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內容簡介
《中國當代文學史料叢刊:塵封歲月》是作者的回憶錄，內容分為五部分：第一部份“烽火遍野的青少年時代”，第二部分“上海文壇的風風雨雨”，第三部份“憶《朝霞》，聚散沉浮”，第四部份“在北京的滄桑歲月”，第五部分“安身立命，找到了美滿歸宿”。20世紀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末的文學事件的回憶，改革開放以來的國內外文學發展、交流的經歷，是《中國當代文學史料叢刊:塵封歲月》的主體。
作者簡介
施燕平，江蘇啟東人。中共黨員。1944年參加革命工作，歷任蘇中軍區宣傳、人事、文化幹部，上海市軍管會特派員，工廠黨委宣傳部長，《萌芽》編委、編輯部主任，《上海文學》編輯部主任，《人民文學》編委、副主編，復旦大學分校中文系副主任，《上海大學學報》常務副主編，編審。東方文化學院教授。1949年開始發表作品。1960年加入中國作家協會。
圖書目錄
被沉默者的話——《塵封歲月》序吳俊/1
第一部分
烽火遍野的青少年時代
一、 可愛而多難的故鄉
二、 15歲踏上社會
三、 書籍伴我度過混亂的歲月
四、 第一次見到新四軍
五、 矢志不當亡國奴
六、 永不磨滅的一個亮點
七、 終生難忘李家溝
八、 在日寇投降的日子裡
九、 東台受訓，我當了女生班長
十、 北撤前夕的一段小插曲
十一、 強渡舊黃河告別戰鬥的華中地區
十二、 兩次衝破敵人的海上封鎖
十三、 迎暴雨夜過膠濟線
十四、 輾轉在膠東半島
十五、 隨軍南下進入大上海
十六、 奉命接管、監印
十七、 簡要的回顧
第二部分
上海文壇的風風雨雨
一、 我怎么會跨進作協的大門
二、 值得回味的一段經歷
三、 早期《萌芽》的跌宕起伏
四、 “49天會議”的來龍去脈
五、 “小鋼炮”和“傻丫頭”
六、 參加第三次全國文代會
七、 《鋼人鐵島》事件引起的風波
八、 三個刊物合併後的《上海文學》
九、 陳沂的《白山黑水》被腰斬的經過
十、 以群的可貴品格
十一、 山雨欲來風滿樓
十二、 “文革”初期，以群憤而辭世
十三、 在狂熱的日子裡
十四、 我成了黑幫的忠實爪牙
十五、 相互揭發，掀起造反高潮
十六、 “裴多菲俱樂部”的奇怪現象
十七、 巴金在“文革”中的屈辱遭遇
十八、 “炮打張春橋”的前後經過
十九、 工、軍宣隊進駐上海文化系統
二十、 “一打三反”時的戴厚英
二十一、 風波迭起的幹校生活
二十二、 聞、戴之戀以至詩人之死
第三部分
憶《朝霞》，聚散沉浮
一、 1972年的一個座談會
二、 叢刊的稿源和創作學習班
三、 出版《朝霞》月刊和編輯隊伍的形成
四、 《朝霞》的辦刊方針
五、 《朝霞》的作者群分析
六、 突然而來的《朝霞》事件
七、 告別《朝霞》
八、 三十年後的一次聚會
第四部分
在北京的滄桑歲月
一、 《人民文學》初期的籌備工作
二、 一份解放軍文藝社的座談紀要
三、 在回上海組稿的日子裡
四、 為編好“創刊號”盡力
五、 列車上傳出噩耗
六、 舉辦學習班，鼓吹寫“反資”文學
七、 《機電局長的一天》引起的風波
八、 所謂“18棵青松”會議
九、 震驚中外的天安門事件
十、 不幸事件接踵而至
十一、 一代偉人永辭人間
十二、 惡貫滿盈的“四人幫”終被粉碎
十三、 華國鋒談與“四人幫”的內部鬥爭
十四、 出版局強調：刊物要緊跟時代步伐
十五、 袁水拍的交代、檢查
十六、 出版局派來了軍代表
十七、 失火事件
十八、 實習者一個個走了，難忘英年早逝的陸星兒
十九、 運動深入，我開始接受審查
二十、 有關賀龍被迫害致死的珍貴史料
