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立背景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一建立，就成立了撫順與太原戰犯管理所，共收容了1109名日本戰爭罪犯。中國政府對這些戰犯給予人道主義的待遇，讓他們聽取中國被害人的控訴，敦促他們自覺地認識自己的罪行，
中國歸還者聯絡會1956年，這些戰犯中的大部分被釋放回到日本後，1957年成立了中國歸還者聯絡會（中歸聯）。這些原來的日本軍人開始到日本各地對自已在戰爭中進行的殺戮、掠奪、強姦、放火、破壞等戰爭犯罪的行為進行現身的說法。人們把這種活動稱為“證言活動”。他們為什麼要持續地進行這樣的活動呢？在日中友好協會製作的收錄他們證言的錄像片《證言——侵略戰爭（從人到鬼，從鬼到人）》中記載了他們的心聲。
在兒童時代連小蟲子都不敢踩的這些人，為什麼到了戰場就變成了鬼？他們對自己犯下的無數罪行進行了痛苦的反省。在中國的戰犯管理所中，他們受到了人道的對待，又使其恢復了人性。回國後他們一直從心底坦白地承認自己的加害行為，他們堅信進行“證言活動”是為了不再重犯同樣的錯誤。
中國歸還者聯絡會的人們撰寫了許多回憶錄、證言集，製作了電影與錄像，在市民集會上作證，用各種方式在各種場合堅持不懈地講述自己的生涯，揭露日本軍人是為什麼以及如何對叫中國人進行非人道的殘暴行為。他們提供的證言使日本人逐漸了解了“三光”作戰的真相。
日本戰犯們從獲釋歸國之日起，就開始了與那些歷史“健忘者”們作鬥爭。當年就成立了“中國歸還者聯絡會”(簡稱中歸聯)，遵循“反對侵略戰爭，貢獻於和平與中日友好”的宗旨，30多年來，他們衝破日本右翼勢力的種種阻礙，以其親身經歷，舉辦座談會、展覽會、街頭宣傳，對日本侵華戰爭展開無情的揭露和批判。1975年4月，86歲的藤田茂率“中歸聯”代表團一行16人第三次訪華，瞻仰撫順平頂山“白骨館”。
“向抗日殉難烈士謝罪碑”發展歷程
“中歸聯”是1957年9月在日本成立的中日民間友好組織。成員全部來自1956年6月至8月從中國撫順
宣布免予起訴決定書當然，該會的發展也並不是很順利的。“中歸聯”會員回到日本之後，首先遭到了日本國內新聞媒體的“抹紅”。一些媒體認為這些從“共產中國”回來的舊軍人“已經被中共洗腦”。為此，這些從中國回國的原戰犯，受到日本社會的百般歧視而找不到工作，不得不幾人合夥租房，靠打短工來維持生計，甚至不時還受到日本警察的+陸檢”或搜查。除了受到當時日本當局的政策敵視外，該會自身也經歷了從成立、發展到分裂，又從分裂最後合併統一的過程。1957年9月成立後，在最初的十年中，在藤田茂會長下，設立了副會長、常任理事長、常任委員長和事務局長負責會員大會的召集和日常聯絡會的運營工作。但是在1967年由於受到中日兩國政治影響，該會分裂成“中歸聯(正統)組織”和“中歸聯”兩個組織。“中歸聯(正統)組織”的會長仍然由藤田茂擔任，而新分立出去的“中歸聯”則由島村三郎擔任會長。這一時期，兩個組織分別進行了組織機構改組。其中，“中歸聯(正統)組織”除會長藤田茂外，副會長縮為一人，由國友俊太郎擔任，取消了常任理事長一職。而分立出來的“中歸聯”會長在島村會長任期兩年後，由杉原三郎擔任，在富永正三擔任會長後的1986年，兩個組織才又恢復統一狀態。這一期間，分立出來的“中歸聯”採用了會長、副會長和常任委員長的體制，沒有設立常任理事長，更沒有設立事務局等部門。在1986年10月，上述兩個組織達成合併意向後，新的“中歸聯”又恢復到了設立之初的體制，即採用了會長、副會長、常任委員長、事務局的體制。
誠如一些學者所指出的那樣，1972年中日兩國邦交正常化前的中日民間交流是戰後中日關係交流史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其中，在中日兩國關係正常化之前，日本民間的一些主張中日友好組織在推動中日兩國關係正常化過程中所作出的努力尤為矚目。為此，在我國學術界的相關研究中也多有涉及。從研究的總體趨勢上看，我國學術界雖然積極評價了1972年以前日本的民間組織在推動中日兩國邦交正常化中的作用，並從學術研究的高度對於民間交流的特徵、作用進行了有益的探討。但是，這些研究大多將關注的焦點集中在像1949年日本成立的‘舊中貿易促進會”、日本‘舊中友好協會”以及《廖高貿易》等中日民間組織在促進中日經貿往來上的活動和意義。換句話說，僅僅從促進中日民間經貿往來上去理解和評價日本民間友好組織，並以此來概括戰後至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前的中日民間交流活動是不全面的。
