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房奴對中產的描述，在公眾輿論間頗有代表性。城市裡看似有房有車的普通“中產”，卻經常自感苦大仇深、對於自身身份難以認同，恐怕也是與這位經理的觀點接近：生活過得如此捉襟見肘、奔波勞碌，這哪是什麼所謂中產，分明是搬磚的屌絲命。
形成原因
香港困惑第一、占中產階層大部分的白領階層主要依靠工資收入，但是我國工資在GDP中的比例逐年下降，資源和財富日益向權力和資本集中，僅靠工資難以“致富”，中產階層在高房價、子女教育、醫療等壓力之下逐漸“無產化”，稍有不慎，就會淪為底層。
第二、中產階層在收入分配中處於被“忽視”的弱勢地位，卻在稅收環節“備受關注”——權富階層收入渠道多元化、收入隱蔽性強，很容易避稅乃至逃稅，但本應受到稅收政策傾斜保護的中產階層卻因為收入渠道少、透明度高而成為納稅的主力軍。所以，個人所得稅才被指責為“劫貧濟富”，陷入“逆調節”的尷尬。
第三、作為“中產孵化器”之一的中小企業也是稅負過重，在一些地方，甚至對小企業採取按營業收入的13%“包稅”，一項數據顯示，廣州中小企業在巨大生存壓力下平均壽命僅2.9年。這不僅扼殺了中小企業的成長空間，也間接遏制了中產階層的壯大。
社會現象
中慘階級如果從字面上看，所謂的中產階級即英文的“middleclass”，它指那些在社會資源的占有上處在社會結構中間層的階級。社會學家米爾斯在1951年出版的《白領——美國的中產階級》認為，機械化和農業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城鎮小生產者讓位於大型產業公司，使得“舊的布爾喬亞”被新的“中產”階級取代。如果把這個較為學術的定義和上面BBC報導的定義結合來看，會悲哀的發現，中國的所謂“中產”根本名不副實。無論從他們的消費能力、生活質量、對時間的支配權以及最重要的一點——對資源的占有等方面來看，中產也只能配得上一個慘字。
深層剖析
道理很簡單，消費能力、生活質量、時間支配權，歸根結底在於社會資源占有度。個人的社會資源占有率不高，那么，即使工資稍高也是聊勝於無。要知道，在今天這個競爭極度激烈，任何事情幾乎都是“零和博弈”的社會，社會資源的兩級分化是極為明顯的。在社會財富精英化的背景下，貧富階級的兩級分化是大勢之趨，而所謂的中產，不過是夾在貧富兩者中間，位置略顯尷尬，且不斷向下層滑動的悲催階層。
英國《金融時報》曾有報導，由於全球經濟發展放緩，全球大約有10億中產階級可能將脫離中產階級的行列。這讓人們對過去三十年令人矚目的脫貧成果的持久性產生了思考。作為一個社會人數最多的中堅力量，城市裡的中間收入階層普遍面臨的問題是沒有增加的收入和高通貨膨脹間的畸形差距。此外，房貸、教育、社會保障以及生活消費的壓力，使得中產階層成了名副其實的“夾心階層”。他們眼巴巴望著卻無法享有上層社會的巨大財富，為身處富人階層的大老闆打工，辛勤地創造財富的同時，卻更多地承受著經濟的巨大壓力。
日本學者大前研一在《M型社會：中產階級消失的危機與商機》一書中，曾告誡人們警惕“中產階層的消失”。他在書里讓讀者自問三個問題：房貸是否給你的生活帶來了很大的壓力？你是否不敢結婚，或不打算生兒育女？孩子未來的教育費用是否讓你憂心忡忡？如果其中任一答案為是。那么，你就不算是真正的中產階級。你只是一個中等程度悲慘的“中慘階級”。
改善措施
中間階層，中等收入群體本應是社會的穩定器。然而，畸高的房價透支了很多人的半生財富和青春，再加上“短腿”的社保、高強度的工作、子女教育、戶籍門檻。國內的所謂“中產”背負著種種生活壓力，在“房奴”、“車奴”、“卡奴”、“孩奴”眾“奴”加身的窘態之下，“中產階層”成了不折不扣的“中慘階層”。專家分析認為收入分配結構畸形是中產變中慘的主要原因。要建立“橄欖型”的穩定社會結構，迫切需要給中產階層“鬆綁”。
2011年9月8日，美國總統歐巴馬公布了對中產階層和企業的一系列重大減稅方案。而反觀中國中產階層，處境天壤之別，讓人唏噓不已。非但沒有減稅，反而被稅收“逆調節”，原本應該被“鬆綁”，卻幾乎被生活壓力捆得動彈不得，本該氣定神閒的“中產”生活卻浸透著苦惱與無奈。不管歐巴馬公布的減稅方案能否通過並實施，都給了我們一種啟示，建立“橄欖型”的穩定社會結構，迫切需要給中產階層“鬆綁”，不能讓“中產階層”淪為“中慘階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