二十一、 檢查我在《朝霞》的錯誤
二十二、 《一篇揭矛盾的報告》出籠前後
二十三、 歡慶十屆三中全會勝利閉幕
二十四、 清查工作向縱深發展
二十五、 從外調中引發出的一點感受
二十六、 回滬探親一月
二十七、 撲朔迷離的西單事件
二十八、 探望浩然、李學鰲
二十九、 難得的兩次聚餐
三十、 最後一次檢查
三十一、 終於結束了三年多的京城生活
三十二、 天長地久，珍貴友情永存
第五部分
終於找到圓滿歸宿
一、 我怎么會選擇復旦分校
二、 為開設新學科盡力
三、 紐約講學記事
四、 江淮才女戴厚英的悲慘結局
五、 九九歸一，重操編輯舊業
六、 尾聲
後記
後記
《塵封歲月》是我的回憶錄。這部回憶錄寫的不是某個階段，或某些特殊事件的回顧，而是寫了我的一生。從童年的兵荒馬亂、烽火遍野起，一直至20世紀末離開工作崗位止，前後經歷了約七十個年頭。當然，這期間，並非事無巨細，都得抹上一筆，而是自認為具有一定的史料價值和一些生活中難以忘懷的往事，才值得錄下。
不難看出，這些回憶中的某些事件，發生在何年何月甚至何日何時，都能標明，這自然有賴於往日的日記記載。從戰爭年代起，我就有了記事的習慣。但當時並不是每天都記，而是遇到重大事件時才記，如從華中解放區北撤山東、膠東突圍、隨軍南下等，我都逐日或隔數日作一記述。這種習慣一直延續到上海解放初。而真正稱得上為日記的，那是從20世紀60年代才開始的，特別是“文革”以後，在排山倒海的混亂日子裡，每天都發生許多莫名其妙的“偉大”事例，不記下這些事例太可惜了。從此就養成了記日記的習慣，有時隨著興致所至，不盡記事還常常伴有一些描述和感慨，一直堅持到今天。當然，隨著年齡的增高，如今的日記相當簡短，只是把每天的要事，簡記備忘而已。
我怎么會寫起回憶錄來？這要追溯到八年多前了。那是2003年9月2日下午2時半，時為華東師範大學(今已調到南京大學)年輕的教授吳俊先生，在復旦大學吳中傑教授的引見和陪同下，來我家訪問。吳俊教授是為了調查以《人民文學》雜誌為中心的當代文學史料，幾次到北京訪問。在調查中，有多人曾提及我的名字。為了進一步掌握情況，遂作了這次專訪。同來的還有專任錄音、攝像的一位助手。他們希望我談談個人的經歷，著重點是去北京參加籌備《人民文學》的復刊工作和創辦《朝霞》雜誌的經過。
那是一次事先毫無準備、即興式的隨便交談。我向他們講了參加革命的經過、進了上海作家協會後的工作情況、創辦《文藝叢刊》和《朝霞》的過程、籌備《人民文學》復刊的情況以及“文革”中的遭遇和“文革”結束後的狀況等。在交談中，他們知道我有記日記的習慣，於是吳俊先生建議我把在《人民文學》和《朝霞》工作的這段經歷，以日記的形式加以整理還應該公開發表。在他的啟發和鼓勵下，我集中精力，花了幾個月時間，整理了一份《復刊和工作日記》，並由吳俊先生推薦給江蘇省作家協會編的《評論》刊物。該刊在2005年卷的第一期、第二期，2006年卷的第一期、第二期上，連續發了四期，約七萬多字。之後，吳俊又想推薦給香港的一家出版公司。該公司的一位徐先生閱稿後認為這種日記形式的著作，從時間順序上看清清楚楚，但許多事件前後不連貫，使讀者有一種零碎的感覺，為此建議在行文中應該加上注釋、說明才行。吳俊認為與其如此，毋寧把這些日記的有關內容，寫成詳實的回憶錄，日記作為原始連貫的記載，還是單獨出版更好。我覺得有道理，於是從2009年9月8日起，我擺脫了其他雜務，開始了這部回憶錄的寫作。在動筆之前，我就想到，要寫就寫我的一生。我這輩子經歷了多少歷史的巨變，從童年時代起，就親眼見到了日本鬼子兇殘的侵略面目，飽受過亡國奴的屈辱；參加革命後，在槍林彈雨中，踏遍了千山萬水；全國解放後，先後經歷了三反五反、反右鬥爭、大躍進、四清運動、“文革”動亂、粉碎“四人幫”，一直到改革開放。在這波瀾壯闊的風雨歷程中，談不上有什麼貢獻，卻常常在歷史的轉折關頭，隨波逐流，不能把握自己的命運，以至失足落水，犯有不少錯誤。回憶往事，嘗遍了人生的酸甜苦辣、悲歡離合。我是個感情脆弱的人，當回憶到某些人物和事件時，常常會激動得眼眶含淚。