主要活動
該會成立之初有會員1014名，但隨著40幾年的歲月流逝，大部分會員老衰或陸續故去已經無法開展活動於2002年該會宣布解散。該會的活動有新成立的“撫順奇蹟繼承會”接替。雖然“中歸聯”從組織上已經不復存在，但該組織從成立之初到2002年解散，尤其是該會在1972年前所進行的一系列有組織的活動，對於推動中日民間友好交流，促進中日兩國邦交正常化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應該給與高度的評價。
首先，“中歸聯”通過開展一系列活動，宣傳中日友好事業。在“中歸聯”成立最初的十幾年中，由於中日兩國間尚沒有建立外交關係，日本當局採取了敵視新中國的政策，使得日本國內的一般百姓不了解中國甚至敵視中國。為此，“中歸聯”開展了一系列活動，以增加日本民眾對新中國的了解。在此前後，“中歸聯”開展了“恢復中日邦交”3千萬人署名(1963年4月)、福山市“中國物產展”(1965年9月)、“創建日中國交恢復國民會議”(1970年12月)、“祝賀恢復日中邦交正常化”(1972年10月)等活動;此外，“中歸聯”還參加了‘舊中友好協會”發起的歡迎以李德權為團長的中國紅十字訪日代表團(1957年12月)、歡迎倪裴君為團長的中國紅十字會代表團(1963年12月)以及歡迎以肖向前為團長的中國“訪日代表團”(1964年5月)的聚會和在日本各地舉行的中國電影展、照片展等活動。
其次，協助日本相關友好團體，送還在日遇難的中國勞工遺骨。該會在1957年協助日本紅十字會送還中國遇難勞工遺骨外，還幾次在東京的麻布永平寺、傳通院舉行追悼會悼念在日本死難的中國烈士。通過這些悼念活動不僅紀念了在日本遇難的中國烈士，而且通過悼念活動也向日本民眾宣傳了日本在過去所發動的戰爭本質。此外，“中歸聯”通過舉辦的“反對侵略戰爭”聚會、“反對日本軍國主義復活”聚會以及反對戰爭演講也向日本民眾宣傳了日本過去所發動的侵華戰爭的罪行。
第三，組團訪問中國。“中歸聯”成立後幾次組織大型訪華團訪問中國。1965年9月，“中歸聯”第一次組織了以會長藤田茂為團長、以大河原孝一、永石初秀、柴田賢吉等日本各地支部長為團員的訪華團訪問中國。這次訪問團不僅受到了周恩來、郭沫若等黨和國家領導人的親切接見，而且還作為日本代表受邀參加了在北京舉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周年慶典活動。1972年10月、“中歸聯”又第二次組團參加了中日邦交正常化的一系列活動。此後，“中歸聯”不僅每年組團訪問北京、上海，還組團回到“再生之地”遼寧撫順，舉辦各種友好活動。
第四，組織集會，抗議日本當局的反華言論。這些抗議活動主要包括1985年6月舉辦的反對金準勳章復活集會。在這次集會上，“中歸聯”通過決議向日本政府遞交了《關於恢復金準勳章的抗議書》，抗議日本中曾根內閣計畫恢復戰前象徵軍人軍功的金準勳章制度。在該抗議書中，“中歸聯”指出，現存約三萬人的金準勳章幾乎都是“滿洲事變論功行賞”和“第一次中國事變論功行賞”而授予的。眾所周知，“滿洲事變”系中央軍部和關東軍的謀劃而進行的毫無道義而言的侵略戰爭。其延長線就是後來的“中國事變”和太平洋戰爭。換而言之，(這些勳章)是對中國毫無道義而言的侵略戰爭過程中的“軍功卓越”，即是對中國人民殘酷殺戮和對財產的掠奪，同時又是無數戰友的流血犧牲基礎上而授予的，因此，對於現存的金準勳章也應審視其政府的人類良心和國際觀感。對此，“中歸聯”認為，日本政府的這一計畫“違反日中友好條約和日中共同聲明的精神，並對美化過去侵略戰爭的行為，表示強烈的憤慨，並提出嚴正抗議”。“中歸聯”以及同其他民間團體的這些集會和抗議，使得日本政府在對待日本右翼團體的言論上和對華態度上不得不採取了慎重的態度。如上述日本政府計畫的恢復金準勳章的動議就在“中歸聯”等民間友好組織的抗議下有所收斂，並改變了最初的構想和規劃。
