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信息
作 者：張作耀 著
叢 書 名：中國歷代帝王傳記
出 版 社：人民出版社
ISBN：9787010032160
出版時間：2000-10-01
版 次：1
頁 數：464
裝 幀：精裝
開 本：32開
所屬分類：圖書 > 傳記 > 歷代帝王
編輯推薦
歷代帝王的傳記均極富傳奇色彩的，並因此受到廣大民眾的喜愛，本書即是其中較為有魅力的君王之一--曹操的傳記，該書向讀者刻畫了一個全方位的頗為真實的曹操，具有非常翔實的史料來源，對於研究曹操的學者以及對曹操感興趣的讀者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好書。
內容簡介
曹操(155—220)，東漢末年政治家、思想家、軍事家、文學家，三國魏的實際建立者。他倥傯軍旅數十年，挾天子以令諸侯，終於打下了北方一片天下。本書取材豐富，對曹操的事功進行了全面總結，對其諸多重要思想及其實踐，以及中國歷史上對曹操的諸多評議都作了論述，為人譎詐的一面也如實作出了反映和評論。一個對中國歷史作出了卓越貢獻、既智且詐的歷史人物躍然紙上。
作者簡介
張作耀，1931年生，山東平度人，漢族。1955年考入山東大學歷史系。畢業後，先後在中央政治研究室和馬列主義研究院工作;1977年調至人民出版社，歷任編審、編輯室主任、副總編輯、《新華文摘》和《新華月報》主編等職。曾兼任北京歷史學會常務理事、郭沫若學會理事、中國期刊協會理事等職。張先生半個多世紀以來，主要從事政策理論研究和書刊編輯工作。學習和工作之餘，致力於個人學術研究。論文有《也談太平天國革命性質》、《中國農民戰爭與宗教關係》、《〈論語新探〉初辨》、《孔門弟子異同論》、《孟軻》、《廖仲愷思想芻論》以及有關曹操和劉備、諸葛亮等歷史人物的諸多專題論評等;編著或主編的工具性、知識性書籍有《中國歷史便覽》、《大哉孔子》、《中國歷史辭典》等;學術專著有《曹操評傳》、《曹操傳》、《劉備傳》和《孫權傳》。
其主要學術成就：
1. 關於太平天國革命性質和有關中國農民戰爭與宗教關係的研究。在初涉學術研究時，先生曾把主要精力投在農民戰爭問題上。他對太平天國革命性質問題的研究成一家言，受到學界重視。他認為，太平天國革命基本上是單純農民戰爭，但又帶了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性質。率先提出，太平天國有過的一段相對穩定，不是因為實行了《天朝田畝制度》，而是由於實行了士農工商“各安其業”和“造冊投誠，完糧納稅”的政策。先生指出，宗教雖在農民戰爭發動初期起過組織民眾和宣傳民眾的作用，但始終是壞作用比好作用大得多，束縛了人的主動性，把鬥爭引入歧途，模糊了敵我界限，最終成為內部團結的障礙，成為導致失敗的重要原因之一。
2. 關於孔子、孔門弟子和孟子的研究。先生詳細分析了《論語》中“人”和“民”、“君子”和“小人”的用法，認為：春秋時代書面語言中的“人”字有時指統治階級，有時泛指一切人，而“民”字則有時指奴隸，但較多情況卻是凡不在官者皆稱“民”;“君子”、“小人”的最初本義是“官”與“民”，進而引申出“有德者”和“無德者”以及敬稱和自謙的區分，並不是階級的不同，更不是政治派別的區分。先生不同意關於孔門存在路線鬥爭的觀點，對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作了異同對比研究，證明了孔子同弟子以及諸弟子之間對於根本問題的認識基本上是相通的，即使時有互詰，但並未形成對立，更說不上路線分歧。先生對孟子的性善論、民貴君輕、行仁政、定於一、刺“兼愛”、非“為我”、尚分工以及“順天者存，逆天者亡”、“心之官則思”等做了肯定性評價，認為孟子思想中有消極的東西，但更重要的是他為我們留下了許多有用的積極的思想和文化遺產。
