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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喜歡挑戰，也喜歡高調，更喜歡和對手死磕；他總是言論火爆，嬉笑怒罵，但這不妨礙他成為中國最有個人魅力的少壯派企業家。有人說在中國所有網際網路上市公司的老總中間，若論個性鮮明，那么李國慶至少可以排進前五位。的確，李國慶在公司上市廣受關注之後似乎沒有成為公眾人物的覺悟，他依舊是直腸子、暴脾氣、敢愛敢恨，戰京東、斗淘寶、挑戰亞馬遜、超越紅孩子，斗個不亦樂乎。
這本書就是向你講述這些故事的來龍去脈，講述李國慶的創業人生，和率性而為的奮鬥哲學。
作者簡介
郭志剛，筆名十二叔。資深媒體策劃人，漢風商業觀察機構創辦人。長期關注中國商業環境變化及民企的發展與變革，專注於經管、人物與商業領域圖書的策劃與創作。其代表作品《中國式企業聯盟》《圈子段子：港澳富豪那些事兒》《圈子段子：好漢們崛起的秘密》等極受讀者歡迎。
目錄
第一章“憤鬥士”李國慶的青蔥歲月如今的李國慶風頭正健，不管是公開亮相發言還是在微博上自娛自樂，都能吸引眾多的眼球。你可知道，這位“60後”的老男人有過怎樣的青蔥歲月？他念國小期間就是模範生，得到滿屋的獎狀；中學期間就曾帶領全校同學集體“罷飯”來抗議食堂難以下咽的一伙食；北大時期更是風雲人物，以校學生會副主席的身份和宿管阿姨對抗、向校領導叫板……特立獨行是他的標籤，率性而為是他的性格。
1.“60後”的“模範生”
2.北大“風雲男”李國慶
3.機關的水養不住李國慶這條魚
第二章“前噹噹時代”的那些故事
噹噹網成立之後，李國慶覺得自己總算踏上了“成功人士”的金光大道。所以我們不妨將噹噹網的出現看做李國慶人生的一個重大轉折點，那么噹噹網之前的時間自然而然就有了新名字——“前噹噹時代”。看北大才子如何從人人羨慕的國家機關“掛印”而出，在資本市場玩得不亦樂乎。
1.開公司也跟風
2.含義深刻的“科文經貿總公司”
3.垃圾堆上跳舞的“皮包公司”
4．科文劍橋的輝煌往事
第三章屬於李國慶的那條魚
一個北京男人，一個重慶女人，兩個人都已經到了“剩男剩女”的年齡，卻都還沒有邂逅彼此的真愛。在異國他鄉，兩個人卻意外地“對上眼”了。正如張愛玲所說的那樣，“於千萬人之中遇見你所遇見的人，於千萬年之中，時間的無涯的荒野里，沒有早一步，也沒有晚一步，剛巧趕上了”。這就是李國慶和俞渝的紐約愛情故事。
1.北京“老男人”的美國愛情故事
2.“國慶，我們結婚吧！”
3.老婆，咱們把公司搬到網上吧！
第四章以亞馬遜為榜樣
2004年2月，美國亞馬遜公司派出的高級考察團悄然抵達北京，他們此行的主要目的是拜訪立志要成為“中國亞馬遜”的卓越和噹噹兩家網路書店的當家人。一個月後，李國慶與陳年同時出現在某雜誌封面，而那一期雜誌的大標題赫然是：“誰會成為中國的亞馬遜？”亞馬遜和李國慶之間究竟有著怎樣不得不說的故事呢？
1.研究“標本”亞馬遜
2.亞馬遜的中國同行們
3.夫妻檔“響噹噹”
第五章恩怨情仇話風投
投資者與創業者之間既相互利用又相互支持，關係當真是複雜之極。但有一點是很明確的，那就是投資者在選擇投資對象時，肯定不是單單看中某個項目的前景，更重要的是還要看創業者的團隊。一般來說，只有優勢互補的團隊才能吸引投資者的目光，融資方面才更容易取得成功。李國慶和俞渝恰恰就屬於那種優勢互補的團隊核心或者說搭檔。
1.第一輪：IDG慧眼識英雄
2.第二輪：老虎科技基金橫插一腳
3.第三輪：DCM、華登國際和AltoGlobal聯合投資
第六章與對手死磕
雖然涉足商圈多年，但李國慶骨子裡仍然更像一個文人。他不圓滑、不會妥協，也不屑於做出委曲求全的姿態。他是感性的、衝動的、容易意氣用事的人。有人說李國慶“衝動過剩，計謀不足”，俞渝就說“李國慶曆來就沒講究過謀略”。只有這樣的人遇到對手的時候，才會撂下“報復性的打擊”的狠話，做出“死磕到底”的行動。
1.殺出重圍，迎來“老師”的青睞
2.對貝索斯的收購說NO！
3.做生意就是要扎堆兒競爭
4.天生的對手：網路書店vs實體書店