這部回憶錄的內容基本上是循著時間的先後為順序，但對某些人物的曲折遭遇和一些特殊事件的回顧，如巴金在“文革”期間的屈辱遭遇、江淮才女戴厚英的悲慘結局、陸星兒的英年早逝，以及編輯《朝霞》雜誌和有關編輯人員的最後結局等，為了使讀者有個完整的概念，只得跳越了前面提到的那個“順序”，按這些人物遭遇和事件發生的前後經過加以闡述，我相信讀者是能夠理解的。
最後需要說明的是，為了忠實地記錄回憶，文中有時不得不提到一些人的真名實姓，特別是在十年動亂期間，涉及的一些人在今天看來顯然是錯誤的言論和做法。但本人認為，如果以歷史的眼光來觀察，在難以抗拒的歷史潮流面前，有幾個人真能清醒地擺脫歷史的被動性？文中如實地提到這些事，無非是為了反映某個階段的真實情況。為此，文中如對某些先生留有不恭之處，請求予以原諒！
序言
本書的作者想必是絕大多數人並不知道、更談不上了解的，即便在文學圈。但他毫無疑問應該是當代中國文學歷史上的一位重要人物。只是歷史的滄桑將這位重要的歷史見證人、甚至是重要的歷史當事人一下子完全推入了幕後，以致需要後來的人只能通過“考古”似的發掘——而且還常是偶然的發掘，才有機會讓他暫時擺脫塵世時間的遺忘。但以後的事又是我們所不能把握的了。
2003年，我申請的《人民文學》與當代中國文學關聯研究的課題獲得教育部博士點基金資助立項。由此我立即開始了系統的資料調研。在得到了當時的《人民文學》主編韓作榮先生和李敬澤兄及人民文學出版社總編、我的復旦學長潘凱雄兄等師友的幫助後，我在北京等地陸續收集到了一批極有價值的原始資料。本來我有意將這些資料整理公布或出版，但後來因為其中涉及一些歷史上的人事舊案，舊事重提或許難免再生意氣紛擾，且易將幫助我的朋友捲入其中，便覺得索性仍舊塵封為好。
在搜尋資料的過程中，起先我完全沒有留意，後來由於無意間的追問，一個被許多人不斷提及的名字終於讓我感覺到了他的重要性。——施燕平究竟是個什麼樣的人？返回上海後，我想請能夠與施先生聯繫的人介紹我前往採訪，但一時卻找不到合適的引薦人。後來我的導師提醒我，不妨請教一下復旦大學中文系的吳中傑教授。我是復旦畢業的學生，中傑教授是我本科就讀時的本系老師，還給我們開過一門魯迅研究的選修課。說來也真湊巧，那時吳老師正想求證一些有關“文革”前後上海的文學舊事，施先生恰是求證對象。他們是舊識，於是說好了順便帶我一起去見施先生。我和施先生的緣分就此開始。
我說施先生毫無疑問應該是當代中國文學歷史上的一位重要人物，一位重要的歷史見證人和當事人。這話的理由從他在“文革”期間的履歷中就能充分印證。他不僅是20世紀70年代上海《朝霞》的負責人之一，而且還專門調到北京出任了1976年復刊的《人民文學》常務副主編（其時主編是文化部副部長袁水拍，另兩位副主編也是文壇名人嚴文井和李希凡），參與籌備並擔當了《人民文學》復刊出版的主要工作。此前他從部隊轉業至地方，成為上海作協的年輕作家和職業編輯，由組織安排接受巴金的栽培，有望成為新中國的新一代主流作家。稍後，作為具有紅色政治前途的年輕文學骨幹和國家意識形態的基層幹部，他漸漸進入了上海“寫作組”的圈子，由此正式與核心政治的起伏發生關係，後半生的命運也就此決定了。他的紅色出身、早年仕途，特別是他的文學才幹，使他在人才輩出的上海文壇特別是領導層嶄露頭角，並在“文革”期間走向高峰。只是像他一貫的為人風格那樣，他是一個極其低調的新進，即便後來執掌《朝霞》或《人民文學》的日常工作，儘管做事很乾練，待人卻極謙和，這與當時的新貴尤其是由滬進京掌權的另一些人的跋扈，形成了鮮明的對照。這也是他在“文革”結束後不能不接受的審查中，能夠獲得同僚諒解的重要原因。——若干年後，我聽到的老人之言，幾乎沒有對當年大權在握的這位施主編的道德非議。我以為這是他的性格和人品修養的福報。
