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內容簡介
《中國當代長篇小說:紀實與虛構》是一部實驗性的小說，運用現實和歷史、紀實和虛構交叉的形式，力求真實地敘述了作者在她生存空間中的位子，描寫日常生活狀態，考證歷史證據，視野開闊，想像豐富，極具可讀性。
作者簡介
王安憶（1954—），福建同安人，生於南京，1955年隨母移居上海。1976年開始發表文學作品。現為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上海市作家協會主席。著有《雨，沙沙沙》《流逝》《小鮑莊》《小城之戀》《荒山之戀》《錦繡谷之戀》《神聖祭壇》《叔叔的故事》《69屆國中生》《黃河故道人》《流水十三章》《米尼》《紀實與虛構》《長恨歌》《富萍》《遍地梟雄》“啟蒙時代》《天香》等數百萬字的小說，以及散文、論文等作品。《紀實與虛構》，1993年6月人民文學出版社初版。
文摘
著作權頁：
我們在上海這城市裡，就像是個外來戶。母親總是堅持說國語，雖然她明明會說上海話，且還比國語更標準。國語是我們家中的語言，這使我與人交往有了困難。‘我常常閉口無言，人們就以為我是個沉默孤僻的孩子。等我將上海話越說越流利，不再憚於開口的時候，人們反以為我變得聒噪了。母親還不準我和鄰家的孩子往來，認為他們會帶給我不好的影響，至於這不好的影響是什麼，我在很長的時間內一直沒有弄清楚。因此我和他們在一起時，內心就處在一種緊張的狀態，我時時警惕著，卻不知應當警惕什麼。可是偶爾的，我的某一個表現，便會遭到母親嚴厲的批評。母親批評我們從不以激烈的態度，她只是使我們感到強烈的羞慚，這羞慚將伴隨我們一生。母親批評我們的標準，我很久以來難下判斷，不知該往哪。一類型歸納，這其實反映了母親的經過了嫁接的價值觀念，這是我後來才弄明白的。母親從不帶我們去看越劇這樣帶有村俗氣的劇種，可是要抵制越劇的誘惑在我們所住的那幢房子裡幾乎不可能。越劇里後花園私定終身的故事是各家保姆奶媽們熱心的話題。保姆偷偷帶我們去看了一場《梁祝》，那絢麗的服飾和婀娜的身姿使我們頓時傾倒。從此，我們的遊戲便是站在床上，披了毛巾毯作水袖，演出後花園裡的悲喜故事。心裡則充滿了犯罪的感覺，生怕被母親發現，便做賊似的躡著手腳。有一回，母親到我學校去開家長會，出於向母親表現的動機，這晚上我便分外活躍，走進走出，喊這喊那，情緒亢奮。回家的路上便被指責為：行動瑣碎。和同學胳膊挽胳膊走路也是不允許的，這是俗氣的姿態。母親還經常檢點我們誠實、勇敢、勤勞、儉樸的品格。匯總起來看，母親對我們的要求是，具有大家閨秀的風範，屏除市民習氣，再具有共產主義接班人的品質和理想。
鄰居們稱呼父親母親為“同志”，態度恭敬，這使我覺出我們與他們的區別。這種稱呼延續了許多年，後來的改變是由於我們家新來的保姆。她進門就稱父親為“先生”，母親為“師母”，無論母親怎樣糾正，請她叫“同志”，她只說：我不會叫。她是那種生來就為保姆的人，一看見她，我就拉住了她的手，隨她去米店買米，一見如故的心情油然而生。她十七歲就來上海幫傭，那時已是四十歲，懂得一切僱傭和受僱的規矩。在這點上，她對母親起了潛移默化的影響，開頭就是關於稱呼這一件事。我覺得，對於我們進入上海城市生活這一樁事，她是有著不可抹殺的功勞。她還喜歡帶我們到她昔日的東家家中去，讓我和那些人家的孩子結成朋友。在她離開我們家後，同樣也帶了她新東家的孩子來玩。這拓展了我們家的單一的“同志”式的社會關係，對於我們家契入上海社會，也是一個有力的推動。她幫傭過的人家形形色色，她對各家的底細，也都一清二楚。