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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盛京通志（一）、乾隆盛京通志（二）。歷史與方誌，異流而同源。王守仁、章學誠有“五經皆史”、“八經皆史”之論，既可解釋為六經是古代史料，也可解釋為六經是古史的起源。《文中子》說，聖人述史有三：“《春秋》與《書》、《詩》也。”劉知幾又分古史為六家。經書既是史學的起源，也是方誌的起源。
六經之作，起於上古。周置五史，其中有典籍及記事之官。列國諸侯也各有記事之史。其所典守的地理書與地圖和記注的志乘、檮杌輿春秋之類，都藏於周官。小史掌邦國之志，外史掌四方之志，職方掌天下之圖。所以司馬光《河南志·序》、馬光祖穴景定建康志》都以為郡書起源於《周官》所掌。近乎自然地理的《尚書·禹貢》和近乎人文地理的《山海經》已可證明方誌的萌芽，由來已久了。後漢以來，有偏方載籍的“方記”如《越絕書》、《吳越春秋》、《華陽國志》，有左圖右書的圓經如《巴郡圓經》，有地方雜記的《鄴中記》、《荊楚歲時記》，有都邑簿的《三輔黃圖》，有地理書志的《洛陽伽藍記》，都兼具有史志的規模。隋唐以降，又有總志的編集。《諸州圖經集》開其端，《區宇圖志》、《元和郡縣圖志》踵其後。《太平寰宇記》更增加風俗、古蹟、人物、姓氏、藝文、土產、四夷等內容，遂成為以行政地區為主的一方地理、歷史、文獻完整的記錄，樹立了後世方誌的典範。是後，歷代修志，從未中斷，明清以來，方誌繼續撰集，更有顯著的發展，有大一統的總志，有統部的通志，有統部所屬府州縣等志。下至鄉鎮亦往往修志。清人公私修志有五千六百八十五種。且有出自名家之手者，民國志也有一千二百五十五種。法國、蘇聯有地方博物館，而無地方志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