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內容
五聽是指中國古代司法官吏在審理案件時觀察當事人心理活動的5種方法。辭聽、色聽、氣聽、耳聽、目聽的簡稱。最早見於《周禮·秋官·小司寇》。據鄭玄的注釋，辭聽是“觀其出言，不直則煩”即觀察當事人的語言表達，理屈者則言語錯亂；色聽是“察其顏色，不直則赧然”即觀察當事人的面部表情，理屈者則面紅；氣聽是“觀其氣息，不直則喘”即觀察當事人的呼吸，無理則喘息；耳聽是“觀其聆聽 ，不直則惑”觀察當事人的聽覺，理虧則聽語不清；目聽是“觀其眸子視，不直則眊然”。觀察當事人的視覺和眼睛，無理則雙目失神。以後各朝代均以五聽作為刑事審判的重要手段，《唐六典》規定：“凡察獄之官，先備五聽。”
“五聽”實際上是通過觀察被訊問者感官反應而確定其陳述之真假，雖然近於主觀，但比起夏商“神判”顯然已進了一大步，說明西周時期已經注意到司法心理分析問題，並將其運用到司法實踐之中。周以後歷朝的司法實踐基本都沿用“五聽”制度。
歷史沿革
古代社會
有社會就有矛盾，有矛盾就會有紛爭，而糾紛的解決需要有一定的渠道，否則秩序無以維護，社會無法發展，個人的進步更是無從談起。告之於官府，由第三者對紛爭進行裁斷，成為消弭社會矛盾的重要方式。訴訟儘管不是唯一的、首選的糾紛解決途徑，但卻是最終的國家正式的救濟制度，訴訟“定紛止爭”的功能即在於此。紛爭的解決，大抵分為事實調查與法律適用兩個過程。事實調查是法律適用的基礎，只有在查明事實的前提下，才能準確地適用法律。這一點在中國古代“重實體，輕程式”的刑事訴訟中顯得尤為突出。聽訟旨在通過當事人尤其是被告人的陳述，查明案件真相，而“五聽”則是中國古代法官審判案件的主要方式，它要求法官通過對當事人察言觀色，通過五種具體的方式審理清楚案情，然後進行公正的判決。
（一）封建社會的“五聽”制度
人類進入文明社會，紛爭之事自不可避免。《周易·序卦傳》云：“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盈天地之間者，唯萬物，故受之以屯；屯者盈也，屯者物之始也……需者飲食之道也。飲食必有訟，故受之以訟。”意思是說“有了天地，萬物開始產生……訟承繼需，需為供養，訟為爭鬥，為了爭取供養必然發生爭訟”，這段話闡明了訟之緣起，揭示了訴訟的產生有其歷史必然性。《周禮·地官·大司寇》：“凡萬民之不服教而有獄訟者與其地治者，聽而斷之。”註：“爭罪曰獄，爭財曰松。”這是“訟”的原有含義。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這個“訟”是廣義的，泛指獄訟之事。本文立足於中國古代刑事訴訟，在廣義上使用“聽訟”一詞。
“五聽”制度在中國源遠流長，早在周朝以前的封建社即已存在。《尚書·呂刑》記載：“聽獄之兩辭”，“兩造具備，師聽五辭，五辭簡孚，正於五刑”，意思是說當時的司法官“斷獄息訟”時，在要求原告和被告雙方當事人都到齊後，應當認真聽取訴訟雙方的陳述，通過察看“五辭”的方法，審查判斷其陳述是否確實，並據以對案件事實作出判斷，進行定罪量刑。《周禮·秋官·小司寇》中說：“古者取囚要辭，皆對坐。”在審訊時司法官要察言觀色，所謂：“五聲聽獄訟，求民情：一曰辭聽（觀其出言，不直則煩），二曰色聽（觀其顏色，不直則赧然），三曰氣聽（觀其氣息，不直則喘），四曰耳聽（觀其聽聆，不直則感），五曰目聽（觀其眸子，不直則眊然）。”這就是要求司法官在審理案件時，應當注意當事人的陳述是否有道理，陳述時的神情是否從容，氣息是否平和，精神是否恍惚，眼睛是否有神，並據此綜合判斷其陳述是否真實，從而對案情作出判斷。這可以說是中國古代對五聽制度的明確記述。除了以“五聽”的方式對陳述的情況進行綜合考察外，還要求司法官在聽訟時“察辭於差”，注意比較和發現陳述人言詞中的差異和矛盾。司法官審理案件時除了直接聽取當事人陳述，辨別其中的矛盾外，在必要時還應當廣泛調查，對細末之處也應一一核對清楚，未經查實者，不得作為定案根據，即所謂的“簡孚有眾，惟貌有稽”、“無簡五聽”。
（二）皇朝社會的“五聽”制度
秦漢以後皇朝郡縣制社會的法律承繼了周朝封建制社會“以五聲聽獄訟，求民情”的要求。在秦朝，凡獄訊：“必先盡聽其言而書之”，如果供詞矛盾或情節陳述不清，可以反覆訊問，如當事人多次變供“更言不服”者，可用刑訊，即“笞掠”。[1](P.133)漢時對被告進行審訊，稱作“鞫獄”，據《尚書·呂刑》所言：“漢世問罪謂之鞫”，並沿用“五聽”之法。[1](P.194)到了唐朝，五聽制度進一步發展，為後世所繼承。《唐律·斷獄》規定：“諸應訊囚者，必先以情審查辭理，反覆參驗；猶未能決，事須訊問者，立案同判，然後拷訊”。《疏議》又註解：“察獄之官，先備五聽，又驗諸證信，事狀疑似，猶不首實者，然後拷掠。”[2](P.592)要求司法官在審理案件時，必須通過五聽的方式，依據情理審查供詞的內容，然後同其他證據進行比較印證，檢驗證據的可靠性。宋承唐制，根據《宋刑統》規定：凡審理案件，應先以情審察辭理，反覆參驗；如果事狀疑似，而當事人又不肯實供者，則採取拷掠以取得口供。元朝要求司法官在審理案件時“以理推尋”，依據該規則：“諸鞫問罪囚，必先參照元發事頭，詳審本人詞理；研究合用證佐，追究可信顯跡。若或事情疑似，贓狀已明，而隱諱不招，須與連職官員，立案同署，依法拷問。其告指不明，無驗證可據者，必須以理推尋，不得輒加拷掠。”或謂“諸鞫獄不能正其心，和其氣，感之以誠，動之以情，推之以理，輒施以大披卦及王侍郎繩索，並法外慘酷之刑者，悉禁止之。”元朝強調在審訊中要遵循“以理推尋”的規則，要求司法官必須先行“問呵”、“訊呵”程式，如果不得“罪囚”的“言語回者”，方可啟用“拷掠”、“拷訊”之刑。較之過去，這無疑對“五聽”斷獄制度的發展，具有進步意義。明朝“問刑官”進行審訊時，要求“觀於顏色，審聽情詞”，對“其詞語抗厲，顏色不動者，事理必真，若轉換支吾，則比理虧。”清朝也非常重視通過五聽獲取“獄囚”的口供，《大清律例》規定：“凡獄囚徒流死罪，各喚囚及其家屬，具告所斷罪名，仍取囚服辯文狀。若不服者，聽其自理，更為詳審。”
影響
自西周起，以後各朝各代均將“五聽”作為刑事審判的重要手段，如《唐六典》規定：“凡察獄之官，先備五聽。”明 孔貞運《明兵部尚書節寰袁公墓志銘》：“及曵縞從公（袁可立）於吳門，以邁種勸勉，無取刻深，故公之五聽以簡孚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