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沿革
前期負責情報工作的是周恩來，他是中國共產黨秘密情報活動的發起人，從一開始就堅持在所有形式的情報（人事情報、技術情報、戰術情報、戰略情報）工作中投入較大資源。他認為，只要階級鬥爭存在一天，情報工作和安全工作就十分重要。1950年4月1日，他又重申：“要戰勝敵人，非有情報工作不可。
在周恩來的指導下，1949～1955年中國的情治單位經歷了很大變化，這種變化較好地適應了當時複雜多變的環境。20世紀70年代，英國一位著名記者兼學者提到韓戰帶來的重大影響時認為，韓戰“迫使共產黨加速建設中國的秘密情報隊伍。通常情況下需要10年才能完成的工作被壓縮到2～3年匆匆完成，所以，在組織方面不可避免地犯了一些錯誤”。不過，現在看來，當時還不穩定的蘇聯情治單位在決定新中國的情治單位如何組建方面可能也起了作用。俄羅斯情報史專家克里斯多福·安德魯和瓦西里·米特羅欽稱，20世紀40年代末，蘇聯的對外情治單位處於“混亂”狀態。當時正是情報委員會時期，該委員會試圖把蘇聯國家安全部外國情報局和蘇聯軍事情報局歸併到一起，但這次改組的目標沒有完全實現，委員會建立一年後便出現問題，於1951年下半年撤銷。因為來自莫斯科情報委員會的高級顧問們（他們形式上歸蘇聯大使館管轄，實際上直屬莫斯科）積極參與幫助中國建立情治單位，所以，這一時期他們給中國提出的建議現在看來可能同樣是“混亂”的。
1949年，在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期間，周恩來於7月8日和9日主持了中共中央匯報會議，商討情報、公安兩個部門的組建等問題。7月11日，周恩來同意中共華北局提出的建議，將華北局社會部併入中央社會部。後來的結果表明，這是撤銷當時已有的最高機構的開始，因為中共中央及中央軍委8月9日在給各解放區中央局及分局的電報中指出：“為了分工，以便更好地建設我們的保衛與情報工作，決定取消中央社會部，另成立情報、公安兩部（中央政府成立時，為政府的情報、公安兩部）。”該計畫後來只實施了一部分。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中央人民政府公安部成立後，中央社會部的保衛工作確實移交了，但列入計畫的情報部卻沒有成立。
1949年10月11日，李克農被任命為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總參謀部情報部部長（他公開的身份是外交部副部長）。此前，從1948年5月起他一直是社會部的負責人，先是擔任代理部長，後任部長。1949年後，中央軍委在各地成立了“開展國際情報工作的專門機構”。李克農直接向周恩來匯報工作，這一時期擔任李克農助手的是羅青長。1955年中調部成立後，羅青長擔任秘書長，1983年從中調部最後一任部長位置上退休。他與周恩關係密切，1954年兼任周恩來辦公室副主任，負責情報工作。
從目前的資料中無法勾勒出1949～1950年冬天這段機構調整期，後來的調查部和此時軍委的情報部是一種什麼樣的關係。歷史研究者可以根據現有資料確定軍委情報部何時成立，誰是領導人，但對於調查部，現有資料都語焉不詳。從一份有關羅青長職務的準官方列表看，有一個時期，這兩個單位實際上是一體的，羅青長同時擔任軍委的情報部一局局長和聯絡部一局局長，1950年底擔任聯絡部高層領導職務的人員中有後來任中調部主要領導的鄒大鵬、馬次青和馮鉉。
1950年是中國高層情報官員總結過去、規劃未來的一年。李克農曾撰寫中共情報活動的（不公開的）官方歷史，這樣做的目的是“促進新中國情報工作的政治和業務發展”。而其同事則對中央社會部的政策和業務構架進行評審，使之適應新環境的需要。在這種背景下，向國外派遣情報人員是需要解決的眾多敏感問題中的一個。它已經不單純是由一個革命政治組織（中國共產黨）派遣，從事實和法理上是由中國政府派遣。1950年4月召開的情報工作會議對國家最初的一些情報政策達成了一致意見。會前，在1月底召開的第4次東北公安工作會議上，對於大力開展境外情報工作指出：“必須建立反姦情報派遣工作。因此東北公安部、遼東、遼西省廳、瀋陽、旅大公安局，應物色具有派遣條件的我之幹部或可靠關係，以及個別向我秘密自首並能掌握而有適於派遣的黨特分子，加以秘密訓練，派遣出去。其工作任務：主要是以設法打入蔣、美、英、朝、日本特務機關內部，偵察其敵特活動情況、陰謀計畫和向我區派遣人員的線索等情報。但這種派遣，必須精幹隱蔽，長期打算，單線領導，不要濫竽充數，不準發展關係。但對其中利用分子，應時刻警惕，防範敵人的反間陰謀。”