政治是詭異的。施先生顯然不是一個搞政治的人。他一度貌似接近了政治核心圈，但終究只是個邊緣人，而且他對權力政治有著深刻的警惕和懷疑。一個佐證是，在調京工作後，他始終不願將家屬遷住北京，——他後來對我說，當時我就想，那樣一個時代，以後會怎樣呢？他是一個在人生巔峰就已經如履薄冰般想到抽身遠行的明哲之人。在經歷了“文革”後的一段痛苦的政治審查之後，他終於回到了老家上海。最重要的是，他在上海過得非常愉快，而且輕鬆。在我貿然前往翻檢他的歷史舊事時，他的坦蕩令我感到欽佩和親近。我們是有許多共同的話題可以交談的，雖然閱歷和思想並不完全相同，但都希望正視、誠實面對歷史。這與活在當下並不衝突。
施先生給我的最大驚喜是他有記日記的習慣，且常年不輟，這就有了他帶我走近歷史現場的原始依據。我是在彼此有了幾次對談之後，才知道施先生是有日記的。在還沒有看到他的日記之前，我就已經可以判斷他的日記將是一份極其重要的史料。只是施先生的日記記得相當隨意和散亂，有各種不同的日記本，而內容更是龐雜，但他的好處是幾乎事無巨細，只要思慮所及，筆力範圍之內的人事現象，悉數實錄。——我想中國當代文學研究的學者馬上就能意識到，根據施先生的經歷和身份，他的日記實際上就會是一部當代文學的“私史”。它的價值絕不會遜色於古來的那些私家筆記史著。就是出於這種專業的敏感，我立即建議施先生放下手頭的其他工作，儘快開始整理自己的日記。並且，我建議首先整理籌備復刊《人民文學》時期的工作日記，次則有關上海文壇的日記，包括“十七年”間的經歷、上海文藝界的“文革”實況、主持《朝霞》編務及涉及上海寫作組等的重要工作情況，太過私人性的內容則不必計入。
施先生年輕時就是筆耕勤奮的作家，年屆古稀後還創作出版長篇小說及散文多種。他每天保持快走兩小時的習慣，所以過了八十仍顯精神矍鑠，思維敏捷。很快他就將需要的日記內容從當年的各色筆記本中一一清理，連貫摘錄出來，工整謄抄在500格的大稿紙上。我則依據他的手稿，請朋友幫忙錄成電子版。稍後，施先生又向家裡的後輩年輕人學習掌握了使用電腦的熟練技術，使得日記整理的後續工作也極大地加快了速度，不僅完成了我建議的日記內容整理，還將他返回上海在高校就職期間訪問美國的日記也悉數整理完畢，——他其實也可謂1980年代較早出訪美國的中國作家和大學教授。
在錄入並校對完施先生的日記後，我曾選擇其中的部分內容在文學刊物上發表，希望能對學界的相關研究有所裨益。但我更期待的是這部日記能夠公開出版，正式為某段歷史、某些重要的人事留下一份真切和誠實的書面見證。為此，我還請施先生為日記陸續增補了一些注釋，以作他人閱讀時的背景了解。同時，在我那幾年的幾篇論文中，我也不時引用或介紹過施先生的日記，——依據施先生的日記，當年的有些重要公案內幕其實很容易找到破解的線索。遺憾的是，這部有著獨特而重大價值的、堪稱20世紀70年代前後中國文壇實錄的日記，迄今仍未能出版面世，時間好像是被某種超能力的力量牢牢地拽住而停滯了。
就在我協助施先生髮表、推介這部日記內容的時期，2007、2008年之交，我完成了從上海到南京的工作調動，轉任南京大學文學院教職。我的學術生涯也進入到新的時空。其中之一是我的多項主持或參與的研究計畫獲得了充足的人力資源支持，研究成果的出版也有了相當可觀的經費資助，許多學術活動的展開讓我再無客觀條件方面的種種窘迫掣肘。南京大學文學院和教育部重點研究基地中國新文學研究中心成為我得償夙願並探尋新的學術路徑的有力平台。這對我與施先生的交往與合作也是福音。
