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帝[拜上帝會的上帝]

上帝是指19世紀中期，洪秀全、馮雲山受基督教布道書《勸世良言》的影響，在家鄉廣東花縣組織拜上帝會，將上帝作為其信奉之神。

19世紀中期，洪秀全抄、馮雲山受基督教布道書《勸世良言》的影響，在家鄉廣東花縣組織拜上帝會自，並模擬《勸世良言》寫成《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訓》互、《原道覺世訓》等書，作為該會教義動，同時又制定了宗教儀式與會規。洪秀全曾專程到廣州學習基督教教義，但因其“信仰不純”而未能受洗。其後他便自稱天父“爺火華”次子，稱“爺蘇”為天兄，並將此作為組織管理農民起義隊伍的手段。拜上帝會雖曾得益於基督教，但在許多方面與基督宗教大相逕庭，被視為異端邪教。洪秀全以拜上帝會為組織形式，以會員為基本力量，發動反清武裝起義，建立了太平天國。洪秀全是廣東花縣人，自幼攻讀儒書，熱中科舉仕途。1836年赴廣州應試不第，遇傳教士送他一本梁發所著的《勸世良言》，當時只略一瀏覽，未予置理。1837年再次赴試落第，因極度失意而悲憤成疾，回鄉臥病40餘日，“後得異夢乃愈”。1843年第三次應試落第，在煩亂苦悶中，同表兄李敬芳重讀《勸世良言》，認為“內容奇極，大異於尋常中國經書”。洪秀全對該書“反覆細勘”，“如夢初覺”，因其與七年前的異夢多有符合，“覺得已獲得上天堂之真路和永生快樂之希望，甚為歡喜”。他和表兄按書中所言，以水灌頂，自行施洗。後與馮雲山、洪仁玕[gan肝]等“潛心細讀”《勸世良言》，從中汲取思想養料，決心拋棄科舉仕進之念，向世人“宣講拜偶像之罪惡及信拜真神上帝之要”。不久，他棄去孔子牌位，停閉學館，於1844年4月與馮雲山去外縣及廣西宣傳拜上帝的教理。同時，自行編寫《百正歌》、《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訓》及以後的《原道覺世訓》散發，其內容均以傳教為主旨，限於宗教倫理，尚未涉及政治革命。1847年春，洪秀全得漢會信徒周道行的引見，偕洪仁玕赴廣州向浸信會牧師羅孝全學習基督教教義，並研讀郭士立所譯《舊約》和《新約》聖經，以及羅孝全編注的傳道書。三月後請求施洗，因羅孝全的兩名黃姓助手的排斥而未果。7月，洪秀全去廣西紫荊山，與馮雲山會合。當時已有信徒數千，勢力日大，號稱“拜上帝會”。二人共同制定宗教儀式和《十款天條》，並四出搗毀偶像，批判邪神妖魔。雖然拜上帝會的宗教宣傳並沒有直接號召推翻清朝統治，也沒有指出人民受苦受難的真正原因，但它直指中國原有的神道偶像是“老蛇妖鬼”，“閻羅妖”，是禍害之源；認為只有信仰崇拜“皇上帝”，遵奉天條不拜邪神，才能“天下一家，共享太平”，變“陵奪鬥殺之世”為“公平正直之世”。拜上帝會在發展過程中，不斷與團練等封建勢力發生衝突，日益由宗教組織演變為政治軍事組織，終於在1851年揭竿起義，爆發太平天國革命。
這次起義是拜上帝會組織和發動的，而拜上帝會則源於基督教。拜上帝會的創始人馮雲山，據說在1848年訪問過郭士立牧師，並在其名下領洗。漢會在1853年9月27日也報告說，馮雲山在三年前與廣西漢會成員接觸，其後成為漢會成員，曾受業於郭士立牧師門下。郭士立是早期來華的基督教傳教士，其神學思想和傳教方式深受摩拉維亞弟兄會的影響。摩拉維亞弟兄會的信仰以基督為中心，但上帝與基督彼此同一。禮拜儀式簡單，僅有洗禮、唱詩、讀經和禱告。主張消除等級特權，強調人人平等，信徒之間互稱兄弟姊妹，提倡實行財物公有。