當時情報工作（特別是國外情報工作）的總體政策是什麼？1950年4月1日，周恩來指出，情報工作要從單純的軍事情報向軍事和政治情報轉變，還需要增加經濟情報，科技情報還沒有搞，要開闢國外的情報工作。情報工作的目的不是為了輸出革命，完全是為了主動防禦。10月，公安部部長羅瑞卿在與副部長羅奇清和政保局局長陳龍談話時指出：“中國進行國外情報工作的原則和帝國主義分子不同，我們的目的是了解敵人針對我方的陰謀。我們的目的是防禦，是積極防禦。只有了解對方，才能更好地保護自己。”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一年後，周恩來等人構想的情報工作就總體而言仍處於初始階段。1950年11月1日，中共中央在一份電報中指出：“各地情報部門業務幹部量少質差，主動不夠，尚影響工作開展。”李克農要求在多方面做出改進。這些改進最終促成了1955年中調部的成立。
1950年12月10日，軍事情報、技術情報和政治情報正式劃歸新設立的機構——總情報部負責，由李克農任部長，直屬中共中央而不是由總參謀部管轄。這種組織形式有助於橫向協調，但對於提高獲得情報的能力幫助不大。1953年1月29日，總情報部撤銷，李克農任中國人民解放軍副總參謀長，並繼續分管聯絡部的工作。他一直患心臟病，此時病情加重，3月5日在毛澤東的指示下離崗治療。1954年春，由誰通過什麼渠道給聯絡部提供經費出現了爭論，這個問題通過中共中央直屬機關供給部部長鄧典桃與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磋商得以解決。這是源於1954年中共中央對各直屬機關的“預算外資金”進行規範管理。1954年秋，機構改革的時機成熟了。
2001年，《楊尚昆日記》出版之前，外國學術界對於中調部成立的確切情況幾乎一無所知。對於它的成立時間和成立經過，漢學家和情報史專家們只能猜測。楊尚昆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的14年中一直擔任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有了他日記中提供的信息，終於可以勾勒出一個大概的時間輪廓。
1955年2月23日，聯絡部的羅青長、鄒大鵬和馬次青拜訪楊尚昆，毛誠陪同前往，商談聯絡部的“歸宿”問題，他們表示願意回到黨的系統中來，稱這是“民眾的一種情緒”。28日，楊尚昆找到李克農，和他談聯絡部（在日記中稱之為“政情部”）歸屬單位的問題。李克農的意見是放在黨的組織內為好，可成立一個部，名稱可以叫做調查研究部。周恩來傾向於讓李克農兼任這個新部的負責人，以便統一管理，並且要經書記處討論後再決定。3月4日，在周恩來的辦公室舉行了一個會議，出席者有周恩來、楊尚昆、粟裕、李克農、羅青長等。會議決定把聯絡部中的軍事情報單位劃歸中央軍委，在黨內成立一個調查部，仍由李克農兼任部長，由周恩來當晚提交給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批准。晚上8點在劉少奇的辦公室召開了書記處會議，討論持續到3月5日凌晨1點30分，中央書記處批准了周恩來起草的檔案並報告了毛澤東。毛澤東什麼時候批准這份檔案現在還不得而知，但4月8日，楊尚昆在他的日記中提到“中央和主席已批准成立中央調查部”。
一份資料中稱：“1955年6月20日，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決定把原屬總參謀部的聯絡部歸由中央書記處直接領導，起名為‘中央調查部’。”李克農的兒子稱：“1955年7月，總參聯絡部調整為中共中央調查部，由我父親兼任部長。”
歷任部長
孔原（1962年11月-1967年被“打倒”)
