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介紹
“法制現代化”日益進入我們這個時代的主流學術話語系統之中。這確實是一個值得關注的法學學術現象，也是當代中國法律的變革進程在法學領域中的理論迴響。20世紀80年代中後期以來，我開始涉足中國法制現代化研究領域，相繼發表或出版了一些著述。《中國法制現代化的進程·上卷》(主編，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1991年版)一書，試圖運用法制現代化的分析工具，考察從1840年到1949年這百餘年間中國法制現代化的艱難歷程，藉以揭示中國法制現代化進程的基本規律。《法律文化的衝突與融合》(主編，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3年版)一書，以中西法律文化的衝突與融合為歷史向度，探討中國現代法律的成長與西方法律文化之間的內在關聯，進而勾勒出中國法制現代化的發展脈絡。我的博士學位論文《法制現代化的理論邏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在對法制現代化的一般理論之闡釋過程中，較為深入地研究了中國法制現代化進程的主要特徵。而《當代中國的法律革命》 (主編，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該書實際上可以被看作是《中國法制現代化的進程》的下卷)，則概覽了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法律發展所走過的道路，分析了當代中國法制現代化的革命性進程及其意義。
本書是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中國法制現代化的發展戰略》的最終研究成果，也是作者迄今為止所進行的有關中國法制現代化問題探索的一次初步總結。本書以20世紀中國法制現代化進程中的三次法律革命為敘述主線，著力研究了中國法律從傳統型向現代型的歷史轉變過程及其本質性趨勢，旨在把握中國法制變革進程的特殊邏輯，認識中國法制現代化的模式特徵。
全書由六編構成。第一編意在為本書的主題研討確立基本的分析架構，不僅概述了馬克思的東方法律文化理論及其對中國法制現代化的指導意義，而且從總體上統攝了20世紀中國法律發展的內在屬性及其模式化表征。
第二編考察了作為中國法制現代化進程歷史基礎的傳統中國法律制度之基本特質。在這裡，我們看到了馬克斯·韋伯(這是近代以來西方思想界研究中國問題的典型代表人物之一)是怎樣從“類型學”原則出發解構中國法律的“實質正義”特性的，也進一步把握了傳統中國法律賴以存在和發展的社會基礎及其形式結構上的與價值層面上的諸多品格。
第三編較為詳細地分析了中國法制現代化進程中的外域因素，主要是西方法律文化的衝擊問題。這裡所涉及的主要是19世紀以前中外法律交往中中國法律的自主發展，對近代中國社會和法律構成挑戰的近代西方法律文化之基本狀況，影響近代以來中國法律變遷過程的域外因素的複雜性，以及如何估量近代西方法律文化對中國的衝擊等問題。
第四編的主題是20世紀上半葉中國的法律發展及其諸種形態。我們可以看到，在這半個世紀的歷史行程中，1911年辛亥革命所引發的第一次法律革命，實現了從封建專制主義法律秩序向近代民主主義法律秩序的歷史轉變，法律的現代性思潮激盪在法律生活世界之中，近代化的法律結構系統開始形成；然而，這一時期法律發展依舊在傳統與現代的兩極之中徘徊，法律制度的現代化改造(從清末到民國)表現為形式與實體的“二律背反”。
第五編則反映了從1949年到1978年這大約三十年間當代中國法律發展的基本狀況。1949年、截至1956年的第二次法律革命，標誌著中國法律發展歷史的偉大轉折，因為這一革命在古老的中國大地上創設了社會主義類型的國家制度與法律系統，實現了由半封建半殖民地法律秩序向新民主主義及社會主義法律秩序的歷史更替。但是，從1957年開始，法律虛無主義逐步蔓延，直至釀成“文化大革命”的歷史悲劇，遂使當代中國的法律革命進程遭遇到嚴重挫折。
第六編重述了20世紀中國第三次法律革命的理論基礎、內在動力、立法和司法領域的深刻變化以及這一革命的發展走向。毫無疑問，與1978年12月以來當代中國改革開放進程相伴而生的第三次法律革命，就是要實現從傳統的計畫經濟體制下的人治型法律秩序向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的法治型法律秩序的歷史性變革，推動國家治理方式的歷史性轉換，建設體現中國國情特點與社會發展需要的社會主義法治國家。這一革命性的偉大進程與席捲而來的全球化浪潮交織在一起，構成了走進21世紀的當代中國法制現代化的絢麗畫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