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
在我國，維護社會治安的機構和官吏早已有之，但警察稱謂及其相關制度則是近代社會的產物。從警察出現到其制度基本確 立，大約經過了半個多世紀的歷史。然而長期以來，對中國近代警察及相關制度的研究卻是一塊亟待開拓的園地，據我們所知，建國以前沒有出版過近代警察史的專門著作，建國後對這門專史的研究也未受到足夠的重視。因此，撰寫一部中國近代警察史，以論述近代警察在中國的產生、形成和發展，探究其性質、結構、職能及其主要規章制度，無論從學理層面還是實踐層面，都是一件十分有意義的工作。
撰寫一部《中國近代警察史》的想法，當從1982年秋天說起，時任民眾出版社副總編的劉林春同志，數次邀約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法律史研究室的同仁撰寫有關中國歷代警察及其相關制度的系列文章。對於他的邀約，起初我們持審慎態度，一是因為上面談到的我國學術界對歷代警察的研究起步晚，不僅沒有一部這樣的專著，甚至連論文也很少見，加以我們對警察史也並不熟悉，需要從蒐集、梳理資料做起， 自然難度不小，更重要的是如何界定警察這個概念，雖說警察和國家一樣古老，但在我國古代，由於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占統治地位，社會分工粗放，維護社會治安的警察職能雖已存在，但作為個性化的警察角色，或者說作為一種特定社會職業的警察，尚未出現。不管怎么說，鑒於出版社的盛情邀約，我們實難拒絕，最終還是答應下來，分工撰寫，每篇四、五千字或六、七千字不等，陸續交稿，民眾出版社則冠以《中國警察史話》的通欄標題，以活頁形式內部印行，每期一篇，先後出了20多期。這時我們才知道，冠以《中國警察史話》的這束文稿，是出版社應上級領導的要求，供公安系統廳局級以上幹部閱讀的， 目的是使他們了解有關警察史的知識，完善知識結構，這自是一件善舉。據劉林春同志說， 《中國警察史話》的印行反映甚好，希望我們以這束文稿為基礎，增補加工，公開出版。這當然是一項很好的建議。
經過一段時間的伏案工作， 《中國警察制度簡論》—一書於1984年2月完稿，1985年10月由民眾出版社出版，全書31萬多字。《簡論》和《史話》已有很大不同，前者對後者作了較大的補充和修改，在史料的蒐集和運用上又下了一番功夫，而且其中有幾篇是新增加的。它實際上是一部有關中國歷代警察制度的論文集，而不是按照統一體例和嚴密體系寫成的專著。該書出版後受到學界同仁的關注，在我們看到的評論文章中，有同志在對此書給予充分肯定的同時，建議寫出一部系統的警察史專門著作來。面對這種企盼，我們深受鼓舞，也感到責任重大，因為這畢竟是——項前人沒有做過的工作。
我和常兆儒同志在同一單位、同——研究方向上共事二十多年，我們經過一番認真思量，認為有必要把此項工作承擔起來，好在收入《中國警察制度簡論》的二—十八篇文章中的最後三篇關於近代警察的文章是常兆儒同志執筆撰寫的，對中國近代警察的發展脈絡和基本狀況應當說已有一定了解，而中國古代“警察”又實在難以界定，於是我們就決定寫—部中國近代警察史的書。中國近代警察及其相關制度的產生和發展都是有法律法規作為依據的，收集這方面的資料並不困難，我們所在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圖書館作為法學專業圖書館藏有這方面的豐富資料，不過它們分散在各類圖書報刊之中，當時沒有複印設備，僅靠手抄，工作量之大可想而知。
有關法律法規的蒐集整理對撰寫中國近代警察史固然重要，但其制定和實施的狀況乃至警察職能的實際運作以及時人的評論，則遠非有關法律法規所能企及，於是我們先後兩次去南京第二歷史檔案館並去重慶檔案館查閱檔案，同時還查閱了其他相關資料(如方誌等等)，收益頗多。
之後，我們在梳理資料的基礎上逐步形成了對我國近代警察產生和發展的認識，撰成中國近代警察史的編寫體例和寫作大綱，寫作大綱共分三個部分，即清末時期、北洋政府時期和南京國民政府時期，三個時期各自有其不同的特點。這時蘇亦工同志分配來法學研究所工作，我們徵求他的意見，他表示欣然接受，這樣我們三人便作了一個大致的分工，由於蘇亦工同志是專攻清代法制史的，就由他擔任第一部分的研究和撰寫任務，我則負責第二部分，常兆儒同志負責第三部分。就在這時，常兆儒同志不幸身患重病，臥床不起，經他本人提出，其所承擔的部分改由其他同志分擔。
本書由導言、三卷三十章組成，具體分工是：導言，韓延龍、蘇亦工；上卷第一章至第九章，蘇亦工；中卷第一章至第十章，韓延龍；下卷第一章至第四章、第十一章，蘇亦工；第五章、第七章、第八章、第十章，林炎炎；第六章、第九章，趙九燕。韓延龍對下卷第五至第九章作了修改。趙九燕蒐集和提供廠有關下卷的部分法規資料。各類圖表的編目由蘇亦工同志完成，全書由韓延龍、蘇亦工統編定稿。
常兆儒同志是撰寫本書的倡導者之一，為本書的撰寫做了不少準備工作，他沒有看到本書完稿即已與世長辭，在這裡我們僅向這位可敬的學者表示最深切的懷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