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頡剛和他的弟子們》

《顧頡剛和他的弟子們》

《顧頡剛和他的弟子們》,作者王學典,由中華書局出版社於2010年12月1日出版。其內容是以聞名中外的“古史辨派”為研究重心的現代學術史著作。並不是一般意義上的學術史著作,而是著眼於陳述和分析顧頡剛和他的弟子們師生之間的關係。

基本信息

內容簡介

封面封面

本書首論顧頡剛的學術造詣、影響和品格,次及他的育才之方,主要講述了顧頡剛和他的五大傑出弟子——何定生、譚其襄、童叔業、楊向奎、劉起釪——之間的關係,五大弟子都曾緊緊追隨顧頡剛,但又都因各種的原因與顧頡剛在學術上產生分歧甚至分道揚鑣,師生之間的分分合合,其原因除個人心性、氣質上相異之外,社會環境的影響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尤其是1949年之後的各類政治運動,對人們心靈的扭曲,在顧頡剛與童叔業一章里,表現得淋漓盡致。

作者簡介

王學典,山東滕州人。1979年9月考入山東大學歷史系;1986年7月該系史學理論專業研究生畢業,獲碩士學位並留校任教。1996年晉升為教授。曾任山東大學文史哲研究院院長。2006年調任《文史哲》雜誌主編,兼任中國史學理論研究會副會長。主要致力於歷史哲學和史學理論研究、中國現代學術文化史研究,尤長於中國現當代史學思想及史學思潮研究。已出版《歷史主義思潮的歷史命運》、《二十世紀後半期中國史學主潮》、《翦伯贊學術思想評傳》、《20世紀中國史學評論》等多部專業學術著作。

寫作背景

胡適曾經俏皮地說過,歷史如同“實在”一樣,是一個百依百順、任人裝扮的小姑娘。這樣說當然有些誇大其辭,但卻形象地道出了歷史的不確定性質。歷史的確不像磚頭一樣具有固定形狀,它永遠不停地被改寫、重寫。學術史是“歷史”的一部分,當然也具有“歷史”的不確定性質。近幾十年來,民國時期的學術地圖不斷被改繪,在不同的學派手裡,這張學術地圖的邊界也不同,就充分說明了這一點。

民國時期學術地圖繪製中的最大問題,是如何確定唯物史觀派與史料考訂派所占比例。最先起來繪製民國學術地圖的是顧頡剛,他在1945年主編出版的《當代中國史學》一書認為,鴉片戰爭以來的史學史就是史料考訂的歷史,所以,史料考訂派在這張地圖中應占據絕大部分版面,而唯物史觀派則只能占有一個很不起眼的角落:除了肯定了郭沫若外,其他唯物史觀派學人沒有進入著者的視野,有的章節甚至把唯物史觀派看做是“宣傳家”而非“學問家”。整整40年後的1985年,唯物史觀派的代表人物之一的尹達主編出版了《中國史學發展史》一書,在這本書里,民國時期的學術地圖被重新繪製,唯物史觀派幾乎籠罩全圖,史料考訂派所占比例則被大大縮小:郭沫若史學設專章評述,傅斯年的名字僅一筆帶過,陳寅恪、陳垣與呂思勉、鄧之誠等被擠在“資產階級史學中的愛國和進步傾向”一節里,顧頡剛及其學派被保留了一個專節。

進入1990年代,民國學術地圖繪製中的最大問題已經轉換為史料考訂派內部史家的相對地位如何確定的問題,換句話說,是史料考訂派這座梁山上的各路英雄如何排座次的問題。不少人認為,史界二陳陳寅恪、陳垣應居中心地位,而陳寅恪則為“龍頭老大”、現代史學的第一人。另有人提出,這些“學術諸侯”應劃為兩路:一路為開風氣創學派者:梁啓超、胡適、顧頡剛;另一路為社會影響小而學術影響大的實力派者:王國維、陳寅恪、陳垣。諸如此類,不一而足。

依筆者淺見,不論民國學術地圖如何繪製,都不應缺少或縮小顧頡剛及“古史辨派”所占比例。上古史專家、考古學家徐旭生(炳昶)1960年曾繪製過一幅民國學術地圖:自蔡元培1917年執掌北京大學起迄1949年止,“疑古學派幾乎籠罩了全中國的歷史界……當日在各大學中的勢力幾乎全為疑古學派所把持”。這幅圖景當然很難說確切,但是,雖不中亦不遠。學術史資料顯示,從20世紀20年代開始至新中國建立,學術界,特別是史學界,真正創立了一個學派、扭轉了一時學術風氣的,可以說除胡適、顧頡剛外再無他人。在民國時期的史學界,事實上長期坐第一把交椅的是顧頡剛,這有大量資料佐證。顧頡剛不但以古史名世,更以善於識拔、獎掖、培養青年學人蜚聲士林。顧頡剛本人是胡適的門生,他自己又帶出了一大幫弟子,這幫弟子遍布學界,且又各自帶出了自己的學生,支撐著當今的史壇。這就是現代學術的薪火相傳。在培養學術傳人方面,顧頡剛可以說前有章太炎、胡適,後無來者。這一點將構成民國學術史上不可或缺的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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