有時候，我們被引進寬闊的客廳，她和她昔日的師母娓娓而談，我則流連於一排玻璃櫥前，櫥內滿是指甲大小的玉做的飛禽走獸，一層又一層，這給我的童年印象抹下了深刻的一筆。我們有時候只能坐在黑暗的灶披問里，小孩子在後弄里衝來殺去。她不時出去拖進一個，喝斥著擤掉他的鼻涕，拉直他的衣領，再放他回去。我跟隨她走過上海許多明亮的客廳和黑暗的灶披問，那裡的生活與我的都是大相逕庭。保姆她還在外國人住的公寓裡幫過傭，所以她會說幾句英語：早安，晚安，去，來什麼的。她稱外國人為長毛，極其蔑視，說那長毛只穿了三角褲在陽台上曬太陽觀街景，恨得她立即辭了生意，掉頭就走。她的民族氣節雖然只是體現在這些小事匕，卻並不減弱強烈的程度。“長毛”的蔑稱又與義和團運動偶合，其中總有些淵源關係。她時常和母親說她的親見親聞，我在一旁聽著，覺得她的閱歷真是了不得。我還注意到母親的表情，當她聽到“長毛”的情形總是開懷大笑，有時則悲聲嘆息，這是在聽到某個人家遇到了不幸，再有時她會收斂了笑容，面無表情，眉宇間還有一些惱怒似的神氣，這往往是在保姆她醉心於某家某戶的奢華生活，她每日裡不須乾別的，只須坐在小凳上，用小刷子刷洗紅木家具的雕花，她還描述那些精緻菜點的製作過程，以及女主人的絲質內衣的洗滌方法。母親的不悅是出於一個革命者對資產階級生活方式的義憤，還是一個破落戶後代的小心眼兒？母親是一個破落戶的後代，我是後來才了解的。
總之，保姆是上海這城市裡信使一般的人物，又有些像奸細。她們可以深入到主人的內房，以她們獨特的靈敏的嗅覺，從一切蛛絲馬跡上組織情節，然後她們再將這情節穿針引線似的傳到這家又傳到那家，使這裡的不相往來的家庭在精神上有了溝通。我想，我們對自己所居住環境的了解，是從她走進我們家之後開始的。在這之前，串門走戶，被母親嚴格禁止，而她視我母親的法律為糞土，母親說母親的，她行她的。於是，自她來後，我開始走進了我們鄰居家的門。再由於保姆她的帶領，人們也相繼以“先生”和“師母”這樣的稱謂稱呼我的父母，這使我欣喜若狂，我認為這是我們一家真正走進這個城市的第一個信號。我從小就這樣熱衷於進入這個城市，這樣生怕落伍，是母親對我最感失望的地方。有一次，我和母親路過一幢樓房，我告訴母親這是我們區的少年宮。母親先不作聲，只是駐步仰望了一下那樓房的尖頂，紅瓦頂上正飄揚了一面少年先鋒隊的隊旗，背景是藍天白雲，似乎還飄蕩著悠揚的鴿哨。我注意到母親的眼睛有一種微妙的表情，她望了一下樓頂，然後說：這是我的姨母家。這話使我大受震動，後來每當我心感寂寞的時候，我就會走到這座樓房前，樓房裡總是喧聲震天，孩子們的腳步幾乎將樓板踏穿。目睹他們的熱鬧，我心裡想著：雖然你們中間我一個人都不認識，可是這座房子是我母親的姨母的。想罷我便驕傲地轉過身子，向回走去。有了這幢房子作背景，我在這城市裡就不再是孤獨的了。而我根本弄不清我母親的姨母是什麼人物，現在去了哪裡，和我母親的關係又如何。我有一回試圖向母親提出這些問題，母親卻不快地反問道：這對你有什麼重要呢？從此我就不敢再提這問題，母親也閉口不談這話題。但是，我卻從此堅信，我們在這城市裡不再是無親無故。在我童年的時候，這座房子對我的作用就是這樣重要。
序言
很久以來，我們在上海這城市裡，都像是個外來戶。我們沒有親眷，在春節這樣以親眷團聚為主的假日裡，我們只能到一些“同志”家中去串門。我們家的小孩子和這些“同志”家的小孩子在一起玩，我們使用的語言不是上海話，而是一種南腔北調的國語。這樣的語言使我們在各自的學校和里弄里變得很孤獨，就像是鄉巴佬似的。當然，假如是在上海的徐匯區，事情就又是一番面目。徐匯區是“同志”們比較集中的區域，許多重要的學校里，是“同志”的孩子們的天下，國語是他們的日常語言，假如有誰說上海話，就會歸於“小市民”之流。“小市民”在那裡受到普遍的歧視。