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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或稱城鎮化(urbanization)，其基本內涵即為人口向城市及其郊區集中的過程。工業革命以後，城市大量產生，這個過程同工業化緊密地結合在一起，整個國家的經濟基礎也由鄉村農業轉向城市工業。因此城市化究其本質而言，可以認為是由工業化所引起的人類經濟活動的空間集聚與分化過程，其生成機制及發展演變與經濟發展密切相關，並且歸根結底取決於一個國家和地區的工業化水平和經濟結構。基於上述考慮，本書從經濟思想史的角度出發，在系統考察和總結了中國城市化理論成果的基礎上，梳理城市化理論的發展脈絡和思維邏輯，力求客觀真實地刻畫中國當代城市化理論的演變過程。本書共安排了五章。其邏輯結構是： “導論”部分對中國和西方城市化理論作了初步的梳理工作，並得出結論：國內對城市化問題的研究是從1979年才開始的，從而將論文的寫作範圍劃定為1979年至2005年這段歷史時期。值得一提的是內部階段的劃分，即以國家政策調整為依據，1980年、1990年、2000年成為城市化研究階段劃分的基本時間點，同時考慮到不同階段城市化研究的側重點有著相互的繼承性和時間上的交錯性，故階段劃分可模糊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1979年至80年代末；第二階段，1980年代末至90年代末；第三階段，90年代末至2005年。
在對現有的中國城市化理論評價的同時，筆者還闡釋了學界尚待解決的四個方法論問題，奠定了整部論文的基調和立論基礎。此外通過界定城市和城市化的內涵，提出劃分城市化理論的標準和新的研究方法，確立了主題部分的行文規範。
第二章以1979年吳友仁的《關於中國社會主義城市化問題》一文的發表作為中國城市化理論研究的開端，雖然當時的城市化理論尚處於探索階段，但是以費孝通的“小城鎮論”為代表的獨創性理論已經在激烈地爭論中得到了飛速的發展，成為了當時城市化研究的主流觀點。城市化理論的活躍不僅是因為學術環境的轉變，同時也得益於西方城市化理論的傳人。傳人之初，學術界以客觀引進為主，評論為輔，還不可能很快套用於中國城市化進程的分析，因而獨創性的城市化理論仍占主導地位。
第三章篇幅最長，不僅僅因為時間跨度大，單就城市化理論本身來講也發展成為了一個十分龐大的體系，其研究架構已粗具雛形。本期城市化理論具有兩點突破：一是對中國城市化實踐的總結，包括對中國建國以來城市化進程中的階段和特點進行歸納和在總結的基礎上把中外城市化進行比較分析。從初期的單純介紹進而拓展到總結和評價，不能不說是理論發展中的一次飛躍。二是隨著大量西方傳統理論的引入，開拓了思路，特別是隨著理解的深入，中國學者普遍發現西方傳統理論無法完全解釋和解決中國的城市化問題，於是他們在借鑑相關概念和方法的基礎上發展出了適用於中國國情的理論，即西方城市化理論的本土化過程。這一時期中國學者較多地借鑑西方理論研究中國城市化的發展、討論城市化相關道路的選擇以及拓展城市化動力機制的範疇，與上一時期的研究態度相比，這一時期的大量借鑑和中西合璧趨勢不亞於一次大的進步，從一個側面反映了中國對待西方理論態度的轉變。
第四章中城市化理論主要圍繞四個方面展開，即在原有基礎上對城市化實踐進行重新思考、動力機制研究全面展開、城市化道路的新思考以及對城市化制度層面的研究。對城市化實踐的總結已經不再局限於對城市化自身發展的回顧，而是從整個國家巨觀經濟大背景出發。有關動力機制的研究明顯地帶有全面展開的架勢，同以往的研究較多地強調中國城市化的特殊動力相比，這一時期的“共性”研究(基本動力)恰到好處地填補丁相關理論體系的空白，而且隨著中國加入WTO以後將更加積極地參與經濟全球化，經濟全球化成為動力機制研究的視角。對於城市化道路的確定，學者們不再局限於對原有觀點的重複討論，而是跳出了“城市化道路之爭”的框框，開始在借鑑國外城市化成功經驗和聯繫中國實際情況的基礎上，提出了一個城市化發展的新思路——都市圈模式。尤其可喜的是，這一時期對城市化的理論研究已經進入到了制度層面。
第五章作為結束語，除了總結前四章的理論框架之外，筆者重新審視了城市化及其理論的發展歷程，認為中國的城市化其實就是在中國城鄉二元關係下面對人口眾多、生產力水平低的現實，政策力試圖在工業化與城市化兩者不同成本和效益之間作出妥協與選擇所形成的一系列矛盾，這與傳統的西方城市化理論有著顯著的區別。筆者從巨觀經濟大背景出發，力求描述更為精確的動態過程：初期的低成本工業化可以推動經濟的增長，而隨著中國進入非必需品消費的階段，城市化的投資拉動就成為了經濟成長的新引擎。然而城市化的高成本以及內部的結構性問題可能會影響經濟的持續增長。基於以上理解，本書認為中國城市化正處於一個發展的關鍵時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