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清軍入關至康熙、雍正朝，清朝的統治正處於向上發展的時期。兩個皇帝勵精圖治，英武有為，都為清統治的鞏固作出了重要貢獻。然而，由於具體歷史條件的限制，他們在處理統治階級內部關係和制定的一些具體的政治、經濟政策上，也存在著許多問題。這些問題的存在影響著統治階級內部的一致，不利於政治、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因此，乾隆帝即位之初，便集中力量糾正前兩朝特別是雍正朝的一些弊政，並在這一過程中施展了自己的政治才幹。
皇室內部關係失調，是當時統治階級內部頗為突出的一個問題。早在康熙未年，圍繞著爭奪儲位這一中心問題，皇室內部便各立門戶，自樹黨羽，明爭暗鬥，矛盾非常尖銳。雍正帝即位後，對政敵又大肆鎮壓，或者監禁、或者流放、或者殺戮。更為甚者，他對自己的主要政敵允禩、允禟等人，強行將其分別改名為阿其那、塞思黑，並殘害致死，又禍及他們的子孫，給予削除宗籍。一時之間，皇室內部鬥爭變得空前激烈。尤其嚴重的是，此案涉及八旗貴族和功臣後裔甚多，既不能把他們盡行誅殺，又無法禁止其私下議論。儘管雍正帝在政治上取得了成功，但由於在皇室內部結怨過多，在輿論上卻處於極為不利的地位。乾隆帝即位後，為了調整皇室內部關係失調的局面，收攬人心，緩和統治集團內部的矛盾，他首先將雍正帝長期監禁的政敵允、允禵等釋放出獄，恢復爵位，不久，又將允禩、允禟的子孫給予紅帶，收入玉牒，給以疏遠皇族的待遇，同時，對於允禩集團中一些骨幹成員，也分別赦免其本人及家屬。乾隆帝的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緩和了原來十分尖銳的矛盾，為保持統治階級各階層人員的一致性，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在調整皇室內部關係的同時，乾隆帝還對雍正朝年羹堯、隆科多兩案的遺留問題進行了妥善處理。年、隆兩人都是雍正帝的佐命大臣，對其統治的建立和鞏固都曾起過很大的作用，後被雍正帝視為隱患，立為專案，嚴厲懲辦，對其友朋也從重處罰。冤案層出，株連過多，使許多官員和士子人人自危，怨聲載道。乾隆帝即位後，便即恢復年羹堯“冒濫軍功案”內革職的文武官員的職務，其後，對於此案牽連所及的各起文字獄的人員也分別放回原籍。乾隆帝敢於糾正前朝的亂政，不僅緩和了一個時期中最高統治者和廣大官吏、知識分子之間的緊張關係，也贏得了他們的好感和支持，無疑穩定了政局，有利於統治。
除此之外，乾隆帝還對雍正朝以來形成的中央政府和地方縉紳之間頗為緊張的關係進行了調整。地方緒紳是清朝統治的社會基礎，雍正朝以前，清政府曾給予他們一定的特權，
但是，他們並不以此為滿足，而是包攬詞訟，橫行鄉里，魚肉百姓，抗繳賦稅，他們的所作所為嚴重地危害了清政府的利益。至雍正時，先後決定革除所謂儒戶、宦戶等名目，並推行了士民一起當差的政策，對其中的違法者予以嚴厲的打擊。這些措施的推行，雖在一定程度上加強了朝廷對地方基層政權的控制，但卻使政府和其政權的支住地方紳衿之間的關係處於十分緊張的狀態。長此下去，對於清政府的統治是十分不利的。乾隆帝看到了問題的嚴重性，立即放寬了雍正朝為懲治不法紳衿而制定的各項限制措施，對生員欠糧、包訟等不法事的處分分別改寬改緩。不久，又把舉貢生員的雜色差搖一併豁免。這些措施，比較雍正帝的限制政策，應是一個倒退，但在當時卻收到了擴大統治基礎的效果。