第七章十年不贏利的淡定
李國慶不是“好好先生”，他經常會生氣，會發脾氣，甚至怒極了在微博上發表“搖滾歌詞”。他不習慣隱藏自己，也不像其他成功人士一樣會包裝自己。可是，當業界的同行們戲稱李國慶兩口子是“網際網路界的搬運工”時，李國慶不怒反笑了。是他轉變性情了還是學會了“外交”辭令？都不是，李國慶還是那個最率真的李國慶，俞渝還是那個最淡定的俞渝。
1.“傻乾的兩口子”
2.雖然不掙錢，但一直在努力的團隊
3.“差點上了馬雲的當”
第八章與京東商城的劉強東交手
李國慶給外界的印象向來是不像商人，更像文人；不像名士，更像鬥士。這一點從他上學期間向校方施壓、創業期間痛斥風投資本、經營期間與對手針鋒相對就能看出來。既然是“鬥士”，那就不管對方身份如何，年齡幾何，只要你敢叫板我就敢於應戰。他與電商界新貴劉強東的故事就從京東商城開通圖書頻道那一刻拉開了序幕。
1.被劉強東撞了下腰
2.血拚：沒有最狠，只有更狠
3.兩個大佬的“罵”戰
4.“集體吐槽”的IT老闆們
第九章上市：不得不說的幕後故事
對於所有的創業者來說，“上市”這兩個字都有著非同一般的魔力。托爾斯泰說：“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這句話套用到公司上市的艱難歷程上也無比合適。上市成功之後幸福的眩暈感都是相似的，上市路上的艱辛經歷卻只有自己清楚。李國慶帶著噹噹經歷了11年的風雨才叩響了紐約交易所的大門，對“上市”更是感慨良多。
1.上市前奏曲
2.我可以敲兩下鍾嗎
3.“很黃很暴力”的口誅筆伐
第十章與人斗，其樂無窮
有人說：在中國所有網際網路上市公司的老總中，若論“個性鮮明”，李國慶至少可以排進前五位。他曾在噹噹上市之後告訴公司董事會的成員們以後自己說話辦事要高調了，希望大家作好心理準備。打好了這個招呼，李國慶的名字和他的微博開始頻頻占據各大商務網站的頭條。戰京東、斗淘寶、挑戰亞馬遜、超越紅孩子，李國慶在電商的世界中充分發揚了“與人斗，其樂無窮”的“革命樂觀主義精神”。
1.只有不斷超越，才能更好地生存
2.想領先，就要先革自己的命
3.2012，李國慶很忙
第十一章噹噹為什麼能成功
作為一家成立於1999年的電子商務企業，噹噹網絕對算得上是中國網際網路行業的元老級公司了。三次融資，十年堅守，噹噹網終於在2010年底成功上市。是誰在引領噹噹網不斷開拓新的市場？是什麼精神在支撐著噹噹網從一家單一的網上書店蛻變為品類齊全的“網上沃爾瑪”？是什麼原因促使噹噹網在大浪淘沙般的險惡環境中生存並發展壯大？走進噹噹，找尋它能成功的秘密。
1.鐵打的噹噹，流水的高管
2.李國慶的“野心”
3.與顧客共進晚宴
4.響噹噹的慈善行動
第十二章率真的家世界
在成年人的世界裡，每一個人都不只擁有單一的身份。周鏇在不同的場合中，一個成熟的人會根據氣氛、環境的變換而扮演不同的角色。按常理說，像李國慶這樣的上市公司CEO就更加需要多副面具來完美展示自己的每一面。可是我們看到的李國慶似乎沒有成為公眾人物的覺悟，他直腸子、暴脾氣、敢愛敢恨，成為最另類的明星企業家。而他們的家庭，也因他率真的個性，充滿了浪漫、漫馨、舒適的氣氛。
1.有錢我也不得瑟
2.有錢人愛冒險
3.“俞”挫愈勇的辣妹子
4.“姑奶奶俱樂部”
5.“李大”和“李二”的故事
6.“李大”那點好玩的事兒
附錄：李國慶夫婦演講精選
一、《垂直電子商務的春天：贏利並高速增長是美好的》
二、《入世十周年與品牌未來發展》
三、《幸福還是不幸需要親身體會》
四、《我看未來十年中國電子商務的發展方向》
五、《噹噹網的定位與競爭戰略》
六、《破壞式創新是企業發展的根本》
媒體評論
李國慶就是一個性情中人，比較二的一個人。真該讓他到美國刷幾年盤子，他就不這樣了。——李國慶妻子兼創業夥伴俞渝對他的評價
每次遇到朋友問他：“國慶，聽說你老婆創辦的噹噹網挺不錯的？”他都會耐著性子解釋：“什麼叫我老婆創辦的，是我們兩個一起在做好不好？”而後，他還會小聲地加上一句“而且還是以我為主！”