3. 關於曹操、劉備和諸葛亮的研究。先生的專著和不少文章對曹操、劉備作了專題研究。他認為曹操對中國歷史做出了重大貢獻，是一位有重大歷史影響的人物，因而對於曹操的事功和思想多做肯定性評述，同時也透視了曹操的詭譎之情，非議其嗜殺以及酷虐變詐的為人。他肯定了劉備“折而不撓”的堅韌精神，但認為劉備的為人和政治、軍事才能皆不足稱，是一個兩面性突出的人物，一位平庸君主。先生認為，諸葛亮是一位有重大影響的歷史人物，但他作為一位政治家、軍事家只善大謀而不諳軍旅征戰，執法嚴格但不公允，用人重賢但不明於察，不重視僚屬的培養。所以，三國鼎立，蜀漢先亡，劉備、諸葛亮都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4. 關於廖仲愷思想的研究。先生曾發表數篇長文研究資產階級革命家廖仲愷的政治、經濟、軍事、教育和哲學思想，肯定了廖仲愷在孫中山新三民主義、三大政策的確立過程中的作用以及他對三民主義的充實、實踐和發展，指出如果沒有廖仲愷的努力，很難構想會有第一次國共合作之成功。先生認為，廖仲愷一生的最後二三年間，思想已在向著一個嶄新的階段演變，他雖然還沒有完全脫離資產階級社會學說、經濟學說的束縛，但在其社會實踐中正在形成社會主義觀念。
張作耀還是一位學者型的資深編輯，在自己的研究和書稿審定中，都強調“毋意，毋必，毋固，毋我”的原則，鼓勵學術的新探討，提倡前沿性研究，把總結和推出學術成果看作是編輯出版工作者的最重要的責任。先生熱心提攜後進，盡心盡力地培養有學術造詣的編輯人員。他在任職期間擬定的長期規劃和組稿原則對於其所主管的部門出版物的學術定位發生著重要的和長久的影響，例如人民出版社的歷史著作，始終堅持嚴格的學術要求，出版了許多高水平的學術專著，並形成了帝王傳、斷代史、著名學者學術文集等諸多學術系列叢書，得到學界的好評。先生認為，學術性著作應有深度和獨到的見解，至少應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有較大的拓展。他所寫的書評以及審稿中體現出的學術把關，都說明了這一點。他在《江漢論壇》雜誌上發表的《談談歷史傳記編寫中的一些問題》一文中很有針對性地指出，歷史傳記層次不同，寫法可異，但應遵循一些帶有共性的原則。先生曾主編《新華文摘》近十年，他堅持主鏇律，奉行“雙百”方針，提出了“繁榮學術，薈萃文化”的辦刊原則，強調把選文的重點放在創造性、拓展性研究上，從而為堅持和保證刊物的高學術水平做出了貢獻。
目錄
緒言
第一章 動盪的社會背景
第二章 家世源流及其青少年時代
一、“莫能審其生出本末”
二、任俠放蕩的少年時代
三、初人仕途，勇向權貴和陋習挑戰
四、不願違道取容，稱疾歸里
第三章 陳留起兵到中原始逐鹿
一、拒絕參加“謀廢靈帝”的行動
二、陳留起兵
三、“諸君北面，我自西向”
四、在鎮壓農民起義中壯大自己
五、中原始逐鹿
第四章 迎帝都許
一、迎帝都許
二、百官總己以聽
三、重用賢能
第五章 推行屯田