乾隆帝一方面調整統治階級內部各種關係，擴大自己的統治基礎，另一方面又採取步驟糾正或放棄雍正帝推行的一些錯誤政策和措施。例如，由於崇信“祥瑞”，迷信煉丹長生之術，因而被臣下和僧道蒙蔽，嚴重影響了他的身體健康和政務。乾隆帝不信丹術，將宮中僧道驅逐出官，下令嚴禁呈報“祥瑞”，“凡慶雲、嘉穀一切祥瑞之事，皆不許陳奏”。從大的方面來說，雍正帝在施政過程中也產生這樣或那樣的失誤。例如，他推行耗羨歸公政策，地方官員便迎合他的諭旨，多征多交耗羨，結果卻加重了人民負擔，地方官員的利益不受任何損害。講求地方官員的治績，鼓勵墾荒，地方官員則隱匿水旱、奏開墾，謊報政績，而將負擔轉嫁到一般農民身上。為勸農而實施獎給老農八品頂帶的辦法，實際上多為鄉曲無賴所壟斷。為解決八旗主計問題，曾在京師附近試行井田制，八旗子弟卻盜賣官牛、出租土地，井田制則變得不倫不類。對於這些問題，乾隆帝一即位就連頒諭旨，分別予以糾正。雍正十三年（1735）十月，乾隆帝規定，以後各地奏報墾荒田畝時，“必詳辦查核”，“不得絲毫假飾以滋閭閻之累”。同年十一、十二月間，又連下詔書，命令江南、四川、陝西等地減少耗羨成數。乾隆元年（1736）七月，停止實行老農頂帶之例。同年十一月，廢八旗井田為屯田。乾隆帝以很大的勇氣調整和糾正了雍正朝某些失誤政策，當然他也繼承和發展了雍正時所有積極意義的政策，這就使得乾隆朝的政治和經濟在康熙、雍正兩朝的基礎上繼續向前發展，對清的統治全盛局面出現，是一個良好開端。
百務俱興
在乾隆帝通過糾正前朝的一些弊政而使統治得到初步鞏固的同時，他還採取種種措施，強化以皇帝為中心的封建君主專制統治，促進封建經濟的發展。這些措施雖多是創自前朝
，但經乾隆帝發展之後卻進一步制度化，並在各方面都收到了較大的效果。因此，他在位期間，政治安定、經濟發展、文化繁榮，清的統治進入了入關以來最興盛的時期。
奏摺制是乾隆帝在位期間確立的一項重要制度。以前官員報給皇帝的奏章，基本上依照明朝舊例，分題本、奏本兩種，前者報公事，用官印，後者報私事，不用印。在手續上皆經內閣轉呈才能到達皇帝手中。為了加強皇權，提高運轉速度和保密程度，順治康熙之際，在此兩種文書之外，出現了不經內閣而直接與皇帝本人聯繫的奏摺。但在當時，擁有此種權力的人員極少，而且也沒有一定的品級的規定。雍正時期，擁有奏摺言事權的官員逐漸增多，但奏摺仍非正式公文。許多事情都是由官員本人先用奏摺與皇帝秘密聯繫，在得到皇帝首肯之後，仍以題本、奏本形式經內閣正式上奏。乾隆帝即位後，對前朝擁有奏摺權的官員予以承認，至乾隆十三年（1748），還正式下令停止使用奏本。這樣，奏摺最終取代了奏本，成為與題本並行的一種最重要的上行文書。乾隆帝同雍正帝一樣，嚴禁各地官員對上奏內容及皇帝批示互相泄漏。如乾隆八年規定：“嗣後凡密奏事件，未經發出之先，即上司屬員，概不得互相計議參酌。如有漏泄通同，一經發覺，按其情事輕重，分別治罪。”這些新規定，不但進一步削弱了內閣的權力，而且也使皇帝對各地情況的了解經常化，對於皇權的加強有著重要的意義。
乾隆帝還重建軍機處並極大地加強其權力。軍機處初建於雍正七年六月，原是為西北用兵期間軍事上保密的需要而設定的。在此期間，有關西北用兵的一些奏摺不經內閣而徑由軍機處直達皇帝，因此，這一機構的設定在客觀上起到了加強皇權的作用。乾隆帝即位之初，曾一度將此作為前朝弊政之一而予以裁除，但不久又因實際需要而於乾隆二年十一月將此機構重新恢復，並在原來的基礎上進一步增大了權力。雍正時，該機構在職軍機大臣始終沒有超過三人，其下所設的軍機章京，也一直維持在十人左右。而軍機處重建之後，乾隆帝擴大了軍機大巨人數，任命鄂爾泰、張廷玉、訥親、海望、納延泰、班第等六人為軍機大臣，軍機章京也由原來的十人擴充至十六人，滿漢各半。此後，隨著其權力的加大和處理事務的增多，人數相應又有所增加。在對人員編制不斷充實的同時，軍機處處理事務也日益增多，權力愈加擴大，各項制度也不斷趨於健全。以其處理事務而言，雍正時的軍機處，不過是西北用兵時“籌辦軍務”的臨時機構，乾隆時期，則
在內的宗室的不法行為嚴加處罰。乾隆帝將此兩項政策貫徹始終。在乾隆六十年中，內監活動相當收斂，宗室地位也相對較低，都未構成對皇權的威脅。這些措施，對於他皇權的極度擴張，也都起過重要的保證作用。