信徒依性別、婚姻劃分小組，由組長負責紀律與靈修，以保證生活嚴謹。每位信徒均可自由傳道，因無確定的教義標準和信仰條文，傳教皆隨個人意願而為，不受布道會的約束。由於漢會的傳教活動早已進入廣西一帶，其成員進入拜上帝會並發生影響，也屬當然之事。洪秀全、馮雲山、洪仁玕等人與那些傳教士都有聯繫，因而拜上帝會的信仰體系與漢會有著不可否認的淵源關係。但在革命活動中，他們又糅合進自己的社會、政治理想及中國的傳統思想，使其在許多方面與基督教大相逕庭。這種“異端”趨向，隨著太平天國運動的發展而日益顯著。
拜上帝會崇拜“天下凡間大共之父”的“皇上帝”，說“大而無外謂之皇，超乎萬權謂之上，主宰天地人萬物謂之帝”。皇上帝是無所不能、至高無上的獨一真神；耶穌基督是上帝的聖子和救贖世人的主，同時反對敬拜上帝以外的邪神和各種神靈的偶像(甚至包括天主教的聖母像)。但在基督教教義中，耶穌是上帝的獨生子和救贖世人的主，而拜上帝會卻宣稱洪秀全是上帝的次子。在早期，楊秀清、蕭朝貴曾多次聲稱天父(上帝)、天兄(耶穌)分別附體傳旨，藉以穩定局面。洪秀全事後肯定了這些傳旨內容，並列為教義。楊、蕭等人也曾稱為天父之子和婿。晚期，洪秀全除提出天母、天嫂外，還稱天兄無子，將子洪天貴福過繼給耶穌為嗣子。這樣，基督教關於聖父(上帝)、聖子(耶穌)和聖靈(聖神)的三位一體教義，在拜上帝會中變成了“爺哥朕幼”的“上帝家庭”。
洪秀全還汲取《勸世良言》中有關天國的雙重涵義，但不是界定為天堂和教會，而是分為天上的大天堂和地上的小天堂。小天堂不是指教會，因為拜上帝會並無教會的觀念和組織。他們沒有牧師制度，沒有特定的禮拜堂，一切宗教生活皆由各級統領主持。後來雖然按洪仁玕的建議，設有“牧司教導官”一職，但在政教合一的國家體制中，他也只是專職分管宗教事務的官員而已。洪秀全說：“天上大天堂是靈魂歸榮上帝享福之天堂，凡間小天堂是肉身歸榮上帝榮光之天堂。”“神國在地是上帝小天堂，天朝是也。”(《欽定舊前遺詔聖書批解》)這個肉身榮光的小天堂，後稱“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國”。太平天國後期，洪秀全將《啟示錄》中關於世界末日天國降臨的預言加以發揮，稱太平天國就是從天降臨的“新天新地”，天京就是新的耶路撒冷。
洪秀全從《勸世良言》中汲取“上帝當拜，人人所同”，“普天之下皆兄弟，上帝視之皆赤子”的平等觀念，但不接受謙怯自卑、安於命運、順從官府等說教。拜上帝會將宗教上的平等觀念擴大到政治和經濟制度上，把靈性上的平等推及到現世生活中，提出男女平等，人人平等，民族平等的主張，呼籲世間的兄弟姊妹“跳出邪魔之鬼門，循行上帝之真道，時凜天威，力遵天誡，相與淑身淑世，相與正己正人，相與作中流之砥柱，相與挽已倒之狂瀾，行見天下一家，共享太平”，實現“有無相恤，患難相救，夜不閉戶，道不拾遺，男女別途，舉選上德”的理想社會。
拜上帝會採納了基督教關於魔鬼的觀念，把魔鬼作為罪惡的代表。《勸世良言》所稱蛇魔、鬼風等，系指不具肉身的“邪靈”、“惡靈”，即靈界的異教邪神，而拜上帝會則將其在宗教和政治上的敵人都包括在內。除將閻羅妖、東海龍妖、老蛇稱魔鬼外，洪秀全還提出“土、木、石、金、紙、瓦像，死妖該殺約六樣，及邪教、粉色、煙、酒、戲、堪輿、卜、筮、祝、命、相、聃、佛、娼、優、尼、女巫、奸、賭，生妖十九項”。在檄文中以“奉天誅妖”為名，直指清朝皇帝及官兵為“韃妖”、“妖胡”。洪秀全宣稱：“爺(上帝)今聖旨斬邪留正，殺妖，殺有罪，不能免也。”並針對基督教的謙卑、寬恕等說教，宣布“過於忍耐或謙卑，殊不適用於今時，蓋將無以管鎮邪惡之世也”，從而將誅妖與救世的政治目標結合起來。