——李國慶向人解釋他跟妻子俞渝在噹噹網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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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後”的“模範生”“我自己覺得高中生活最重要的就是當學生幹部的經歷。我當時參加了很多社會活動，不是商業活動。這些社會活動鍛鍊了自己的社交能力，而擁有這些人脈是很重要的。”
——李國慶解釋自己高中期間為什麼熱衷於參加社團，以此來驗證成功人士的準備工作要從學生時代做起
1949年10月1日是新中國成立的日子。於是，這一天就成為我們的“國慶節”，也是從這一年開始直到20世紀80年代末，圖省事或者追時髦的父母都習慣把10月1日這一天出生的孩子取名為“國慶”。當然了，參照“五年一小慶，十年一大慶”的傳統和“男女有別”的原則，女孩叫“曉慶”、男孩叫“國慶”的機率比較大一些。
1964年的國慶節，北京城又多了一位名叫“國慶”的男孩——李國慶出生了。
李國慶的父親做過商人，解放前就擁有一家專營絲綢布匹的貿易公司，經常到新疆、甘肅等西部地區做買賣。解放後，隨著家族公司被“公私合營”，李國慶的父親成了北京的一名普通工人。
李國慶的父母生了四個女孩之後，又生了兩個男孩，一共六個孩子。如果李國慶是父母的第五個孩子也就是第一個男孩，他將會很受寵。可惜的是這位將來的大老闆是“老疙瘩”。他一落地就已經是李家的第六個孩子了，上面既有姐姐又有哥哥，放到一般人家就算不上寶貝了。但是李國慶打小就體弱多病，左右臉還發育得不太平衡，這些缺陷倒讓家人又愛又憐，童年過得還算愜意。
關於李國慶發育得不那么完美的左右臉，我想多說幾句。其實這個問題李國慶也經常會提及。成名之後的他很在意自己的形象，上個財經雜誌的封面都會要求對方務必派出最好的化妝師給自己做造型。以至於他在上電視時，有女嘉賓毫不避嫌地“贊”他是“花樣美男”。李老闆做現場招聘節目也是相當“以貌取人”，當別的面試官在思考求職者能為自己公司創造多少價值時，李國慶則會比較突兀地直言：“我不相信以你的姿色，到現在還沒有找到工作。”
按照李國慶一貫的思路來說，如果是女孩子姿色不夠好，問題就比較大了，很可能會影響你今後嫁得好不好，而嫁得好不好就關係到這一生是否幸福的重大問題。還好，對於一個男人來說，長得不帥頂多會讓他在少年時期有一段煩惱，但在他完全成長、成熟之後，外貌就退到一個不太重要的位子上了。社會歷來是這樣，古代的“郎才女貌”或者現在的“男財女貌”，說的都是男人的內涵或者財富，很少有人花痴到選老闆或者選老公時一定要求對方英俊瀟灑。
自從噹噹網成功在美國上市後，李國慶就變成了公眾眼中的明星企業家，對自己的儀容也漸漸上心了，雖然走的是平民時尚路線，但和當初的不修邊幅相比，現在的穿著已經很講究了。原來的李國慶其實是個不太容易受外界影響的人，和那些注重自己形象的企業家相比，他更看重自己所創造的價值。至於儀表，基本上不太注意，一般要求能見人就行。創業之初，他和俞渝的工作都非常忙碌，一個在公司里運籌帷幄，一個出去談判拉生意，李國慶一般只負責前一項工作，不經常拋頭露面。正所謂“我的地盤我做主”，那時的李國慶不太在意自己在員工面前的形象。有時趕上早晨開會，他頂著一頭略微凌亂的頭髮就去會議室了，從他踏進會議室那一刻開始，就有員工發現他頭髮上還有睡覺時被壓彎的痕跡，等到他坐下來說一句“大家早上好”時，會議室里所有員工都齊刷刷地看著他，大概有一秒鐘，大家互相看了看，點頭示意：今天早上老闆又沒整理頭髮。
如今的李國慶已經是個愛美的“花樣美男”了，而且又經營著噹噹的美妝採購部，許多美容體驗他都要親自上陣。有一次他還拉著90歲高齡的父親做美容，看著父親滿是皺紋的臉，他突然覺得，現在必須要好好保養自己的皮膚，於是就和父親一起做了個面膜。通常情況下，一對母女一起做美容總會給人一種溫馨、恬靜的美感，而如果把做美容的母女換成一對父子，感覺就有點奇怪了。其實，愛美之心人皆有之，從道理上講也沒什麼可奇怪的。