在上海城市邊緣的有些區域，比如楊浦、普陀，則又是以蘇北話為主，紀念著他們在戰亂與饑荒中離開的故鄉。他們是撐著船沿了蘇州河進上海的一群，在上海的郊野安營紮寨，形成部落似的區域。在那裡的學校，倘若不說蘇北話，便將遭到排斥。這就是上海這城市的語言情況。我們是屬於那一類打散在民眾中間的“同志”，我們居住在最典型的上海的區域：盧灣區。這使得我們必須學習說上海話，不會說上海話使我們很自卑。從整體上說，像我們這些“同志”是打著腰鼓扭著秧歌進入上海的。腰鼓和秧歌來源於我們中央政權戰鬥與勝利的所在地延安，延安這山溝溝里的小東西後來成為上海最主要的一條東西大道的命名。而個別到我們家，再個別到我們家的我——一個“同志”的後代，則是乘了火車坐在一個痰盂上進的上海。據說未滿周歲的我當時正拉稀，進上海的第一個晚上，就去了某醫院的急診間，打針引起的哭嚎聲驚破了上海的優雅的夜空。
在有了記憶之後，上海就以其最高尚和最繁華的街道的面目出現在孩子我的眼睛裡。這條街道以那場最具關鍵性的戰役為名。這場戰役決定了我們的政權挺進中原，又渡長江，從野到朝。一個同志和他的後代居住在這條街道上，是具有歷史性意義的。這是一條美麗的街道，兩側有茂盛的法國梧桐，人行道鋪著整齊的方磚，櫥窗里琳琅滿目，五光十色，馬路中間有一條鐵軌，走著叮噹作響的電車。這個孩子在她有了記憶的日子裡，就喜歡上了這條街道，與它形影不能分離。她一來到她家弄口，面對了這條街道，喜悅的心情就一點一點滋生。人群與車輛永不停息地流淌，生氣勃勃，喜氣洋洋。太陽照耀在建築物上，陽光變成有實體的存在。街道的美麗就在這裡，那就是把抽象的自然物變成具體的實物，它給無形的東西做了一個盛器，使之變成有形的了。比如陽光；還比如電——那本來在雷雨之夜轉瞬即逝的東西，在此成為夜晚的輝煌裝飾，這使世界得到根本性的改觀；再比如空間，街道具有給空間命名的特性，本是混沌無狀的空間被街道切割得又整齊又清楚，好辨別好稱呼。這其實是使人對世界的認識來個大改變，這使人認識世界有了現實的依憑。從前，認識世界是像參禪一樣。從前，描述世界也總是用“混沌”這樣的字眼。比如以色列人說“地是空虛混沌淵面黑暗”，叫人摸不著頭腦。中國神話中的盤古，說是執一柄大斧，開天闢地，究竟是怎樣的天與地，中國神話也含糊了過去。然而，城市的街道卻把這混沌的世界弄清楚了。它們劃分了平面，建築物進一步規劃了空間，從此，一切就都有了名目。這些平面與空間的劃分富有秩序感和節奏感，具有嚴格的合理性，呈現出嚴格的邏輯的美感。由此出發，我便以為像我們這樣生長在城市以觀賞街道為樂事的孩子，是有一個具體化的頭腦。我們善於領略具體的景物，不喜歡抽象的東西。其間的區別有點類似中西方的畫派。我們喜歡實事求是、有一說一、有二說二的油畫；而國畫的那種空白的理論，要我們從空白中去想像無窮的存在，是打死我們也做不到的。而我們還具備邏輯性的歸納概括能力，我們會從一般性的事物中去推論出特殊的性質，又從特殊性的事物中去推論出一般的性質。舉個例子：根據一個蘋果加一個蘋果等於兩個蘋果的特例，我們可推論出一個香蕉加一個香蕉等於兩個香蕉而最終理解為一加一等於二的普遍規律，我們決不會在“一個蘋果加一個蘋果”上吊死。反過來，我們也可以從“一加一等於二”的普遍規律出發，套用到蘋果香蕉及一切個別事物上去。所以，在我們的城市上海，計算的人材層出不窮，計算是邏輯能力的一個代表。再因此，像我們這樣的孩子所匱乏的東西便可一目了然，那就是想像力了。這就是我們的城市上海特別缺乏詩人，即便有也不成器的最重要原因。我們極少數的“小貓三隻兩隻”的詩人，也都是從街道的夾弄里生長出來，就好像一顆鄉下的草籽，很偶然很奇遇地落到了牆縫中，風吹日曬，最後長出了一株狗尾巴草。
