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細亞社會

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成熟著作中，他們把對亞細亞社會的這種初步的概述加以修改和擴充，形成了更複雜的AMP的觀念。 戰後，維特福格爾寫的《東方專制主義》一書促進了對亞細亞社會的討論。 可見，“亞細亞社會”是在馬克思主義中表現出來的一個東方學的疑難問題。

亞細亞社會（Asiatic society）
儘管在19世紀對亞細亞社會的分析不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在理論上和經驗問題上考慮的中心，但是，“亞細亞社會”的性質，或者更加科學地說，亞細亞生產方式（以下簡稱AMP）以後在馬克思主義中卻表現了理論上和政治上的重要意義。關於AMP的爭論所引起的有關問題，不僅涉及馬克思主義在歐洲事物發展以外的思想，而且涉及到唯物主義地解釋階級社會、革命轉變和世界歷史的性質的問題。依據一種明顯的二難推理，可以顯示出“亞細亞社會”觀念的爭端。如果承認了亞細亞社會的社會經濟特徵，那么常用的那種符合目的論構想的有關歷史變遷排列法（奴隸制、封建制、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也可能用不上了。不過，在承認AMP的合理性時，馬克思主義者可能還是把西方歷史放在優越於東方歷史的地位。這樣，西方能動的、進步的特性便與靜止的、倒退的東方形成了獨特的對照，而且難以把馬克思主義的範疇跟“東方專制”的傳統觀念區別開來。認為亞細亞社會是專制的、暴君式的、靜止的這種信念，可能發展成對殖民主義的一種辯護，也就是說，外部干涉無論多么不幸，卻是內部變革的必要條件。
馬克思和恩格斯最早是在1853年產生了對亞細亞社會分析的興趣，這是他們在報紙上批判英國對外政策的結果。他們在《紐約每日論壇報》上發表的文章內容，受到了詹姆斯·穆勒（1821年發表的《英國印度史》），弗朗斯瓦·貝爾尼埃（1670年發表的《大莫臥兒帝國遊記》）和理查·瓊斯（1831年發表的《論財富分配和稅利來源》）的影響。依據這些資料來源，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缺乏私有財富，特別是缺乏土地私有權是亞細亞社會停滯不前的基本原因。王朝的鬥爭和軍事征服所引起的亞細亞社會政治結構的周期性變動，並沒有帶來經濟結構的激進變革，這是因為土地所有權和農事活動的組織仍舊掌握在實質上的地主即國家手裡。把農業和手工業合為一體的經濟上自給自足的古代農業公社的連貫性，也決定了亞細亞社會的靜止屬性。由於地理和氣候的原因，這些公社所依賴的灌溉系統需要有集中的行政機構去協調和發展大規模的水利工程。可見，專制主義和靜止狀態，便通過國家在公共工程中的主宰作用和村莊公社的自給自足和孤立狀態得到解釋。
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成熟著作中，他們把對亞細亞社會的這種初步的概述加以修改和擴充，形成了更複雜的AMP的觀念。在《大綱》中，馬克思注意到東方和西方的城市歷史的一個關鍵性區別。在封建社會裡，政治上獨立的城市，是作為容納交換價值的生產的逐步增長的場所而存在的，它們的存在是資產階級和工業資本主義發展的關鍵；而在東方則有所不同，東方的城市是由國家人為地創造出來並一直從屬於農業和農村的，它只不過是強加在社會結構之上的“王侯領地”。馬克思在這裡特彆強調自給自足的土地公有制，自給自足的農村是以國家為代表的社會統一的真正基礎。
這樣，AMP便被構想為一種從原則上說能夠在亞洲之外產生的公共占有方式。類似這種把AMP作為公共占有形式的論述也出現在《資本論》中，馬克思在那裡又一次指出亞洲農村的自給自足和把手工業與農業合為一體是東方專制和社會停滯不前的主要基礎。《資本論》是從鄉村生產的單一性來確定亞細亞穩定的本質特性：“亞細亞社會不變的秘密”。這些公社的剩餘產品以國家稅利的方式被徵收，因此，地租和稅收是一致的。