對事情看得開是李國慶上了北大之後不斷思索的結果，在這之前他還是很在意的。我們經常會遇到因為極度自卑而變得極度自負的人，他們不過是用自己的張揚和自負來掩飾內心深處的那點自卑。處在李國慶的位置想一想吧，北京一個普通工人家庭的孩子，沒有顯赫的家世、也沒有耀眼的容貌，更倒霉的是從自己記事開始，父母就天天關牛棚、遭批鬥，他們頭上還頂著“特務嫌疑分子”、“投機倒把”、“反革命”的高帽子。這樣的環境加上略有缺陷的外貌使得李國慶在童年乃至後來的人生中總是用一種過於激進的方式來思考和應對問題。
因為父親的“罪名”影響了正在上學的哥哥姐姐和李國慶的“進步”，所以他追求進步的那個勁頭比一般孩子都足。學習上刻苦是一方面，關鍵是國小時期的李國慶就能想到用“大義滅親”的方法來表達自己思想上的進步。他看到姐姐無意間把縫衣針插到了領袖像上，就能跑到街道去“舉報”，這一“壯舉”讓居委會的爺爺奶奶們特別欣慰，都說老李家出了明白人。
“文革”結束後，李國慶父親的問題也得到了“平反”。以前做買賣時的老朋友來北京找他，希望他能重出江湖，把貿易公司再開起來。老爺子害怕經商會再次連累孩子們，硬是沒有答應。
噹噹網做大之後，也有記者採訪了李國慶的母親。老太太使勁回憶兒子小時候有什麼“天賦異稟”的徵兆，絞盡腦汁後想到了他在國小二年級時說的一句話。當時是20世紀70年代初期，全國正在轟轟烈烈地開展“上山下鄉”運動，李國慶所在的大雜院，每家都有叔叔阿姨要離開父母到農村去。每次臨行前，親人們都會一送再送，抱頭痛哭。李國慶見多了這樣的場面，就對母親說：“我長大了要當北京市的市長，讓去農村吃苦的叔叔阿姨們都回來。”聽了這樣孩子氣的願望，母親一笑而過。但是，後來看到李國慶在中學大學都當學生會主席，她覺得這個兒子還真是喜歡改變別人的命運，從政也許是個不錯的選擇。
國小、國中，李國慶都屬於積極要求進步的“零缺點”“三好學生”。這種說法是有事實為依據的，滿牆的獎狀就是證明。少年時期的李國慶充滿了正義感，喜歡幫助後進生，喜歡作為學生代表向學校提意見。他還喜歡向老師舉報哥哥不小心犯下的錯誤，“大公無私”的樣子讓母親又氣又笑。母親私下裡曾勸他“摟著點兒”，但李國慶我行我素，堅持認為這樣做才是真正的模範生。
哥哥姐姐們說起這個弟弟，一致認為他在少年時代經常“乾傻事、冒傻氣”，總想做點與眾不同的事。這一點在若干年後他的微博引起廣泛關注後得到進一步的證實，有人對李國慶評價說他“一貫的魯智深的風格，直話直說”。
當然了，在這件事情上，最有發言權的當屬李國慶的老婆兼創業夥伴——俞渝。俞渝半是甜蜜半是調侃地說：“李國慶就是一個性情中人，是比較二的一個人。真該讓他到美國刷幾年盤子，他就不這樣了。”
李國慶是在北師大第二附屬中學讀的高中，在這個青春躁動的年紀，他每天讀的都是《鋼鐵是怎樣煉成的》《約翰·克里斯朵夫》這些很主流的文學名著。雖然他不是北師大的子弟生，但這不妨礙李國慶脫穎而出，成為高中的學生會主席。
那個時候，可以說是李國慶追求“自我價值”的人生階段。他曾組織全校同學集體罷飯，抵制食堂難以下咽的大鍋飯，代價是他不得不寫了一份“深刻的”書面檢查，向全校廣播了一遍。這還不算，曾經榮膺“北京市新長征青年突擊手”稱號的李國慶居然沒能在高中時期光榮入黨，這件事在當時算是對他一個不大不小的打擊。不過那時他還沒有絕望，畢竟高中就能入黨的是少數，不是還有四年的大學時間嗎。他沒有想到的是，大學期間自己那么風光，依然被黨組織“拒絕”在門外。
1983年，李國慶高中畢業了。他認真分析了一下，覺得自己的邏輯思維能力不錯、口才也不錯，準備報考法律系，將來做個“舌戰群儒”的大律師。可是這一年北京大學新開了社會學系，讓李國慶極為心動。在他看來，“社會學就是改造社會的學科”，太符合自己的社會理想了，他毫不猶豫地報考了尚屬冷門的社會學系。這個選擇與十年後江蘇考生劉強東的選擇不謀而合，更為巧合的是兩位同樣畢業於名牌大學的社會學才子都沒有從政，都選擇了下海經商，還都成為中國網際網路時代的風雲人物。
2.北大“風雲男”李國慶
“我要組織同學砸爛你這個封建牢籠，這個封建的枷鎖必須砸爛”！
——李國慶在北大任學生會副主席期間帶領戀愛中的男女向宿管阿姨宣戰
雖然說在重點高中就讀同時擁有北京戶口的李國慶不怵高考，但他沒有因此而放鬆自己，還是一貫地努力學習，以“模範生”的標準嚴格要求自己。他考入北大時的成績是全系第一名，大學期間也一直名列前茅，還時常發表論文，在同系的學生中頗有名氣。