一、取“先代之良式”以為“定國之術”
二、許下屯田
三、不斷完善屯田制度
四、曹操建置屯田的歷史作用與影響
第六章 初試“挾天子以令諸侯”
一、南征張繡
二、東討袁術
三、長驅伐呂布
第七章 平定袁紹父子和北征烏桓
一、官渡勝袁紹
二、討平袁氏兄弟
三、北征烏桓
第八章 兵敗赤壁
一、間行輕進取荊州
二、初戰失利
三、兵敗赤壁
第九章 外備邊防，內固權力
一、軍譙備戰
二、讓縣明志
三、加強集權
第十章 西征馬超與韓遂
一、渡蒲阪，據河西，結營渭南
二、巧施離間
三、“兵之變化非一道”
第十一章 軍敗嘆贊孫仲謀
一、阮璃捉刀脅孫權
二、軍敗嘆贊孫仲謀
三、密教張遼破敵軍
四、屢屢用兵無大功
第十二章 得隴不復望蜀
一、遙制兵，夏侯淵建功西北
二、親督將，張魯畏服封侯
三、失掉“望蜀”的機會
……
第十三章 封公建國，晉爵為王
第十四章 聯吳擊關羽
第十五章 尚禮崇法，不信天命
第十六章 用人重謀，舉賢勿拘品行
第十七章 抑制兼併，改革租稅制度
第十八章 整頓風俗，倡辦教育
第十九章 文學貢獻
第二十章 多才多藝及其譎詐性格
精彩書摘
官渡之戰操勝紹敗。探其原因，范曄和司馬光認為，“紹為人寬雅，有局度，喜怒不形於色，而性矜愎自高，短於從善，故至於敗。”那么從曹操方面分析，原因又在什麼地方呢?他的部下荀彧、郭嘉、荀攸、賈詡等都曾論說曹操必勝袁紹，他們都是從事物的一般必然性說的。現在看來，最為重要的至少有以下幾點。
第一，奉天子以令不臣，其眾雖少，卻是王者師，出師有名，討逆伐邪，正義在己。正義之師，其氣自盛，其勢易壯。兩軍相敵，義者勝。
第二，長於從善。曹操也有剛愎自用的時候，但在對待袁紹，特別是官渡之戰期間，曹操自始至終都很注意聽取屬下意見，而且隨時融入自己的思想，變為行動。他採用了荀彧、荀攸、賈詡等謀臣和新投來附的許攸的建議，這些建議都發揮了關鍵作用。於此，袁紹完全是另外一種樣子，田豐、沮授、許攸、張郃的正確意見，全被拒絕。
第三，將士精練。曹操以比袁紹少得多的兵力抗袁紹，雖然有時將領也有畏懼表現，但總的來說，士氣較高。原因就在將士訓練有素。這一點，不僅郭嘉等人自詡，即使旁觀者和自己的敵人也不能不承認，如涼州從事楊阜說操“法一而兵精”，沮授稱“北兵雖眾而勁果不及南”，等等。
第四，善於用奇。操善用兵，世人共認。自己的人，郭嘉譽其為“得策輒行，應變無窮”;敵方的謀臣，田豐稱其為“變化無方(沒有一定之規)，眾雖少，未可輕也”。的確是這樣，前後數戰，無不有奇。諸如，不在沿河禦敵，而退保官渡布防，“先讓一步，後發制人”;“聲東擊西”趨兵救白馬，斬顏良;餌敵輕進斬文丑;抓住時機，巧用時間差，擊潰劉備;堅壁守壘以老紹兵;出其不意縱兵燒敵輜重;打好關鍵一仗，置軍死地而盡燔敵之糧谷，等等。
第五，親臨前敵，壯己志氣，滅敵威風。可以看出，凡重要戰役，曹操均親臨前線，直接指揮，而且敢於讓敵騎逼已“背後”，一鼓而戰之。劉備為什麼望見曹操“旌旗”即已膽怯，不戰而潰了?原因就在曹操善戰有名，具有懾敵之威。火燒烏巢，為什麼袁紹大將淳于瓊輕易授首?亦當曹操親臨，士兵奮戰，敵兵氣奪之故也。