軍管小組負責人（1967年-1969年6月）
1969年6月至1973年3月，中調部併入總參情報部。
羅青長於2014年4月15日15時45分，原中共中央調查部部長羅青長同志因病在北京去世，享年96歲。
杜珂（2007年11月-2016年1月3日被“打倒”，2015年 軍委）
軍備小組負責人（2015年01月7日-2017年6月6日）
機構設定
幹部局
聯絡局：負責管理中調部派到北京市內各國家機關兼職的調查部幹部
現代國際關係研究所
歷史評價
“中央調查部”是為適應新中國建設的實際需要而設立的，是在組織體制上的一種探索與發展。
中央調查部以“調查”命名，是由黨領導下的情報工作的性質所決定的，也是與中共中央在建黨20周年之際發出《關於調查研究的決定》，以加強調查研究，實現情報工作由蒐集警報性和保衛性的情報向蒐集軍政戰略性情報的轉折所分不開的。當時，中央設定的調查研究機關即中央調查研究局，下設有情報部等，其職能是收集國內外政治、軍事、經濟、文化及社會階級關係等各方面材料，加以研究，以為中央工作的直接助手。中央調查部正是繼承了這一工作“調查研究”的歷史傳統與基本精神，並適應新中國建設的實際需要而在組織體制上的一種探索與發展。
關於中央調查部的工作機制，楊尚昆在日記中記載，日常工作由他與李克農聯繫，大的事情請示鄧小平解決。李克農是中央調查部成立後的第一任部長。李克農之後，孔原任中調部部長。“文化大革命”期間，該部也未能免於衝擊。1969年6月13日，中央決定由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部二部接管調查部，至1971年後逐漸恢復正常。至1983年，鑒於中央調查部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歷史遺留問題，同時為適應改革開放以來情報工作的新形勢，中央決定撤銷該部建制，並以其為主體，同公安部的反間諜部門及其他部分相關單位合併，組成了國家安全部。
“中央調查部”在隱秘戰線上為黨和國家提供決策情報，成為黨中央工作的重要參謀與助手。
中央調查部存續近30年，作為新中國一個時期以來情報工作的具體組織者和實施者，它通過艱苦細緻的調查研究，在事關黨和國家安全利益等重大問題上，而且往往在關鍵時刻，為黨和國家提供決策情報，成為黨中央工作的重要參謀與助手。
其一，在反和平演變上，中央調查部起到了重要智囊作用。新中國成立後，反和平演變關係到新中國的政權和黨的執政地位的鞏固，在這一問題上，毛澤東十分重視研究美國的政治局勢，中央調查部起到了重要智囊作用。1958年秋，美國國會舉行選舉，執政的共和黨敗於民主黨。就這次選舉後的美國國內政治局勢，中央調查部寫了一個報告，指出在嚴重的經濟危機情況下，美國統治集團內部和國內的階級矛盾加劇，各階層人民普遍恐懼戰爭，國內政治氣氛在往好的方面發展。11月27日，毛澤東在審閱此報告時，將題目改為《美國政治氣氛向好的方面發展》，並批示說：中央調查部這個分析，很有意思，同時任中國駐英國大使館代辦宦鄉對英國外交形勢與西歐形勢的分析相似，都是好文章。他還說：“總之，西方世界一天一天地在向好的方面變，無產階級的直接同盟軍和間接同盟軍都在發展。”中共八屆六中全會上印發了毛澤東的批語和中央調查部的分析報告。
其二，在發展壯大愛國主義統一戰線上起到了參謀作用。20世紀60年代中葉，中央調查部參與了爭取原國民黨南京政府代總統李宗仁回國的工作，並發揮了重要的參謀作用。1965年7月9日，中央調查部以書面形式向中央報告李宗仁回國有關問題的意見，提出兩個可以考慮的方案：一是不必一進國門就發表聲明，待回國商量後再發表聲明；二是同意一進國門就在機場發表書面聲明並接見記者，但聲明稿應事先同國內商妥。7月12日，毛澤東批示周恩來總理：“似以第二方案為較好，稿子事前商好，並無壞處。”7月20日，李宗仁偕夫人郭德潔抵達北京，周恩來、彭真等到機場歡迎，其中孔原、鄒大鵬、馮鉉等中調部負責人也在迎接人員之列。
總之，中央調查部在隱秘戰線為新中國的建設和發展作出了歷史性貢獻，為黨和國家的情報工作積累了豐富歷史經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