用李國慶的大學同學，後來的尊寶音響有限公司總經理楊小冬的話來說，李國慶的知名度從新生報到那一天就開始顯現了。補充一下，楊小冬的左右臉也有點不平衡，“同是天涯淪落人”的遭遇讓兩個人在北大期間成為最鐵的哥們兒。
楊小冬回憶說：“新生報到那天，大部分北京的考生都知道有個李國慶，尤其是師大一附中、師大二附中、師大系統的更熟。他是那種跟誰都不見外的人，跟誰都能搭訕的人。”李國慶這種自來熟的性格為他日後創業積攢了不少人脈關係，成名之後的李國慶曾經感嘆：“人脈關係對我太重要了。以我做企業的經歷，我的感受是，有許多機會，給誰都一樣，但是為什麼給你？靠的就是人品和人脈關係。”
李國慶在北大讀書期間，像一個雙面人，活得比較糾結。一方面他認真讀書，竭力保持名列前茅的學習成績；另一方面他不安分於校園生活，除了活躍地參加各種社會實踐之外，還喜歡繼續挑戰權威，做一些“驚世駭俗”的高調錶演。比方說大學期間他又重複了高中時期的壯舉，帶領學生們抗議食堂的一伙食質量；他還曾抱怨學校安排的課程有問題，領著同學們鬧了三次，直到學校取消了那門課程為止。
李國慶有點倔強，有點較真，同時也很有正義感，是北大學子眼裡的“正義使者”，愛打抱不平，敢替其他同學說話，甚至連領導的面子也不給。
那時候學校對學生談戀愛還是頗有微詞的，尤其反對那些借電話傳情表愛的學生，認為他們耽誤學習。有一次，公用電話出了故障，學校領導就故意不安排人修理。
可李國慶不幹了，當著校長丁石孫的面跟總務處長較起真來。總務處長說學生“煲電話粥”會影響學習，在學校要以學習為主，因此沒有修電話的必要。這番話激怒了李國慶，激動之餘對總務處長說：你這個老頑固，學生談不談戀愛是他們的自由，你只管修你的電話就是了！
還好，北大的學風比較自由，講究“兼容並包”，校領導們並沒有因為這件事給他小鞋穿。
不管在什麼年代，北京大學學生會主席的含金量都是很高的。余傑曾經說過90年代的北大學生會已經滲入了社會上的不良習性，不少學生為了當學生會主席費盡心機，拉贊助、請客送禮、拉選票等無所不用。這樣看來，“60後”的李國慶還是比較幸運的，他念大學時同學們都還比較淳樸，同學們選舉的學生會主席是那種不逢迎領導敢於替學生出頭的人。這樣一來，本來就愛管閒事的李國慶順利當選了。
新鮮出爐的北大學生會副主席李國慶很是“獨領風騷”了一陣子。他很享受當家做主的感覺，坦言當上北大學生會的副主席之後，就“把我自己都當成校領導了，哪兒的電線桿子該修沒修黑燈瞎火，我就直接打個電話，還不是我打，先讓秘書撥好電話，我再拿過來。我說我是李國慶，三天內必須把這兩個電線桿子路燈給我安好，安不好咱們下個月質詢會見”。李國慶說，北大的最後兩年，是他的個性最為膨脹的時期。
他最大膽的舉措應該是為陷入熱戀的同學們發放保險套。當然了，這次不是敲鑼打鼓的公開宣揚，而是將保險套放到信封里，送給那些提前品嘗禁果的男女學生們。最有意思的是，裝著保險套的信封上還印著“北京高等教育思想政治研究會”的字樣，不明所以的人還以為這是給思想落後的學生上政治課呢。李國慶怕人家說他假公濟私，大學四年竟然一次戀愛都沒有談。像是彌補自己大學期間沒修“戀愛學分”的遺憾，李國慶在畢業之後結婚之前一口氣談了六次戀愛，“檔期”始終沒空過，用他的話說就是：“剩男剩女不可怕，別閒著就行。”
除了向同學們發放免費的保險套之外，李國慶在捍衛大學生戀愛方面還有壯舉，那就是“砸爛封建枷鎖”。當時北大的校規不允許學生談戀愛，所以宿舍樓關門比較早。像女生宿舍樓通常都是晚上11點關樓門，在外人看來這個時間定的還算合理。可對於熱戀的男女來說，不管多么晚關門，他們都嫌早。這其實是宿管阿姨和年輕人之間的代溝問題，發生矛盾不可避免。比如每天都會有晚歸的女生被鎖到門外的事情，緊接著就會有男朋友挺身而出，或惡言相向或低聲乞求，希望宿管大媽能網開一面。
“英雄救美”或者說“騎士與巫婆”的“戰鬥”每天都會在女生宿舍樓門前上演，直到李國慶當了學生代表大會會長。李國慶的英雄主義是很強烈的，他聽了很多男生的訴求之後，義無反顧地來為學生出頭了。他走到宿管阿姨面前，理直氣壯地對阿姨說：“我是學生代表大會會長，你必須把門打開，從此不許鎖！”可惜宿管阿姨不買賬，仍舊不開門。