曹操迎天子而制之，把天子的大旗拿在自己手裡號令天下，迅即引起震動，發生了懾敵之效。沛相陳珪說呂布：“曹公奉迎天子，輔贊國政，威靈命世，將征四海，將軍宜與協同策謀，圖太山之安。”諸葛亮隆中對策言於劉備：“今操已擁百萬之眾，挾天子而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桓階說長沙太守張羨背劉表而附操：“曹公雖弱，仗義而起，救朝廷之危，奉王命而討有罪，孰敢不服?”傅巽說劉琮降操：“逆順有大體，強弱有定勢，以人臣而拒人主，逆道也。”張昭說孫權：“曹公豺虎也，然託名漢相，挾天子以征四方，動以朝廷為辭，今日拒之，事更不順。”可見，在四百年漢統仍有影響的情況下，天子的旗幟仍有不小的號召力，在不少人的眼裡，抗操就是抗漢，就是以下抗上。
挾天子，在政治上、軍事上都發揮著很大作用。因此凡是敢於抗操的敵對勢力總要揭露曹操“挾天子”的本質，如周瑜說曹操名為漢相，實為漢賊;劉備說，“曹操階禍，竊執天衡”、“剝亂天下，殘毀民物”。朝內也有言操有不遜之志者。曹操為了反駁內外言論，則盡力反覆說明自己如何屢立大功，如何忠於漢室，遂有《讓縣自明本志令》一類的文字寫出。
史載，曹操晝講武策，夜思經傳，登高必賦，橫槊賦詩，所作新詩，“被之管弦，皆成樂章”。他的這種精神，對於社會，對於他的兒子們都有深刻影響。曹丕稱頌父親“雅好詩書文籍，雖在軍旅，手不釋卷”(《典論·自敘》);曹植追念父王“既總庶政，兼覽儒林，躬著雅頌，被之琴瑟”(《武帝誄》)。可見，曹操不僅是一位軍事家、政治家，而且愛好學問，尤擅文學。他留下了諸多頗有影響的詩歌和表章、令教式散文。這些作品，發展、充實了中國固有的文藝形式，體現著作者的文學見解，對後代文學的創作與文藝思想的演進產生了不小影響，從而也使曹操在中國文學發展史上占據了重要的、承前啟後的一頁，成為人所公認的文學家。
綜上可見，曹操愛好音樂、提倡音樂，雖然同其娛悅“聲色”的因素有重要而直接的關係，但不可否認的是，他把音樂視為社會文化現象而給予了重視，因此應該承認他在中國音樂史上至少有兩點貢獻，一是由於他的確甚通音律，因而能支持正確的意見，避免了謬種流傳，影響後代音樂的發展;二是戰亂之後古代雅樂已經逐步流失，曹操獲杜夔、用杜夔，從而“紹復先代古樂”。曹操時的“先代古樂”是否流傳至今，很難斷言，但其歷史的影響當是不可否認的。魏晉時期，同統治者的腐朽相稱，音樂歌舞曾有過繁榮。史載，魏時有短簫鐃歌十二曲，諸如《楚之平》、《獲呂布》、《克官渡》、《舊邦》、《定武功》、《屠柳城》、《平南荊》、《平關中》等，大都是歌頌曹操功業的。這些歌曲都沒有流傳至今。但任何藝術領域的發展都不應割斷歷史，都應注意到它的內在的必然聯繫。歷史證明，晉人就是在曹魏基礎上改進律尺，發展音樂的。史載，杜夔調律尺(即魏尺，合0.242米)，並不是很準確。晉武帝時，“張華、苟勖校魏杜夔所造鐘律，其聲樂多不諧和，乃出御府古今銅竹律二十五銅尺，銅斛七具，校減新尺，短夔尺四分，因造十有二笛，具五音以應京房之術……”。新尺，即晉荀勖律尺，合0.231米，較杜夔律尺短0.011米。由此可證，晉人曾經是在曹操用杜夔“紹復先代古樂”的基礎上進一步恢復並發展了中國音樂，尤其是漢代音樂。
九品中正是適應歷史的需要而產生的一種選舉制度。天下喪亂，士人流散，原來的舉人和徵辟制度已無法施行，影響了國家對於人才的選拔，於是便有了以人才優劣“權立九品”的辦法。初始做法似乎也無可非議。先是州郡縣各取本地“德充才盛”、“賢有識鑒”的人作大小中正;然後由大小中正將轄區所管人物根據其能力大小，而不以世族高阜，區別高下，定為九等，並且隨時根據每個人的言行優劣，或升或降其等。政府則根據其品第授以官職。但後來弊端非常嚴重，只重門閥，不辨賢愚，從而成為一種“高門華閥有世及之榮，庶姓寒人無寸進之路”的無形而又實際的封建世襲制度。但這都是推行過程中出現的問題，並不是九品中正的原有之義。就曹丕、陳群的本意是期求建立一種適應歷史時代的、具有進步意義的舉人制度，所以對他們應作肯定的評價。