第五，通過會員的著述宣傳促進中日民間交流。“中歸聯”的會員中有許多人執筆著書立說，從理論上批判日本國內的反華言論，從自己的切身體會，反省了過去日本所發動的侵略戰爭，呼籲人們對華友好，主張中日民間交流。會員野上今朝雄等人在1956年出版了《戰犯》(三一書房出版)。在書中，野上等人用大量史料和事實回憶了在中國接受改造的心得和經歷，用自己的親身體會歌頌了中國政府成功地將“鬼”變成了“人”，成功地改造了戰犯的偉大經驗;緊接著，1958年，“中歸聯”又以《侵略一在中國之日本戰犯的告白》為題(新讀書社出版)，出版了原戰犯對侵略中國所犯罪行的深刻反省和內心的活動歷程;此外，在1977年，“中歸聯”會長富勇正三以《一名BC級戰犯的戰後史》為題(水耀社出版)為題，系統地披露了自己從歸國以後堅持中 日友好和中日民間交流的心路歷程，從而從一個側面駁斥了所謂被中國“洗腦”的言論。據不完全統計，截至2002年“中歸聯”解散前，“中歸聯”會員個人為中日交流在日本國內所進行的演講不下500次，出版的個人專著約百餘部。這些出版物中除了個人的回憶錄和來自中國著作的翻譯專著外，其中不乏學術性的論述，從而為日本民眾從形象上和理論上了解中國，增進中日民間交流做出了應有的貢獻。
中日邦交正常化後，“中歸聯”成員始終不懈地致力於促進中日友好、和平發展的事業。創辦了《中歸聯》季刊雜誌，利用媒體宣傳手段宣傳反戰、和平的創會理念，努力糾正和批判日本國內的錯誤歷史觀，從而推動和促進了中日兩國民間交流的發展。該雜誌創刊於1997年6月，截至2008年4月已經發行了44期。在該雜誌中不僅每期登載會員的回憶錄，還稿約中日兩國的學者發表論述，適時駁斥日本國內的一些學者的有關中日關係的錯誤言論。如在2008年2月發行的《中歸聯》第43期上，不僅登載了南京師範大學張連紅的《南京大屠殺和中日關係》一文，也登載了大阪大學能川元一的《網際網路與南京事件否定論》等8篇相關文章，系統地批駁了此前日本國內的一些人在網際網路上散布的有關否定南京大屠殺的言論。在1998年3月的第4期中，《中歸聯》連續刊登了《日中戰爭是自衛還是侵略))、《日中戰爭是什麼》(藤原彰)、《日本在中國做了些什麼》(本田義夫)、《太行山麓》(吉房虎雄)、《在抗日根據地的三光政策》以及《面向歷史的勇氣》等文章，系統地駁斥了日本右翼分子在日本國內所散布的中日戰爭是日本為自存自衛的的戰爭，告誡人們要有面對歷史的勇氣…… 此外，“中歸聯”會員，原山形支部長土屋芳雄在1990年7月首次來到瀋陽和撫順，展開了謝罪之旅。土屋芳雄原為山形縣人，侵華戰爭期間被派往黑龍江省的齊齊哈爾市日本憲兵隊。在一次抓捕蘇聯遠東情報站的任務中，“成功”地破獲了以張惠民(原名張政興)等中國共產黨在齊齊哈爾的支部組織，為此，土屋芳雄因功升任憲兵曹長。土屋芳雄的“謝罪之旅”不僅訪問了“再生之地”一撫順戰犯管理所，還向齊齊哈爾事件中的家屬後代當面道歉。遼寧電視台以土屋芳雄的“謝罪之旅”為題材製作了“人、鬼、人”的紀實電視片，在中日兩國播放，受到良好評價，該片在當年在日本舉辦的亞洲電視節上評為“優秀電視記錄片一等獎”。
貢獻與評價
通過上述探討，我們認為，“中歸聯”在日本的活動不僅加強了日本民眾對新中國的認識，而且也通過“中歸聯”的一系列活動，加強了日本民眾對過去所發動的侵略戰爭的反省，並認清了過去所發動的侵略戰爭給中國人民所帶來的深重災難。
第二，“中歸聯”早期的活動，尤其是在1972年中日兩國尚未恢復邦交正常化以前，適值日本政府執行一系列反華排華政策的時候。因此，“中歸聯”所遇到的壓力和阻力是可想而知。儘管如此，“中歸聯”不顧日本當局的各種禁忌和禁令，毅然舉起中日友好的大旗，衝破阻力組團訪問中國，宣傳新中國建設的偉大成就，力主和加強中日友好和交流，實是難能可貴。
第三，如果我們將1972年前的中日民間中的經貿交流一併考察的話，我們就會發現，1972年前的中日民間經貿往來的目的在於互通有無，在經濟上還會體現貿易的雙方經濟上的利益。而“中歸聯”單純為民間友好團體，無論是在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前，還是在1972年後，均無政府或組織在資金上的資助，甚至連出版雜誌、舉辦演講會均由會員個人負擔所有費用。
第四，“中歸聯”在早期所舉行的各種促進中日友好的活動，成為1972年日本國內促進中日民間交流的重要組成部分。尤其是在1972年中日兩國邦交正常化以來，為中日兩國關係朝著健康有序的方向順利發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進人21世紀以來，雖然“中歸聯”因會員的陸續故去而不能繼續展開活動，在2002年不得不宣布解散，其業務已經由“撫順奇蹟繼承會”所接續，演變成非“中國歸還者”成員組成的自由民間組織，但是其“中歸聯”的精神仍在，我們有理由相信，“撫順奇蹟繼承會”將會成為活躍在中日兩國間的又一個為促進中日民間交流，增進中日兩國人民交往的民間組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