李國慶是要面子的人，這么多男生把他請過來，可門還是不開，這不是給他難堪嗎？他就當著一對一對的戀人的面發飆了，李國慶當場演說，慷慨激昂的具體內容大多已被淡忘了，但李國慶的同學還記得他當時大聲叫囂著“我要組織同學砸爛你這個封建牢籠，這個封建的枷鎖必須砸爛”！關於這個片段，李國慶到現在還很自豪，總是說：“在北大比我高三屆、低四屆的學生一定都還記得我當年的風采！”他可不是光口頭說要砸爛封建枷鎖，而是真的上前一腳將鎖踹開了。李國慶經過此事後得出的結論是“好鎖也經不住三鞋底子”。
李國慶“點子多、能折騰”，這幾乎是所有北大同學都認可的事實。當時他也勤工儉學、參加社會實踐，但是人家所謂的“勤工儉學”可不是去學校食堂刷盤子洗碗或者看宿舍這類沒有什麼技術含量的工作，而是跑到校外跟著一些新創辦的公司做策劃。
三十年前就敢在北京自主創業開公司的人堪稱走在時代前沿的牛人。這些人的公司規模也許不大，但他們的思想超前，都極具感召力。像李國慶這樣的熱血青年就被人家領袖般的魅力吸引了，做著不要錢的“義工”。雖然掙不到什麼工資，但李國慶的“社會實踐”檔次很高，是可以報銷午餐和車費的那種。所以，從大三開始，李國慶出門已經養成了坐計程車的習慣。在當時，人們出行的交通工具大多是腳踏車或者公車，像李國慶這樣天天打車的異類很是拉風。參加社會實踐除了滿足李國慶打車報銷路費的虛榮心之外，也讓他了解了策劃雜誌或者報紙的流程和方法。成功或失敗都是別人的事，但有心的李國慶因為從頭至尾的參與，對這一掙錢模式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還記得怎么稱呼80年代的有錢人嗎？沒錯，“萬元戶”！
那個年代“萬元戶”的稀缺程度相當於今天的“億萬富翁”。李國慶很爭氣，大學沒畢業就成了“萬元戶”。這一點和十年後就讀人民大學的劉強東相仿，那位更加年輕的網商新貴同樣也是在畢業前夕就淘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這兩個人的經驗也許可以代表一部分成功人士的特色——“掙錢要趁早”。
談到李國慶，80年代一直擔任北大校長的丁石孫還是很有印象的。丁校長是謙謙君子，他對李國慶的評價很有水平，說：“李國慶是能鬧，但都是正統的鬧。”雖然老校長對李國慶的鬧騰還算認可，但李國慶在北大四年鬧騰出了那么大的名堂之後竟然沒能被批准入黨，這一點讓他至今耿耿於懷。
一位知根知底的同學揭秘說：“因為李國慶在大學期間是一個很極端、很有爭議的人，所以沒能入黨。”他還說了，“李國慶是個怪人。一方面，他參加學生會、學代會這些組織；另一方面，他又不太忠誠於這些組織。他經常會冒出點跟主流意見不一樣的觀點，然後再平衡於兩者之間。”看來，古人說的“有得必有失”還真是靈驗，任何時候想要“兼得”都是不大可能的事情。
高中、大學兩次入黨的好時機都從李國慶手中溜走了。這兩次“情理之中，意料之外”的失敗讓李國慶對“從政”產生了一種微不可察的、淡淡的疏離感。這種疏離感在他到政府機關幹了三年就辭職下海的事情上體現得最明顯。
3.機關的水養不住李國慶這條魚
“媽，您兒子在中央做農村研究工作，所以您應該支持農產品漲價。我們城裡人憑什麼就該有肉吃，水果那么多年不漲價，農民日子能好過嗎？”
——李國慶畢業後被分配到中央書記處農村政策研究室，馬上自覺維護起農民利益
俗話說“皇帝的女兒不愁嫁”，與之相似的是“北大的畢業生不愁工作”。尤其是20世紀80年代的北大畢業生，更是各大用人單位眼中的香餑餑。李國慶從北大社會學系畢業之後，被分配到了至今都很熱門的政府機關。李國慶的接收單位有一個很響亮同時很拗口的名字——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中共中央書記處農村政策研究室。能有幸到這裡上班的人還有一個公認的身份——國家領導人的“智囊”。李國慶作為一個剛畢業的大學生能成為“智囊團”的一員，在無數人看來都是燒高香修來的好機緣。