雖然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分析中，關於亞細亞社會的基本特徵有相當大的不同，但是，這些多樣化的特性的要點，就是把亞細亞社會的停滯狀況放在跟西方發展相對的地位，從而在反面驗證了那些在歐洲封建社會中有助於資本主義發展的因素。從東方學家的觀點來看，亞細亞社會是一種過分發展的國家機構和不發達的“文明社會”的典型，而歐洲則是一種正面的典型。在亞細亞社會，由於集權化的國家控制著文明社會，不存在那些跟資產階級興起緊密聯繫的社會條件——自由市場、私有財產、協會組織和資產階級法律。缺乏私有財產就排除了作為社會變革動因的社會階級的發展。從村莊的角度看，所有的居民可以被看作是一個被壓迫階級存在於一個“普遍奴隸身份”的國家中。可是要斷定亞細亞社會中的統治階級是困難的。很清楚，被馬克思和恩格斯認為最初階級關係形式的種姓等級制度卻不能用於對中國、土耳其和波斯的分析。馬克思對印度的分析含蘊了這么一個意思，由於缺乏社會變革的內在結構，英國帝國主義雖然並非出於本意，卻成為促進AMP瓦解的一個主要的外部力量。在《紐約每日論壇報》上發表的文章中，馬克思和恩格斯論證了英國通過在大陸上創造了私有財產，通過破壞停滯的AMP，徹底變革了印度社會。鐵路系統，出版自由，現代軍隊和現代化的通訊方式，在印度為社會的發展提供了制度上的結構。有人根據這些文章宣稱，馬克思關於英國帝國主義的論述會引導出這樣的命題，帝國主義形態越擴張，就會帶來越深刻的現代化結果（見“參考書目”①）。亞細亞的特徵終將為帝國主義的擴張提供一種辯護，儘管是隱蔽的。由於AMP具有強烈的意識形態的含義，所以馬克思主義者時常爭論是否破除這一特殊概念。
AMP概念經歷了破壞、恢復和重振的長期歷史。馬克思曾在1859年發表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把AMP當作“社會經濟形態演進的時代標誌”，而恩格斯在1884年發表的《家庭、私有制和國家起源》一書中卻沒有論及它。馬克思主義者有關俄國革命鬥爭的爭論，促使這一概念恢復其重要性。不同的政治策略，是跟把俄國社會的特徵看作是封建的、資本主義的、或亞細亞的不同概念相關聯的。1853年，首先是馬克思和恩格斯把沙皇俄國視為“半亞細亞”性質；在1877年發表的《反杜林論》中，恩格斯發揮了關於隔絕的俄國公社是東方專制基礎的觀念。在1877年到1882年期間，馬克思在寫給《祖國紀事》編輯委員會、查蘇里奇以及恩格斯的許多信件中，大略地敘述了他的有關俄國社會結構和革命可能性的觀點。問題在於俄國的公社能不能為社會主義提供基礎，或者說，它對政治發展是不是一種社會阻礙。
馬克思和恩格斯認為：沒有過深地滲透資本主義關係的俄國農村公社，是能夠為社會主義提供基礎的。另外，俄國革命必須跟歐洲的工人階級革命相配合。俄國作為“半亞細亞的”社會的問題，一直在有關革命策略的爭論中發揮著重要作用。普列漢諾夫駁斥了民粹黨人在俄國史上的烏托邦觀點，認為公社是俄國專制制度的基礎，抨擊關於土地國有化的建議是要復辟AMP和東方專政主義。歷史分段直線的決定論跟多元論的對立是這些關於亞細亞社會爭論點的依據。對於多元論的方法來說，承認AMP的合理性是有決定意義的，因為這意味著馬克思主義並不是非得承認一種機械的進化論的體系不可，即認為歷史各階段非得是依照必然規律來一個接一個地連續出現。然而，在1931年列寧格勒會議上否定了用AMP的概念對亞細亞社會分析，此後，分段直線論的體系——原始社會，奴隸制，封建制，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逐步占了優勢。這一決定更由於史達林堅持機械的分段直線論而得到確認。否認AMP就意味著亞洲社會勢必要被納入奴隸制或封建制的範疇。
戰後，維特福格爾寫的《東方專制主義》一書促進了對亞細亞社會的討論。維特福格爾以經驗為依據考察了水利的集中化管理對於中國社會結構的意義。維特福格爾在他的《中國社會和經濟》一書中關於水利經濟的研究，在理論上是受到維貝爾對中國歷史所運用的“世襲官僚主義”這一概念的啟發。維特福格爾認為AMP的概念提出了兩個基本問題：第一，指出了人和自然之間關係的整體問題；他對社會形態的“文化地理學”的研究，就是以考察水利工程的公有制為依據的，認為這種工程的目的在於實現把人群和自然聯接起來的生產勞動的基本過程。第二，提出了這么一個問題，即是否可能有這樣一種社會，在那裡統治階級自己不擁有生產資料，但卻作為一個官僚階級控制著國家機器和經濟。後來，維特福格爾在1957年發表的《東方專制主義》是作為一種“極權的比較研究”出現的；這個研究以尖銳的論戰方式論證了共產黨領導人所以在1931年以後禁止使用AMP的概念。