對待《聖經》，拜上帝會由於對現世的重視，遠遠超過對來世的重視，因而與基督教大不相同。洪秀全雖然十分尊重《聖經》，稱為“天書”、“遺詔”，但常按自己的想法批解。當他認為某些經文不適合太平天國時，就另引經句加以批駁，有時乾脆宣布“爺知新約有錯記”。拜上帝會認為，太平天國天王的詔書，也是《聖經》的組成部分，與《新約》、《舊約》同等。太平天國明令宣布：“當今真道書者三，無他，《舊遺詔聖書》(《舊約》)、《新遺詔聖書》(《新約》)、《真天命詔書》(洪秀全所下詔書)也。”後期，又在《欽定士階條例》中，將《新遺詔聖書》改為《前遺詔聖書》，又稱《前約》；將《真天命詔書》改為《天命真主詔旨書》，又稱《真約》。這樣，由《新約》和《舊約》兩部分組成的基督教《聖經》，便被擴充為由《舊約》、《前約》和《真約》三部分組成的拜上帝會《聖經》。
拜上帝會的宗教禮儀多屬無師自創，因而呈中西混合的形式。舉行洗禮時，大堂一端的神桌上置明燈兩盞，清茶三杯。男女分坐左右，開始時齊唱讚美詩，主禮人講道。祈禱時，全體向著陽光進入處跪下，由一人代眾禱告。新皈依的教徒要寫一張“悔罪奏章”，上書本人姓名，行禮時由本人高聲朗讀，讀畢焚化。主禮人問求洗者：“願不拜邪神否？願不行惡事否？願恪守天條否？”求洗者悔罪立願後跪下，主禮人從大盆清水中取水一杯，灌於受洗者頭頂，同時念道：“洗除罪惡，去舊從新。”然後領洗者起立，自飲清茶一杯，再以盆中清水自洗胸口，表示洗淨內心。教徒也常到河中浸洗，同時祈禱認罪求赦。受過洗禮者即可承領各種祈禱文，在早晚禮拜和食飯時念誦。此外還有婚、喪、動土等的祈禱文，在舉行儀式時念誦，其儀式類似中國祭祖拜神舊俗。
拜上帝會成立初期並不知道有聖餐儀式，後期雖有類似儀式，但仍很簡單，多在每月第四個禮拜日分飲少許葡萄酒。每個禮拜日(由於歷算錯誤，實際上是公曆的星期六)禮拜時唱詩、讀經、講道。講道寫成書面文章，講畢當場焚化。最後焚香並鳴放鞭炮。
對於基督教的傳統節日，拜上帝會也一無所知。洪秀全在1859年下詔規定：正月十三為“太兄升天節”(耶穌升天之日)，二月初二為“報爺節”(對上帝感恩之日)，二月二十一為“太兄暨朕登極節”，三月初三為“爺降節”(楊秀清自稱上帝附體傳旨日)，七月二十七為“東王升天節”(楊秀清遇害日)，九月初九為“哥降節”(蕭朝貴自稱耶穌附體傳旨日)。後期雖有慶祝耶穌聖誕的活動，但僅是舉行禮拜和擺設盛筵，並無基督教的傳統禮儀，也非全體信徒都慶祝聖誕節。
在宗教戒律上，洪秀全把摩西十誡改為“十款天條”，即一、崇拜皇上帝；二、不拜邪神；三、不妄題皇上帝之名；四、七日禮拜頌讚皇上帝；五、孝順父母；六、不殺人害人；七、不姦淫；八、不偷竊劫搶；九、不講謊話；十、不起貪心。每條之下都附有四句七言韻語，如第一條下是：“皇天上帝是真神，朝夕禮拜自超升，天條十款當遵守，切莫鬼迷昧性真。”這與基督教里所唱的讚美詩差不多，便於教徒記誦。金田起義後，天條便成為太平軍初期的軍律。後來又發展為更為完備的《五條紀律詔》、《行營規矩》、《定營規條十要》、《行軍總要》等。例如《定營規條十要》第一條是“要恪遵天命”，第二條是“要熟識天條、讚美、朝晚禮拜、感謝規矩及所頒詔諭”，處處充滿著宗教的意識。太平軍不僅在戰爭的艱苦條件下嚴格奉行宗教禮儀，而且非常重視“天情道理”的宣講，使士兵“只知有天父兄，不怕有妖魔”，作戰時奮不顧身，絕不怕死，又嚴守紀律，團結一致，所以成為一支英勇善戰的軍隊。