政府機關單位比較看重資歷，無論能力如何，要出眾都得從最基層工作做起，比如端茶倒水、掃地擦桌子之類的雜事，大學生也不例外。李國慶所在的辦公室又偏偏都是局長級別的，整個辦公室就他一個毛頭小伙子，這樣一來所有瑣事都得李國慶一個人搞定，這些繁雜的活對他來說可真是折磨，滿腔熱情都用在打水、掃地上了。他硬著頭皮撐了兩個星期，心情著實有點小鬱悶。
這時，一位老領導找到李國慶，語重心長地跟他說：“讓你這個大學生每天做一些雜七雜八的事情是大材小用了，而且你每天上下班都需要打車，算下來一點也不划算啊！這樣吧，這些掃地打水的事情以後你就別做了，你比我們忙，應該是我們給你打水掃地。”
老領導的話讓李國慶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呵呵”笑了兩聲，過了一會兒才明白這是老領導跟自己開玩笑呢！其實“智囊團”的領導都很和善，是官員也是學者，平常不喜歡擺架子，但剛進機關沒多久的李國慶一時半會沒反應過來，也不敢接話。
李國慶的母親時常會嘮叨大蔥、土豆又漲了幾分錢的話題。每當李國慶聽到後，他都會義正詞嚴地“教育”老太太：“媽，你兒子在中央做農村研究工作，所以您應該支持農產品漲價，我們城裡人憑什麼就該有肉吃，水果那么多年不漲價，農民日子能好過嗎？”母親對這個固執的兒子毫無辦法，總是偷偷地對哥哥姐姐們說這個最小的兒子是“北大培養出來的書呆子”。
剛分配到農村政策研究室的時候，李國慶還是很興奮的。他說上大三的時候，他們班的“有志青年”們就開始在一起討論分配到什麼樣的用人單位才能更好地投入到“改革的洪流當中”去。最後他們得出結論就是到國家某個部門的研究室去做“智囊”，這樣才能實現這個理想。所以當他聽說自己果真被分配到了“智囊團”，第一感覺就是終於能過一把“指點江山”的癮了。
李國慶的工作證在北京還顯不出多么優越，畢竟天子腳下，見過世面的人多了。但頂著國務院辦事員的身份到了邊遠地區，他可就成了“遠來的和尚”，既會“念經”，又無比威風。李國慶曾經到雲南出差，遇到了堵車。堵車這事屬於運氣問題，一般人碰上都沒有脾氣，只能乖乖等著交警來疏導。可李國慶是急性子呀，他坐在車裡憋了一會兒後，忍不住鑽了出來。如果北大的校友看見李國慶當時不太平衡的瘦臉上露出的那種“憂國憂民”的“范兒”，肯定會說“北大學生會主席的那股勁頭又回來了”。
他拿著工作證出現在了最擁堵的地方，說自己還有要務在身，耽誤了時間就會耽誤了大事等等，淳樸的雲南老鄉都很配合地讓了路。結果，一場嚴重的堵車在交警趕來之前得到了圓滿解決。李國慶對自己的“壯舉”更是無比自豪，在以後和朋友聊天時也多次提及此事。
還有一次，李國慶跟幾個朋友在舞廳玩。90年代初期，KTV還沒興起，原先規模參差不齊的舞廳正在向規模化和正規化轉變，簡陋的露天舞台逐漸被上檔次的專業舞廳取代，並且開始向平民化發展，因此生意異常火暴。正當李國慶他們玩得“嗨”的時候，舞池裡突然一片混亂，原來是有人打架。熱血青年李國慶一聽趕緊上前阻止，舞廳里人多混雜，現場指揮不太管用，情急之下李國慶掏出了工作證，現場立刻變得安靜了。
雖說在機關單位混日子，可李國慶的單位到底是國務院的直屬部門，他可不敢抱有“一份報紙一杯茶，混吃等死盼天黑”的心態。況且他只是剛剛畢業的北大青年，用一句時髦的話來形容就是“血還未冷”，所以就不難理解他為什麼都捧上金飯碗了，還依然不放棄寫論文，或者研究“匈牙利早期工人合作組織”等形而上的東西。
在機關工作三年，李國慶除了每年參加兩個課題的研究外，還寫了上百萬字的研究報告以及學術論文等。當時，曾有教授看過李國慶的論文後，打包票說他30歲之前“成名成家”。但李國慶辜負了這位教授的厚愛，沒能在做職業學者的道路上堅持下去，反而對怎樣包裝學者，怎樣讓專家、學者們為他“爬格子”產生了興趣。
北大時期，李國慶去“勤工儉學”或參與“社會實踐”做的事情基本上都是和圖書有關的。大二的時候，李國慶根據自己勤工儉學的經歷寫了一篇“論勤工儉學”的文章，在《北京日報》刊登且占了不小篇幅，這是他最早公開發表的文章。大二的第二個學期，李國慶開始策劃並用一年的時間完成了一部28萬字的著作——《中國社會改造之我見》。書中對農村和城市的發展作了分析，詳細闡述了當時比較嚴重的社會問題，並提出了自己獨到的建議。雖然書中的一些分析和描述還有點稚嫩，但並不妨礙李國慶展示自己的學術天賦。