為了維護君主在全國臣民面前至高無上的地位，乾隆帝還繼康熙、雍正之後大興文字獄，對各級官吏、士子和百姓的思想進行嚴密控制。他製造的文字獄，不僅像前朝一樣對敢於收藏具有反清色彩的“國初偽妄詩文”和“明季末造野史”的文人進行嚴厲懲罰，還將有礙專制統治的當代人的著作也一併列為重點打擊對象。因此，這一時期文字獄的名目和數量都是空前的。以名目而言，有什麼妄議朝政，謗訕君上：隱寓譏諷，私懷怨望；詆毀程朱，倡為異說；妄為著述，不避聖諱；捏造妖言，狂誕不經等。以數量而言，總數不下七、八十起，幾乎占清代全部文字獄的半數。著名的有乾隆十六年的王肇基“獻詩案”、乾隆四十二年的王錫侯“字貫案”、乾隆四十六年的程明諲代作“壽文案”等。因文字獄而被處死或受到株連被判處各種刑罰的更是不勝計數。在文字獄發展到高潮期間，又有民間的告密誣陷以泄私憤，經辦官吏往往斷章取義，穿鑿附會，以擴大案情，都大大地加重了對人民和社會的危害程度。以至求學的士子、坊肆的書賈、種田的百姓，甚至供職的官吏，全國上下都人人自危，整個社會處於“萬馬齊喑”的政治局面之中，而乾隆帝本人的權勢卻因此而發展到了自秦始皇統一中國以來整箇中國封建社會的最高峰。
經過兩千多年的緩慢發展，到清代，中國封建社會已經進入了晚期。不管乾隆帝願望如何，他加強君主專制的一系列措施，從總體上說，對社會的發展只能是弊大於利。清朝是少數民族的統治階級入主中原，入關之後，又在開拓疆土、加強對邊疆少數民族的統治，發展多民族的國家等重要方面作了巨大的努力。由於各民族、各地區政治、經濟發展極不平衡，乾隆帝的統治措施，剔除其封建關係中最落後的部分，在鞏固國家的統一和推動社會經濟發展等方面，都還有著一定的進步作用。
在加強君主的政治統治的過程中，乾隆帝還繼續雍正帝堅持耗羨歸公、養廉銀和攤丁入畝等項政策，先後實行各種措施以推動封建經濟的進一步發展。耗羨歸公、養廉銀和攤丁入畝改革賦役制度，對地主和無地少地的農民承擔的國家賦稅進行了調整，限制了各級官吏對農民的非法加派，這對於發展封建經濟有著一定的積極作用。然而，由於這些政策傷害了一些官僚和大部分地主的利益，雍正朝時，朝野之中反對者大有人在，在雍正
帝去世之後，還有人紛紛將此作為前朝弊政而要求乾隆帝予以取消。對此，乾隆帝通觀全局，反覆考慮，繼續堅持這些政策，對於其中一些政策還進一步予以推廣。如耗羨歸公，他在認真分析反對意見之後指出，這些意見大多都是“出於願耗羨之在下以濟其私者之口”，因而不予改變，“仍由舊章”。又如，對於地丁合一政策，則不顧一些地主的反對而繼續堅持，並且還在雍正朝未及施行的地區予以推廣。乾隆帝的努力，收到了明顯效果，不但使這些剛剛實行不久的政策進一步確定下來，而且也使國家財力得到了充實，社會經濟有了進一步的發展。乾隆帝同他的父祖一樣，繼續鼓勵墾荒、組織移民，並根據全國人口迅速增長、土地相對不足的實際情況，提倡農民種植高產作物。乾隆五十年秋，他曾數次指示河南、山東等地督撫推廣甘薯種植，親自抄錄介紹其種植方法的《甘薯錄》一書，寄給河南巡撫畢沅，指令他“多為刊布傳抄，使民間共知其利，廣為栽種”。他在位期間，還仿效康熙帝的做法，先後五次普免全國錢糧，五次普免全國漕糧，至於對各省因災荒和其他原因而臨時蠲免錢糧的就更多了。當然，這往往由於各級官吏的預征而流於形式，但與明朝末年對人民的再三加派相比，則不啻有霄壤之別。所以全國各地區的農業、手工業和商業都有較大幅度的發展，耕地面積擴大，人口激增，國庫充實，整個社會經濟得到了空前的發展。以耕地面積而言，乾隆三十一年，全國已開墾土地達七億八千萬畝；全國人口也從乾隆初年的一億四千多萬人增加到乾隆六十年的近三億人；國庫存銀則長期保持在六、七千萬兩之間，幾乎相當於全國每年賦稅總收入的兩倍，整個社會經濟呈現了空前繁榮的新局面。
乾隆時期社會經濟繁榮局面的形成，從根本上來說，是明末農民大起義打擊地主階級、破壞封建生產關係的結果，是清初以來廣大人民辛勤勞動的結果，但是，也應看到，清朝建立後幾代統治者包括乾隆帝不斷加強君主集權而出現的長期的安定局面和鼓勵農業生產促進經濟發展的政策，也為經濟的發展創造了良好的客觀環境。在這一社會經濟繁榮局面的形成過程中，乾隆帝起了一定的推動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