拜上帝會雖然在許多方面與傳統基督教大異其趣，但畢竟脫胎於基督教，與早期傳教士的傳教活動有直接的聯繫。因此，太平天國革命爆發後，西方傳教士有人認為是解決在華傳教問題的絕好機會，“如革命成功，吾人可預料之利益，乃是大開海禁以便傳教通商。”儘管當時英美當局不許傳教士公開同太平軍接觸，但有些人仍對拜上帝會和太平天國在報刊上和言談中寄予同情。上海老北門浸會禮拜堂的美國傳教士晏瑪太，甚至還接待化裝途經上海的馮雲山子侄二人，自稱可協助他們乘美國軍艦潛往天京(二人臨行前又被留下，終遭清軍殺害)。洪仁玕是拜上帝會最早的信徒。金田起義後，他未能及時與大隊會合，後被清朝通緝，四處逃亡。1852年4月由洪亞新帶往香港，為巴色會牧師韓山文收留，學習基督教教理。1853年底，韓山文為他施洗，其後在港教書為生。1854年春，他乘輪船往上海，擬入天京效力。行前韓山文贈以書籍多種。由於清軍阻路，他不得不滯留上海，在倫敦布道會的墨海書院工作，與傳教士麥都思、艾約瑟、慕維廉等來往密切。1854年冬，他返回香港，被倫敦布道會聘為宣教士，為理雅谷牧師的助手。1858年，倫敦布道會出錢資助洪仁玕再赴天京，行前受到上海的英國傳教士聯名祝賀。洪仁玕任乾王后，傳教士深受鼓舞，認為他會“試圖以正統派的基督教義來指示、勸告洪秀全，改正洪秀全錯誤的宗教觀點”。因此，1860年8月後，相繼有10餘名外國傳教士去蘇州、天京訪問。
這時，英美當局不再禁止他們的傳教士進入太平天國控制的地區，改而通過他們去了解太平天國的宗教和通商政策。外國傳教士自己也說“在叛亂的事件上從來不給太平軍一絲一毫的臂助，或講一句鼓勵的話。傳教士在他們那裡無非是要蒐集某些情報，教導他們更完備地了解真道，或勉勵他們放棄錯誤的見解，以及不合基督教道理的習俗”。對於教義上的分歧，洪秀全並沒有遷就外國傳教士。1861年3月訪問天京的英國傳教士艾約瑟，寫了一篇《上帝有形為喻無形乃實論》進呈，洪秀全則以自己在“異夢”中升天親見上帝一事作答。事後，艾約瑟說，“當英美傳教士對他提供意見要求修正他所頒布過的主張時，他總是簡單地說，放下先前教會的慣例約束。不論在任何事上對他怎樣說明，他總是和顏悅色地、可是堅決地加以反駁。”並說，太平天國官員已“看出他們自己與英美基督教徒的觀點大相懸殊”。
但是，洪秀全等人對於這些分歧並沒有從本質上加以認識，僅僅視為與傳教士和英美當局在宗教或政策見解上的歧異。1858年《中英天津條約》簽訂後，英使額爾金為開放沿江通商口岸作準備，率兵船闖入長江經過天京時，洪秀全稱他為“西洋番弟”，他的到來是“兄弟團圓”，並傳言請羅孝全來相會。在美國公使的授意下，羅孝全在1860年9月22日到蘇州會見李秀成，並因其協助李秀成辦理外交事務而深受器重。11月13日羅孝全被護送入天京，受到禮遇，並賜封“義爵”，委任外務大臣，輔佐乾王襄理外事，住乾王府內。1862年1月，在英法公開出面武裝干涉太平天國的前夕，他藉口因其僕人與乾王發生衝突，在20日秘密乘英艦雷納德號逃往上海。一個月後，報刊上披露了他給美國公使的報告，說明他是在知道外國軍隊的武裝進攻在即，並得到通知而出走的。可是，在獲悉外國軍隊準備協助清軍守衛上海時，李秀成還致書英、法、美等國公使，希望與他們“推誠相與”。然而，太平軍雖信守不攻上海的諾言，“同拜上帝”的洋兄弟卻毫無信義地協助清軍大舉進攻太平軍。傳教士也紛紛站在本國侵略者和清軍一邊，參與鎮壓太平軍的罪惡活動。洪仁玕在就義前沉痛地說：“我朝禍害之源，即洋人助妖之事！”西方傳教士“勸人為善”的偽善面目逐漸為中國人民所認識，繼之而來的便是震盪宇內的反洋教鬥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