非史達林化運動的進程，促進了20世紀60年代對AMP的興趣的恢復。在阿爾都塞的“結構主義”馬克思主義推動下，對生產方式的分析成為重新強調歷史唯物主義科學地位的一部分。在精確地制定出各種生產方式中積累的法則的情況下，人們能夠在傳統的社會科學中有關現代化和發展的理論方面找到一種嚴謹的馬克思主義理論作為選擇。當時，在馬克思主義中的一種比較普遍的傾向，是去提出“依附”（參看依附論條目）、“不平衡發展”和“不發達”（參看不發達和發達條目）等概念，以便理解資本主義擴張對外國經濟的影響作用，對AMP的興趣就表現了這種傾向的一個方面。在替換各種直線的階段發展理論方面，AMP往往是有用的。此外，亞細亞社會的觀念作為對奴隸制和封建制的另一種選擇，在認識東方社會的特徵上具有獨特作用。儘管有這些所謂的理論上的優點，然而亞細亞社會和AMP的概念依然是有爭議的。人們經常批判把封建的生產模式運用於亞洲和非洲，理由是這種模式十分模糊以至不能把這些地區社會實際的複雜性和多樣性具體表現出來。在實踐檢驗中，“亞細亞社會”的觀念也是模糊的和不確定的。例如，在維特福格爾的著作中，各種不同社會在其發展和結構中所展現的極其不同的類型——沙皇俄國，中國宋朝，馬穆魯克的埃及，伊斯蘭教的西班牙，波斯，夏威夷等等——都被囊括在一個簡單的“水利社會”的概念中。馬克思也是採取類似的方式來使用“亞細亞社會”這一術語的，他不僅用這個術語來描述中國和印度，而且用它來描述西班牙、中東、爪哇和被哥倫布發現以前的美洲。幾乎所有建立在公社所有權和自給自足村莊基礎上，並不存在資本主義市場關係的社會，都不加區別地用AMP概念來表述。由於人們的經驗不同，在把AMP運用於特殊社會方面，引起許多異議。不僅如此，AMP還充滿了理論上的問題。例如，很難理解自給自足、自治的村莊怎樣能跟必須干預村莊經濟的集中化國家和諧共存。另外，亞細亞社會的社會特徵，看起來是由於跟大規模水利有關的純技術因素所形成，而不是由生產關係所形成。況且，亞細亞社會理論所具有的關於技術決定論的構想，是跟歷史唯物主義的生產關係決定生產力的看法不相容的（原文如此——譯者）。最後，對亞細亞社會的國家起源的解釋引起了數不清的問題。在缺少階級鬥爭的狀況下，國家的起源只能被解釋為征服的結果，或者說是由於國家的公共工程的職能所引起的。
事實上，“亞細亞社會”問題比所提出的那些技術問題深刻得多。在馬克思主義中，AMP有一個從反面理解的重要意義。它的理論功能不是在於分析亞細亞社會，而是在於通過一個比較的結構去解釋歐洲資本主義的興起。因此亞細亞社會被界定為具有一系列缺陷——沒有中等階級、缺少城市、缺乏私有財產、缺乏資產階級的組織制度，並用這些缺陷來說明歐洲的能動因素。可見，“亞細亞社會”是在馬克思主義中表現出來的一個東方學的疑難問題。它可以從黑格爾、孟德斯鳩和霍布斯追溯到希臘政治哲學。馬克思主義經常不知不覺地承襲在關於歐洲專制主義討論中所創造的對專橫統治論述的習慣語言。因此，必須把“亞細亞社會”看作是東方學傳統中的一個核心要素，它是西方哲學中所流行的一種卓越而又有害的復原力（BST）
參考書目
①施洛莫·阿維勒里：《卡爾·馬克思論殖民主義和現代化》，1968年英文版。
②安妮·貝利和約瑟夫·洛貝拉合著：《亞細亞生產方式》，1981年英文版。
③巴里·欣德斯和保羅·Q·赫斯特：《前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1975年英文版。
④勞倫斯·克拉德爾；《論亞細亞生產方式》，1975年英文版。
⑤厄內斯特·曼德爾：《卡爾·馬克思經濟思想的形成》，1977年英文版。
⑥翁貝托·梅洛蒂：《馬克思和第三世界》（1972），1977年英文版。
⑦愛德華·塞德：《東方學》，1978年英文版。
⑧吉安尼·索弗里：《亞細亞生產方式——馬克思主義的一段有爭議的歷史》，1969年義大利文版。
⑨布萊恩·特納：《馬克思和東方學的終結》，1978年英文版。
⑩卡爾·奧·維特福格爾；《東方專制主義極權的比較研究》，1957年英文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