自從完成這部《中國社會改造之我見》之後，李國慶在學校的名氣逐漸擴散，引起了越來越多人的關注，也得到了很多師生的欣賞，尤其是受到了時任北大社會學系主任的袁方教授和社會學界重量級的人物于光遠教授的青睞，讚揚他有思想、有見解。
對於北大文科生出身的李國慶來說，好像只有編書、寫書這樣的事情才能讓他和“文化”沾點邊。於是，他義無返顧地投入到了“圖書大業”當中。當時，李國慶驕傲地宣稱自己是北京圖書市場最年輕最成功的主編之一，是出版社最歡迎的人物。但是，讓他印象最深或者說以後被他提及最多的並不是他成功策劃了什麼書，而是“砸鍋”的那一套“你我他”叢書。
80年代末的中國人都極為渴求知識，尤其對勵志類的叢書懷有一種朝聖般的心態。李國慶對這種心態捕捉得很準確，但他最大的問題是犯了冒進的錯誤，將原本能夠暢銷的這套叢書印多了。本來如果只印1萬套，肯定能讓所有合伙人都樂得合不攏嘴。可一向“志存高遠”的李國慶同志卻主張印了10萬套。一套書是9本，10萬套是什麼概念呢？即便是今天的暢銷書也很少有一次印刷10萬冊的大手筆。
李國慶的冒進注定要吃虧。他清楚地記得“宣傳、首發式都搞得轟轟烈烈，但書就是賣不完”。當時和李國慶合作的出版社是一家很新、很小的出版社，人家就是太相信李國慶國家幹部和北大才子的雙重身份，才欠著巨款印刷了10萬套叢書。20多年前，近百萬的印刷費、紙張費確實是一筆巨款。如果“你我他”叢書就這么虧了，出版社也只有破產一條路可走。
李國慶覺得這件事的責任在自己，出於一種虧欠的心理，他用了整整兩年的時間在全國各地到處跑，把賣書當成了自己最大的使命。他抱著電話打給所有認識的人，請對方來幫忙推銷這套叢書。什麼工會啊、團中央啊、全國婦聯組織啊、解放軍總政治部啊，不管和圖書沾不沾邊，凡是他能拉上關係的單位他都一一求救。從這件事也不難看出李國慶其實是有俠義之心的人，他面冷心熱，不願意看到和自己合作過的人吃虧。
有一個最能體現他苦中作樂的段子，是他在武漢的推銷經歷。“你我他”叢書不是有9本書嗎，其中《成熟的魅力》、《如何激勵人》、《幽默定律》等在銷售上都沒大問題，關鍵是還有一本叫《乘九路車去天堂》的書鬧了笑話。武漢當地接待他的人一聽這個書名，馬上就搖頭表示幫不了忙。李國慶忙問為何，人家告訴他在武漢也有九路車，這趟車的終點站是火葬場。真是悲催，他組織的那幫編輯們好容易想出個不那么抽象的書名，卻不小心犯了武漢人的忌諱。無奈，李國慶只好黯然離去，坐上火車之後發現自己已經身無分文了。最後實在餓得不行了，他拿了一套書換了兩盒便當慰勞了自己。那個肯用兩盒便當來換李國慶一套圖書的列車員肯定沒有想到，自己的一念之善“挽救”了未來賣書賣得最好的“中國第一人”。用余秋雨的話來說，那就是“這兩盒便當都帶著一種人文的溫度”。這個段子是李國慶在功成名就之後當做笑料講出來的，從笑話中也可以瞧出他當時的不易。
李國慶想，總是利用業餘時間編書賣書也不是個事啊。按照自己入學時幻想的“改造社會”的政治理想，進入國家機關可算是“萬里長征的第一步”。如果他能按部就班地在這裡熬資歷，未嘗不能成為“高幹”。但是，李國慶是那種忍得了論資排輩的人嗎？他要是不找點事來“折騰”，他就不是李國慶了。
果然，每天打計程車上班到單位為前輩們擦桌子、掃地、打開水的“小李”老實了三年之後辦了停薪留職，下海去了。沒有毅然辭職，而是保留著“國家幹部”的身份，這一點說明李國慶還是留有餘地的，萬一經商不成功，不至於連“退一步海闊天空”的機會都喪失了。
他所特有的北京爺們的那種可以稱之為“貧”的好口才，使他與什麼樣的人都能快速地溝通，找到雙方都感興趣的話題。這種“貧”在他成名之後更突出一些，因為冬粉多了，喜歡他和喜歡罵他的人也都多了。但是在未成名的日子裡，李國慶一直在以一種“堂·吉訶德”般的孤獨奮鬥來證明自己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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