施先生體健如故，而日記仍待繼續尋找出版的機會，我再度建議他以日記的整理和注釋為契機，重新撰寫一部個人回憶錄，為自己、也為所處的時代，留下一個更完整的個人記錄。耄耋之年的施先生居然僅用了一年左右的時間，就完成了約60萬字的回憶錄初稿，此後又在聽取了出版社的編審意見後，修改打磨潤色初稿，大半年後最終定稿約50萬字。這就是這部回憶錄的來由。在即將付梓出版之際，施先生希望我能為他的這部心血之作寫上幾句話作序。我既為後生晚輩，本只有寫讀後感的份，但施先生先已寫好了回憶錄的後記，我的文字已經不太適宜重複再做後綴，感謝前輩老師的盛情囑託，我就恭敬不如從命了。
回想我與施先生的交往，迄今已經十年。剛開始時我就意識到，在某種程度上，他是一個因時代變故而被突然逐出歷史舞台的人。他像我們一樣，在許多重要的人生和時代關頭，都無法自主自如地扮演自己喜歡的角色，但因為個人修養品行的不俗，命運最終還是厚待了他。我把他視為一種特殊類型的歷史人物，就是“被沉默的少數人”。作為從業學術研究的人，我們經歷過太多歧異紛呈的歷史事件和人物的評價，這種變化就在不斷地重構我們的歷史認知，其實也是在解釋當下，在建立新的合理性和合法性。我們當然無法扭轉宏大的歷史邏輯，但可以將個體的人生軌跡從歷史的邏輯中小心地剝離開來，區分其中的善行或惡意，既充分理解人性的弱點，同時更加注重發掘人性中的善良品質。正是這種善惡構成了歷史的走向和面貌。當我們關懷沉默的大多數的時候，那些沉默的少數人、特別是“被”沉默的少數人的權利同樣是不應該被剝奪的，否則歷史必將再次出現不公正的傾斜，那么所謂正義的審判及其正當性不也應該被質疑嗎！
讓所有沉默的人都能自由發言，這是學術研究的職責所在，也是歷史進步的體現。所有的發言都能幫助我們辨析、趨近歷史的真相。所以施先生的這部回憶錄、包括他的還未能出版的日記，都是在為達到、獲得歷史的公正性做出自己的貢獻。寫到這裡，不由再次想到了這句名言：我可以不同意你的觀點，但我誓死捍衛你的說話權利。捍衛所有人的說話權利，也就是捍衛我們每個人自己的說話權利。這是我對這部回憶錄出版的最大期待和願望。施先生前不久對我說：“我是個在暮色中趕路的人。”這句話一直在撞擊著我。如果我們都不用“翻牆”、“越獄”就能看到、聽到正版的自由言論，那些“暮色中趕路的人”就能在途中遇到光明。所以我也希望這部回憶錄的出版能夠成為一縷陽光出現在施先生的趕路途中。
最後，我要說明和感謝的是，本書的出版獲得了教育部人文社科重點研究基地南京大學中國新文學研究中心、南京大學文學院、南京大學中國文學與東亞文明研究協同創新中心的支持。本書作為《中國當代文學史料叢刊》之一，獲得了丁帆教授主持的南京大學985三期文科改革型項目的經費支持，同時也獲得了南京大學985工程三期項目經費、江蘇高校優勢學科建設工程專項資金的支持，並作為教育部重大課題攻關項目《中國當代文學批評史》（項目批准號10JDZ0010，吳俊為首席專家）、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中國現當代文學制度史》（項目批准號11&ZD112，丁帆為首席專家）的子項目或階段成果，獲得了相應的經費支持。希望不辜負多方的鼓勵和支持，並祝願後續的出版順利，尤其期待學界同行的指教。
吳俊寫於2013年11月11日，南京仙林和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