曹丕為帝後，接受了乃父尚儒的一面，立即把尊孔崇儒的思想付諸行動。數其著者，一為封孔子之後。據載，西漢元帝時曾封孔子後為褒成君，平帝和東漢光武帝曾封孔子後為褒成侯，漢末其國已絕。曹丕於黃初二年正月復封孔子後，號宗聖侯，賜邑百戶;同時令魯郡重修孔子舊廟，置百戶吏卒以守衛之，並在孔廟周圍廣為室屋以居學者(《三國志·魏書·文帝紀》)。二為編集經傳。曹丕本紀載，曹丕“使諸儒撰集經傳，隨類相從，凡千餘篇，號曰《皇覽》”。當時，不少名儒如王象、桓范、劉劭、韋誕、牛弘等都參加了這項工作。《皇覽》既成，產生了重大影響，第一，開始了為皇帝編書的先河。後世所謂《御覽》、《集成》、《大典》一類的書，追其源，均當在此;第二，開始了類書的先河。正如宋人王應麟輯《玉海》在《藝文·承詔撰述篇》所說：“類書之事，始於《皇覽》”;第三，在相當長的一段歷史時間內，發揮了工具書的作用。三是制五經課試之法。曹丕為帝不久，便採納了華歆的意見，凡舉孝廉必須通過“經試”。《文帝紀》說，黃初五年四月，“立太學，制五經課試之法，置《春秋穀梁》博士。”課試之法，《王肅傳》注引《魏略》說：“從初平之元，至建安之末，天下分崩，人懷苟且，綱紀既衰，儒道尤甚。至黃初元年之後，新主乃復始掃除太學之灰炭，補舊石碑之缺壞，備博士之員錄，依漢甲乙以考課。”補舊石碑之缺壞，當指修補熹平石經的缺損;備博士之員，當指按照以往成法置博士。曹丕的崇儒行動取得了不少效果，所以高柔上魏明帝的疏中說：“高祖(丕)即位，遂闡其(操)業，興復辟雍，州立課試。於是天下之士復聞庠序之教，親俎豆之禮焉。”(《文獻通考·學校七》)
曹丕發布過一些體恤民苦的詔令，不管其影響大小，都值得肯定。然而，他的有涉大局的諸多經濟措施卻是利弊共存，有待別論了。他繼承王位以後不久，即於延康元年二月發布了《除禁輕稅令》：“關津所以通商旅，池苑所以御災荒，設禁重稅，非所以便民;其除池籞之禁，輕關津之稅，皆復什一。”(《三國志·文帝紀》注引《魏書》)這是應該肯定的。但罷錢幣，以谷帛為市，卻對社會經濟的發展帶來嚴重的影響。《晉書·食貨》說：“魏文帝罷五銖錢，使百姓以谷帛為市。至明帝世，錢廢谷用既久，人間巧偽漸多，競濕谷以要利，作薄絹以為市，雖處以嚴刑而不能禁也。”中國貨幣經濟在曹丕的錯誤決策下，走了一段彎路，受到了一次挫折。
曹丕的重要歷史貢獻不在政治、經濟和軍事，而在文學。他是鄴下文人集團的實際組織者。鄴下文人集團的形成首先是曹操善為羅致的結果。首功應該是曹操的。但曹丕兄弟的核心作用和實際組織作用，亦當肯定。特別是曹丕，由於他的地位重要，所以其作用也就更為突出。劉勰《文心雕龍·時序篇》和鍾嶸《詩品》都曾對曹氏父子的作用加以概述。劉勰說：“自獻帝播遷，文學蓬轉。建安之末，區宇方輯，魏武以相王之尊，雅愛詩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辭賦;陳思以公子之豪，下筆琳琅。並體貌英逸，故俊才雲蒸。”鍾嶸說：“降及建安，曹公父子，篤好斯文，平原兄弟，郁為文棟。劉禎、王粲為其羽翼。次有攀龍托風，自致於屬車者，蓋以百計。彬彬之盛，大備於時矣。”可見，他們對於曹操、曹丕、曹植在建安文學中的組織、影響作用都給了肯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