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腐敗子女村

中國腐敗子女村

儘管關於外逃貪官的數量還沒有形成權威數據,但是對於外逃貪官的去向,中外媒體都一致認為,美國、加拿大和澳大利亞是排名最靠前的幾個藏匿地,這些地區甚至已經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貪官一條街”和“腐敗子女村” 。 有分析稱,這三國是傳統移民國家,生活質量以及教育水平等均有很大吸引力。另一方面,中國與這些國家在司法合作方面還存在許多不足。

背景

中國2014年發起了聲勢浩大的全球追逃追贓的“獵狐行動”,加緊海外追緝外逃貪官的步伐。有媒體分析,高層試圖震懾那些“貪飽就跑,一跑就了”的貪官:海外不再是避風港。

“已經有相當一批嫌疑人的動向被掌握,犯罪嫌疑人落地海外就告平安的妄想已經難以實現。”據有關人士披露,當前有關部門不斷加大外逃嫌疑人的信息完善程度。隨著一系列海外追逃行動的相繼展開,中國外逃貪官的現狀再次成為焦點 。

數量

外逃貪官數量:

官方數據尚無定論 近五年抓獲近7000人

貪官外逃長期以來一直是敏感話題,究竟有多少外逃貪官,官方語焉不詳,而民間和學術界則多有議論,版本眾多。儘管現階段各版本給出的數據存在差異,但外逃貪官數量介於4000到18000人之間。

中國貪官與國企職務犯罪嫌疑人外逃始於上世紀80年代末。據媒體梳理髮現,中國官方公開資料最早有記載的“外逃官員”,是上世紀80年代中國進出口公司武漢分公司保成路商場原經理陳新國。官方正式使用“策劃攜款潛逃”辭彙,最早是在最高檢察院1991年的工作報告中。

1996年6月,號稱“距中南海最近的企業家”、武漢長江動力集團公司董事長於志安外逃,此事轟動一時。此後,貪官攜大量資金外逃現象進入公眾視野,但一直未有系統性研究結論出現,輿論亦波瀾不驚。

直至2003年,中國外逃貪官數據方在學術界和民間出現。《半月談》當年6月上半月刊統計稱,中國至少有4000名貪官攜款50億美元外逃。

2004年,中國商務部研究院的研究報告《離岸金融中心成為中國資本外逃“中轉站”》中給出的數據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外逃貪官數量約為4000人,攜走資金約500億美元,人均捲走1億元人民幣”。此後,媒體大多引用此數據。然而,該數據六年後突然被否定,直到2011年卻又再度被大量引用。

2008年6月,央行在題為《我國腐敗分子向境外轉移資產的途徑及監測方法研究》的課題報告中,援引社科院的一份調研資料披露,從上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外逃黨政幹部,公安、司法幹部和國家事業單位、國有企業高層管理人員,以及駐外中資機構外逃、失蹤人員數目高達1.6萬至1.8萬人,攜帶款項達8000億元人民幣。

相較於商務部之前發布的數據,外逃貪官數量翻了4倍多,攜款金額則翻了一倍。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曹建明在2013年10月曾披露,2008年至2013年五年間,共抓獲外逃貪污賄賂犯罪嫌疑人6694名。這是官方首次給出的外逃貪官被抓獲的數據。

然而,中國到底有多少外逃貪官,目前依然沒有官方權威數據。從官方和學術機構發布情況看來,外逃貪官數量呈現不斷增加態勢。

中紀委此前通報,僅2013年中秋和“十一”兩個假期,出境的公職人員中有 1100人沒有按時返回,其中714人確定為外逃。2014年2月,中國社科院發布的法治藍皮書做出預警性判斷,認為2014年腐敗公職人員外逃現象可能還將加劇,特別是前期已經有關係人和資金在境外的公職人員,外逃機會增大。

分布領域

貪腐主要領域:

外逃貪官握有實權 級別呈現從高向低走勢

在外逃貪腐官員中,央行發布的報告建議加強對重點地區、敏感行業、特定人群和特定消費方式的監測。其中,特別提到的敏感行業包括金融業、壟斷性國有企業、交通、土地管理、建築等行業、稅收、貿易、投資部門等。

