是全國30名任省級政府副職的黨外人士中唯一的“交叉黨員”。
此外，現任九三學社中央主席、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國科協主席韓啟德也是一名中共黨員。
資料顯示，進入和平年代以來，“交叉黨員”分為兩種，一種由中共委派，共產黨員協助民主黨派工作；另一種則是有部分民主黨派人士自願提出申請，希望被吸收加入到中國共產黨這一大組織中去。
中共黨員如何加入民主黨派有嚴格的規定。黨建讀物出版社出版的《黨員實用手冊》里稱，中共黨員一般不能加入民主黨派。
但也存在特殊情況，對於個別適合做民主黨派領導工作的中共黨員，在民主黨派要求和同意下的前提下，經上級黨委批准，可以加入民主黨派組織，調到民主黨派工作。一位統戰系統官員曾介紹“舉個例子說，可能會因一位共產黨員有台灣身份，將他調入台盟，更利於工作的開展，但這種情況其實非常少，規定越來越嚴格。”
相比之下，民主黨派人士想要加入中國共產黨並沒有那么難。
中國共產黨新聞網解釋稱，各民主黨派成員和無黨派愛國人士要求加入中國共產黨的，只要具備共產黨員的條件，一般情況下黨組織應該按照黨章規定，吸收他們入黨。
但對於民主黨派、工商聯各級組織中的主席（主委）、副主席（副主委）、秘書長、組織部長、省級以上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人民政府、人民政協的負責人中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愛國人士的入黨問題，應按中央有關規定執行。民主黨派的成員申請加入中國共產黨，不必要求他們退出民主黨派的組織。其入黨後，也可以繼續參加民主黨派的活動。
但是，要加入中共的民主黨派人士要先經過民主黨派組織的審核。民建中央原專職副主席陳明德曾在2002年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如果申請加入中共的民建成員不在很特殊的位置上，那么根據工作的需要，可以批准他的想法。“但如果太多雙黨籍的，那人家會說我們和共產黨一樣了，全是共產黨員從工作上講也不一定合適，我們是根據工作需要接受個別人的請求。”
如何管理
民主黨派成員兼具中共黨員身份成為交叉黨員，曾是50年代民主黨內部的爭議話題。但在公開資料中，1990年代以後，這個問題幾乎沒有人提起。
對於全國有多少交叉黨員，並沒有找到太多資料。中國民主促進會曾在其官網中稱，2002年交叉黨員比例為6%，2004年這一比例為4.8%。2002年，陳明德在採訪中透露，當時民建黨內交叉入黨者所占比例約為1%至3%。
對這部分交叉黨員的管理，有不願具名的政黨研究教授曾介紹，交叉黨員入黨的先後順序並不影響黨費繳納、黨內學習等程式。只要條件允許，雙重黨籍需按照兩黨各自規定繳納黨費，接受雙重管理。“一般會認為申請加入中共屬於更高追求，政治性要求更高”。
中共支部在民主黨派中並非個別存在，2011年6月30日下午，中央統戰部一局黨支部，民建、台盟中央機關中共支部就共同舉行了慶祝建黨90周年活動。
陳明德曾表示，民建中央機關中共黨支部里的工作人員接受中共統戰部黨委和民建中央委員會的雙重領導管理。
中國共產黨歷來對“交叉黨員”是嚴格要求的。要求他們應與民主黨派同志平等相待，搞好合作共事；要求他們以共產黨的組織生活為主，但在民主黨派的各項活動中，應起骨幹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