這個坐在痰盂上進入上海的孩子，和其他孩子一樣，喜歡具體的事物，善於推論，又有想像力，惟一有點不同的地方，那就是在春節這樣的傳統假日裡，別的孩子都去走親戚家，而孩子她只能走“同志”家，這時候她會有一點寂寞，有一點孤獨。她覺得自己和大多數人都不同，人家有的她沒有，這使她產生了一種外來戶的心情，好像她是硬擠進人家的地方似的。什麼才是她的地方呢？孩子她漸漸還發現這城市中有許多街道是她所未涉足過的，比如說老城隍廟。站在她生活的街道上，想像一座廟是不可能的，她對廟這樣東西毫無經驗可言，而她同志式的父母從未帶她去過老城隍廟。有鄰家的男孩向她炫耀從老城隍廟買來的香菸牌子，上面畫著面目猙獰的古人，一個又一個。老城隍廟因此便有了恐怖的神秘色彩。還有玻璃彈子，那樣子的光溜溜的、在男孩骯髒的手指間準確彈射的彈子，會使孩子她心裡生出一種暗淡的甚至有些猥褻的感覺。過了許多年之後，孩子她做了一個作家——像我們這樣沒有想像力的孩子怎么會做一個作家？這作家是不是那作家？我想，孩子她多年後做了作家，根源就在當人家去走親戚家，孩子她只能走“同志”家，她心感寂寞時，得到了一個冥思的機會，這機會就像牆縫裡的狗尾巴草一樣露了頭。總之，她後來做了作家。這時候，她再回想幼年時，從鄰家男孩頑劣的遊戲中透露過來的老城隍廟的氣息，其實就是歷史的氣息。歷史這樣的字眼，對孩子她是陌生的，對這城市街道上所有的孩子都是陌生的。等他們到了讀書的年齡，這字眼便成了一門功課的概念，這就更糟了，這說明他們對“歷史”這字眼的認識走上了歧途，並將越走越遠，尤其是那些“歷史”得滿分的學生，這和“南轅北轍”的道理相同。
在孩子她成長為一個作家的過程中，她總是對老城隍廟心懷嚮往，她常常有意無意地選擇老城隍廟附近的地方去做她的事情。比如當她需要調查學校的時候，她就去老城隍廟旁邊的國小校。當她接近老城隍廟的時候，她會想起時間這一個問題。時問只有當它過去了的時候，才會體現出來，因為它會留下痕跡。孩子她生活的那條街上，只有現在，現在是一個點，而時間的特徵是線，未來則是空白，時問無所依存。孩子她一旦注意到時間，就會有一些奇異的感動，她沉寂的想像力受到了刺激。她覺得走在老城隍廟附近的人，面目都帶有滄桑的感覺，可是誰會對她說呢？誰認識她呢？外來戶的感覺又一次升上心頭。孩子她其實特別願意和人交朋友，卻很少機會，白天人們都不在家，夜晚敲人家的門很不禮貌，街上的人都是過客，行色匆匆。她語言已經掌握得很好，將這種不上書面的語言說得滾瓜爛熟，可是這絲毫沒有減輕她的孤寂。孩子她如果不做作家問題倒不大，問題就在於她做了一名作家，她需要許多故事來作她編寫小說的原材料，原材料是小說家的能源問題。孩子她覺得自己作為一個作家非常倒霉，她所在的位置十分不妙。時間上，她沒有過去，只有現在；空間上，她只有自己，沒有別人。這樣，她新舊故事都沒有，尋找故事成為她的苦事一樁。她有時候去遠處旅行，有時候則一頭扎進故紙堆中。漸漸地，她就有些模糊了目標，故事不故事對於她不再那么重要，她的注意力轉移到另一個問題上，那就是：孩子她這個人，生存於這個世界，時間上的位置是什麼，空間上的位置又是什麼。這問題聽起來玄而又玄，其實很本質，換句話說，就是，她這個人是怎么來到世上，又與她周圍事物處於什麼樣的關係。孩子她用計算的方式將這歸之於縱和橫的關係，一切就都簡單多了。前面已經說過，這個城市裡的孩子都具有邏輯頭腦，推論對他們不在話下。再後來，她又發現，其實她只要透徹了這縱橫裡面的關係，就是一個大故事。這縱和橫的關係，正是一部巨著的結構。現在，一部巨著的結構已經有了，別的就都好說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