從1992年至2014年的22年間,公開報導的外逃人員共有51人。其中,21人為政府部門各級官員,占總人數的約一半。還有19人為國企負責人,11人曾在銀行等金融機構任職,其餘多為企業負責人。

21名外逃政府官員中,多數是地方或部門的“一二把手”。如廈門市原副市長藍甫、貴州省交通廳原副廳長盧萬里、深圳市南山區政協原主席溫玲等。

19名國企負責人中,比較著名的外逃者均為“一把手”,如昆明捲菸廠原廠長陳傳柏、上海康泰國際有限公司原董事長錢宏、河南服裝進出口公司原總經理董明玉、黑龍江省石油公司原總經理劉佐卿等。

11名金融機構外逃人員中,比較著名的是中國銀行開平支行三任行長許超凡、余振東、許國俊。此外,銀行機構中出納、會計等基層人員外逃的就有4人。如建行東莞分行金庫原保管員林進財、北京市房山區河北信用分社原會計楊彥軍等。

在外逃人員中,多涉嫌貪污受賄、挪用公款、利用職權為他人牟利,還有部分外逃人員涉嫌暗地轉移財產、逃稅、洗錢等罪名。涉及資金比較巨大的,多為國企負責人和金融行業者。外逃企業負責人中,多數涉及罪名是涉嫌利用職權牟利,騙購國家巨額外匯,走私普通貨物、逃稅,契約詐欺等。

相對於高級官員,地方基層幹部出入境管控相對寬鬆。從2008年至2014年,外逃官員的級別呈現從高向低發展的走勢。此外,外逃官員所在的部門也由“熱”向“冷”變化。

中山大學的一項調研發現,隨著公眾對公共服務需求的增加,公共衛生、園林綠化、環保等部門也變成了“熱衙門”,可以支配大量的資源和資金,為滋生腐敗提供了溫床。研究人員指出,近兩年養老金、保障房、三農資金管理等與民生相關的政府部門官員外逃數量呈上升態勢。

分布點

外逃選擇去向:

美加澳成為首選藏匿地 加拿大成“貪官樂園”

儘管關於外逃貪官的數量還沒有形成權威數據,但是對於外逃貪官的去向,中外媒體都一致認為,美國、加拿大和澳大利亞是排名最靠前的幾個藏匿地,這些地區甚至已經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貪官一條街”和“腐敗子女村”。有分析稱,這三國是傳統移民國家,生活質量以及教育水平等均有很大吸引力。另一方面,我國與這些國家在司法合作方面還存在許多不足。

日前,中國公安部和澳大利亞聯邦警察已制定一份在澳中國經濟逃犯名單,這份優先權名單採集於一份“不少於100人”的更廣泛名單。澳大利亞“商業觀察家”網站日前刊文稱,在中國59個公開備案的“裸官”外逃案件中,有7名“裸官”身在澳大利亞。

除此之外,美國、加拿大也和澳大利亞一起,同被列為貪官外逃的首選地。英國路透社8月援引《中國日報》訊息,稱《中國說有150多名“經濟逃犯”在美國逍遙法外》。文中提到,中國媒體援引公安部高級官員的話報導說,目前有150多名中國經濟逃犯正在美國逍遙法外,其中許多是貪官或涉嫌貪腐人員。據報導,公安部國際合作局局長廖進榮接受媒體採訪時透露了該數據,他還表示,美國已成為“中國逃犯逍遙法外的頭號目的地”。

另一個貪官多選的目的國是加拿大。《華爾街日報》稱,很多中國人將加拿大視作“貪官樂園”,不管是合法還是非法,中國人喜歡把財產存放在加拿大,有時甚至帶著一箱箱的現金來到加拿大。根據加出入境管理局的檔案,從2011年4月到2012年6月,多倫多和溫哥華機場查獲來自中國人的1300萬美元未申報現金。

不過,美國彭博新聞社認為,不少貪官其實是“能去哪就去哪”,有時迫於無奈或為了隱蔽,會選擇一些“冷門國家”或地區。“獵狐2014”涉及的國家就包括高棉、烏干達、奈及利亞、斐濟等,此前還有在加彭、肯亞、塔希提等國家和地區發現中國外逃貪官的訊息。2014年9月底啟動的專項行動以香港為頭號目標,緊隨其後的是北美、歐洲、澳大利亞、新加坡和其他東南亞國家和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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